陪他們走過餘生，卻送不了終…成人監護社工淚：我們是沒有血緣的家屬
記者張雅筑／台中報導【12:03發稿丨17:02 更新 新增照片、內容】
在醫院與安置機構的走廊間，社工李學玫已經走了8年。從最初在醫院看著弱勢街友出院後如斷線風箏般消失，到如今在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專職「成年監護」業務進入第6年，但她的角色早已超越了傳統社工的定義。
「講白話一點，我們就像是這個個案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屬。」李學玫平靜地說。這份「家屬」的工作，不僅要處理醫療與安置，有時還得觸及科學無法解釋的領域。她曾為了將租屋處還給房東，請來風水師為長輩供奉數十年的神像進行「送神」儀式；也曾鑽進堆滿雜物的舊屋，在天花板或床底翻找長輩藏了一輩子的積蓄。這些在外人看來瑣碎甚至帶有玄學色彩的雜事，對李學玫而言，都是在守護一個失能者最後的自主權——「如果我是他，我也希望我深信一輩子的信仰與財產，能被溫柔地安置。」
然而，這份比血親更親的陪伴，卻往往在生命的終點撞上一道冷冰冰的法律高牆。在台灣現行制度下，當受監護人往生的那一刻，監護關係便宣告解除。這意味著，陪伴長輩走過人生最後五年、十年的社工，在法律上瞬間失去了處理後事的權利。「這是我們覺得最遺憾的地方，」李學玫難掩心酸，「我們陪伴他這麼長的時間，做的事情比血親還多，但他走的那一刻，我們卻沒權利幫他辦理入殮，甚至眼睜睜看著他可能變成『有名無主』的大體，被冰存、等待漫長的行政公告。」
為了不讓長輩孤單地走，李學玫與夥伴們總是在長輩臨終前展開一場場與時間賽跑的「闖關」。她們得卑微地聯繫那些失聯已久、甚至關係惡劣的血親，只為求一張委託書，讓社工能合法地送長輩最後一程。李學玫回憶起一個令她至今難忘的家庭，她說，那對子女皆為心智障礙者，當母親在加護病房垂死掙扎時，自己拿著放棄急救同意書，耐心地向女兒解釋：「如果不簽，媽媽會面臨壓胸、電擊和插管；如果簽了，我們讓媽媽平靜地走。」女兒聽完後點了點頭，但哭得很傷心，最後邊哭邊簽名。
在拿到同意書後，李學玫說，自己走出那家門後，內心壓抑許久的情緒終於潰堤，獨自坐在機車上大哭一場，才將那份沉重的資料送回醫院。而在那場喪禮上，患有智力障礙的兒子無法理解母親為何縮小成一盒如奶粉般的粉末，看著兒子在樹葬途中驚慌地想要放手，李學玫自然地接過了骨灰罈，陪著他一起將母親緩緩倒入大地。李學玫表示，那一刻，她知道自己不只是社工，她就是那個家庭的一份子！
成年監護社工的工作，有時還得跨越鐵窗！李學玫曾負責一名老母親的案子，而她唯一的兒子正身陷囹圄，為了處理長輩的財產與安置，李學玫與這名受刑人通了兩年的信，甚至數度踏入監獄探監。當老母親病危時，這名在獄中度過漫長歲月的兒子，在李學玫面前老淚縱橫，哀求見母親最後一面。面對「簽下保證書」的巨大責任壓力，李學玫與主管陷入了掙扎——若出意外，誰能承擔？但看著病床上奄奄一息的長輩，她們選擇了勇敢。當晚8點，在獄警的押解下，兒子終於在病床前握住了母親的手，雖然母親已無意識，但那場跨越鐵窗的告別，成了雙方生命中唯一的救贖。
這份工作並非總是勇敢，更多的是情緒的疲憊…李學玫坦言，COVID-19疫情尾聲時，她在短短四個月內連續送走了三位長期服務的個案。剛辦完A的後事，B就病危，接著C也離開了。「那時候我真的繃不住了，覺得心裡好累、好疲乏，好像一直在送人離開。」李學玫回憶。就在她快要支撐不住時，主管的一句話接住了她：「學玫，會不會是因為他們知道，要送他們離開的那個人是你，所以他們很放心？」這句話，成為她堅持至今的初心。
李學玫說，自己非常明白，在孤獨死盛行的年代，能有一個人盡其所能、有尊嚴地把長輩送走，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目前，弘道是台灣極少數以法人團體身分擔任監護人的機構，李學玫坦言，這條路走得很孤單，因為沒有太多先例可循，只能自己闖、自己碰。她期盼未來能有更多社福團體投入這個領域，更希望政府能看見制度的缺口。「我們不希望他們只是冰冷的案件編號，」李學玫眼神堅定地說，「我們只是想在他們走後，還能以家人的身分，好好跟他們說一聲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