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送正式被納入治理後 台灣外送產業會變好嗎？
採訪・撰文＝林玉婷
台灣以數位平台形式運作的外送服務，約在2012年前後隨foodpanda 進入市場而出現，初期服務集中於都會區，使用頻率有限，外送仍屬補充型便利選項。
隨著智慧型手機普及、行動支付成熟，以及Uber Eats等平台於2016年後加入競爭，外送快速擴張，品項從餐飲延伸至飲料、生鮮與雜貨，逐步成為高頻服務。疫情期間，內用受限更進一步放大外送使用規模，使其深度嵌入民眾日常生活。
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勞動風險、交通安全、價格透明與責任歸屬等問題系統性浮現。當外送不再只是市場創新，而是牽動大量勞動者、餐廳與消費者權益的關鍵服務，單靠市場運作已難以承載其社會影響。
外送專法的出現，正是這條發展路徑的結果。它不是否定外送的成長，而是宣告：台灣外送產業，正式從擴張期，走進需要被治理的新時代。
當公共政策遇上數位系統，全面承接的模式正面臨挑戰
台灣數位平台經濟協會（DEAT）常務理事馬培治形容，外送專法是一種典型的公共政策邏輯：一次性訂出底線、全面適用；但平台運作的本質，卻是高度即時、需要不斷動態調整的數位系統。這兩種邏輯一旦交會，勢必產生摩擦。
在專法底線確立後，平台首先面對的，往往不是是否退出外送市場，而是重新評估哪些外送服務在現行條件下仍具可行性。當每一單的最低成本被制度化，平台已難再完全仰賴薄利多銷支撐效率，而是逐步朝向更精緻、單價相對提高的經營模式調整。
這也意味著，平均每單成本上升、客單價隨之調整的壓力會逐漸浮現；相對之下，低單價的小吃、飲料、生鮮雜貨，使用外送承接的難度可能提高。外送服務的角色，因而更可能從高度日常化，回到「在特定情境下被使用」的定位。
平台如何調整，將取決於區域與需求條件
依馬培治的觀察，外送平台能否持續運作，將愈來愈取決於具體條件，而非單一策略。
其中一種情況，是人口密集、餐廳密集、外送員供給也相對充足的精華區。在這些區域，訂單量與效率仍有機會支撐較高的制度成本，外送服務得以維持一定頻率。
另一種情況，則是非精華區轉向較為精品化的消費模式。外送不再以速度為唯一目標，而是接受等待時間拉長、價格提高，以承接特定需求。
若無法符合上述條件，部分區域或訂單型態，可能會面臨平台重新配置資源，甚至暫停承接的情形。在平台重新配置資源的過程中，低單價需求與高度依賴外送、但缺乏調整空間的小商家，確實較容易率先感受到壓力，這也是後續政策與產業配套需要正視的課題。
部分餐廳若不隨之改變 將可能逐漸邊緣化
從產業治理角度來看，外送轉型並不只考驗平台，同時也重新檢驗餐廳端的準備程度。
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發展與策略研究所所長朱浩指出，透過平台進行交易時，若餐廳缺乏基本的數位管理能力，往往容易陷入被動。產品資訊更新不即時、餐點結構不適合外送、價格與菜單調整彈性不足，最終只剩下被動接受平台排序結果。
因此，外送治理若僅聚焦於平台與勞動層面，仍可能留下結構性風險。朱浩提醒，若餐廳端無法同步升級，外送服務反而可能使部分餐飲業者逐漸邊緣化。相關產業單位是否能介入輔導，協助餐廳在產品管理、資訊更新與餐點設計上調整，將影響外送市場未來是走向集中，或仍保有多元結構。
規範需要邊界，彈性仍是創新的必要條件
雖然專法上路，但是治理並非規範越細越好。朱浩指出，若制度設計過於嚴格、細節過度僵化，反而可能壓縮外送產業的創新空間，使平台傾向保守操作，甚至降低投入新嘗試的意願。這樣的風險，也與馬培治提醒的「數位政策仍需保留動態彈性」相互呼應。
外送專法的目的是導正長期累積的制度失衡，但後續子法與定型化契約，若在缺乏充分討論下快速定案，可能產生新的適應成本。朱浩認為，相關制度設計，應納入平台、外送員、餐廳、消費者，以及零售、生鮮、餐飲供應鏈、學者與協會等多方意見，才能在治理與產業發展之間取得相對穩定的平衡。
短期調整難免帶來不適，但未必是終局
在轉型初期，市場出現摩擦幾乎難以避免。當平台嘗試調整費率或分攤成本時，餐廳與消費者的反感情緒可能出現；而外送雖然已深度融入生活，但並非所有情境下的剛性需求，使用行為出現變化並不意外。
朱浩預期，這段調整期可能促使市場重新洗牌：外送使用頻率趨於理性，品牌、服務品質與穩定度的重要性提高。長期而言，外送未必更便宜，但有機會朝向結構更清楚、責任更透明的產業樣貌發展。
專法不是終點，而是一次集體調整的開始
外送專法或許難以讓所有人都滿意，但是它卻讓一個長期被忽略的事實浮上檯面：便利之所以顯得輕易，是因為部分成本與風險過去並未被完整計入。
當這個結構開始被修正，外送勢必出現變化：價格、速度與可得性，都將隨之調整。當便利被納入治理，我們是否能接受為更清楚的責任結構付出相應代價？這不只是平台的選擇，而是整個社會，正在經歷的一次產業調整。
審稿編輯：童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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