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Aiworks 執行長黃琇琳：工作與家庭沒有完美平衡，先生當「地板」，我才能成為孩子的「天花板」
專訪 Aiworks 執行長黃琇琳：從降薪4成投入新創、走過產後大病停擺一年，到帶領 AppWorks School 轉型 Aiworks 協助企業 AI 落地。看她如何破除「工作與家庭平衡」的迷思，運用高敏感特質與「地板天花板」哲學，在 AI 浪潮中重新定義職場與母職價值。
黃琇琳曾經是個徹底的工作狂。
從台大資管所、瑞典皇家理工學院交換，到IBM、跨國電商，她一路走在多數人眼中的「好職涯」上。 然而，當身邊同學紛紛飛往矽谷追求高薪，她卻選擇離開大公司，降薪4成加入只有5人的新創團隊，投入普惠金融。
那時的她，不分晝夜，全力衝刺。
直到孩子出生，打破原有的節奏。新創與育兒的雙重壓力，讓她身心俱疲，甚至整整停擺一年沒有工作。
「這世界上沒有所謂的『工作與家庭平衡』，一定是失衡，絕對失衡！」她說，所謂平衡，其實是各退一步，重新定義所謂的『好』。」
休養後重返職場，她沒有回到原本的工程主管職位，而是接手 AppWorks School（編按：台灣大哥大總經理林之晨於2016年創立的數位與軟體人才培育單位），陪伴700多位非理科青年轉職成為工程師； 如今面對AI浪潮，在林之晨決定砍掉成熟業務後，她再次帶領團隊轉型為 Aiworks，協助台灣企業AI落地。
回頭看，她一次次走上的，未必是最容易的路，卻始終指向同一件事：「希望自己的能力，能對這塊土地有一些幫助。」
而這個答案，從黃琇琳在瑞典交換的那段日子裡就已然浮現。
一趟瑞典交換找到職涯指南
在台大資管所就讀期間，黃琇琳與當時的男友、如今的丈夫，一起到瑞典交換。
離開台灣後，她第一次強烈感受到「國家」的存在。
「你必須用『國家對國家』的角度去介紹與認識朋友。在台灣不會有這個意識，但離開台灣，那種歸屬感與認同感會更強烈，」黃琇琳回憶。
那段時間，她反覆琢磨台大哲學系教授傅佩榮曾說的話：「（在台大）拿了最好的資源，以後要回饋社會。」於是，「回饋土地」成了她至今未曾動搖的信念。
只是，剛踏入職場的黃琇琳，還不知道什麼是「自我價值」。她跟隨大眾腳步到人人稱羨的外商IBM擔任軟體工程師，但，不到一年就決定「逃跑」。
「IBM很大、分工細，我就像一個極小的螺絲釘，完全看不到自己的價值，」黃琇琳分享。
後來她轉進跨國數位電商公司，待了4年。在頂尖工程師環境中累積扎實的技術能力，卻再次感到困惑。「你只是接到任務、寫出程式，但你不知道這是不是市場要的？」
當時「敏捷開發」正紅，核心理念直擊她：軟體開發不只是技術，更重要的是，你究竟要為使用者創造什麼價值？
為了追尋心中的價值，她近乎「任性」的轉換跑道，降薪加入推動普惠金融的 Fintech 新創。
工作狂遇上母職，人生被迫停下來
「辦公環境真的很小很小、很舊！」黃琇琳毫不掩飾地描述新東家，但她卻做得起勁。
讓她充滿熱情的，是這份工作能夠 服務傳統銀行看不見的一群人。
她說，許多菜販與司機雖有穩定收入，卻因缺乏傳統薪轉證明而被銀行拒之門外。團隊透過審核進貨紀錄與攤位狀況幫他們連結資金，度過難關。
「我們的系統真的幫到了人！」黃琇琳眼睛發亮地回憶。曾有借款人因急需醫藥費，透過系統順利取得資金，還款後還特地寫信道謝。
那一刻，她具體感受到：「原來我寫的程式，真的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活。」
為了讓模式成功運作，她花大量時間與金管會討論沙盒機制，也促成與渣打銀行合作。
這些經驗，讓她走出工程師熟悉的非黑即白，開始理解商業、監管與政治間的複雜角力，也從一名工程師，鍛鍊成為能帶領團隊的管理者。
然而，新創就像一個高速運轉的巨大黑洞。「 沒有白天黑夜，沒有週間與假日，問題永無止盡，資源又極度有限，要克服的事情很多，還得設法存活 。」
她以準創辦人的心態全力以赴，直到第一個孩子出生，高強度的工作疊加新手媽媽的混亂，讓她原本高速運轉的生活徹底失控。
「小朋友在生理上就是極度需要你，」她陷入強烈的罪惡感：工作時惦記著孩子，陪孩子時又心繫工作。
最終，身體先替她喊了停。劇烈頭暈、走路無法走直線，她不得不停下來整整一年。
她分享，那段低潮，最痛苦的是必須親手放下視如「寶寶」的新創事業。過去她相信，只要夠努力就能做好一切，現實卻逼著她承認：「人生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能全部兼得。」
這也讓她想起當年離開 IBM 時，主管說的一句話：「這是一個工作與家庭很平衡的公司，妳以後有小孩就會知道這有多重要。」當年她不屑一顧的「平衡」，如今成了想抓卻抓不到的浮木。
砍掉成熟業務、精簡近7成團隊
休養一年後，黃琇琳再次放棄軟體工程主管這個外人稱羨的「好工作」，接下 AppWorks School 負責人。
在那裡，她陪伴 700 多位非本科系者成功轉職為工程師，被譽為「轉職界的星光大道」。從學生時期就擔任英文志工的她笑說，這個角色恰好融合了她對技術的理解與對教育的熱情。
她也逐漸發現，過去曾讓自己害怕衝突、容易受情緒影響的高敏感特質，在這裡反而成為優勢。面對正處於轉職焦慮的學員，她更能察覺那些沒有說出口的情緒，理解他們究竟「卡」在哪裡，並給予適時的支持。
「很多人只是欠缺一個機會。當你接住他，人的潛力就會爆發出來，」黃琇琳說。
然而，2023 年生成式 AI 橫空出世，她敏銳地察覺到，AI 寫程式的能力正讓初階工程師的職位迅速萎縮。「以前要練半年的專案，AI 現在一天就寫出來了。需求端不再需要這麼多 Junior（新手）工程師，我們還要讓大家繼續轉職嗎？」
答案是否定的。他們果斷再次放棄一個「養到很大的寶寶」，暫停原本運作成熟的轉職培訓，將組織全力轉型為「Aiworks」，主力改為協助企業AI落地。
這一次，代價同樣巨大。
原本近30人的團隊，精簡到只剩下10人。「那非常痛，大家是有革命情感的，」她坦言。身為領導者，拉扯永遠存在，但她選擇在自己能做的決定裡，盡可能做出最好的選擇。
她認為，台灣硬體極強，但在AI應用布局上往往被國際大廠排在日韓之後。於是，她開始奔走於企業領導者與工廠師傅之間，從企業決策到第一線現場，推動AI落地，也希望台灣能在這波浪潮中走得更前面。
這條路看似一次次轉彎，卻始終緊扣著她當年在瑞典確立的信念：「用自己的能力，讓這塊土地變得更好。」
當丈夫成為「地板」，妻子成為「天花板」
「老實說，以前我不覺得女性是弱勢，我看到與相信的世界是平等的。」
從雄女二類一路念到台大資管，黃琇琳曾以為科技業女性少只是因為「興趣」。直到走進職場、坐上決策位置後，她才發現女性職涯議題不只是報導上的故事，而是揮之不去的現實。
「有時候走進會議室，只有我一個女生，其他都是男性，」她說。
長年與男性創業者交流，她看見了微妙的差異：即便同樣忙於事業，男性不太會因缺席孩子的成長而愧疚，女性卻會「by default（預設）」地責備自己。
她原以為只要夠獨立堅強就能不受束縛，成為母親後才發現，即便沒有人責怪你，內心依然被無形的標準勒緊。
幸好，先生給了她最強大的後盾。
「我們家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是我先生。他是一個非常穩定、自律的工程師，把孩子的教養與生活紀律顧得很好，連學校老師都知道有事要找爸爸，」黃琇琳笑說。
丈夫的一席話，更徹底接住了她的罪惡感：「我是孩子的『地板』，把日常教好；而妳是孩子的『天花板』，妳的身教就是告訴孩子，當你想要認真改變世界時，只要努力就能走到那裡。」
這樣的清晰分工，將黃琇琳從母職愧疚感中解放。她平日陪伴孩子的時間雖然沒有先生多，但她會帶著5歲的兒子去環島、搭火車去未知的城市冒險，用行動告訴孩子：「媽媽會帶你去闖世界，就算失敗了，我也無條件支持你。」
「不是每一位先生都能這樣支持，至少我先生做得到，」黃琇琳興奮地說：「我終於有一次採訪可以好好提到他（老公）了！」
成為母親，也讓她更深刻地認識了自己。
「媽媽最痛的是失去自我，會有一段時間你不再是黃琇琳，而是誰誰誰的媽媽。但你會透過孩子的視角重新認識世界，那種無條件的愛會讓你升級，也確確實實變成一個更好的人。」她認真地說：「你這輩子不會這麼愛這麼一個人。」
過去曾因追求完美把自己逼到失衡，如今她依然保有高標準，卻學會辨認自己的邊界，牢記父母從小告誡的那句：「盡力就好，問心無愧」。
從出國交換種下的信念，到如今成為孩子的「天花板」，這條路她走得愈來愈篤定：女性可以不只是守候家庭的「地板」，更能成為撐起社會價值與理想的「天花板」。
專訪側記與問答：關於自我、母職與高敏感人的管理天賦
Q：當初為什麼會對資訊領域產生興趣，一路念到台大資管所？
黃：我家算蠻放任與支持的，讓我自由探索。小時候我爸買了電腦，不知道去哪弄了一本用記事本寫程式的書，我就自己摸索弄了一個網站，把我家的各種果汁食譜放上去。
在Web1.0 的撥接時代，竟然有一個陌生人寫信告訴我，他覺得我的食譜很不錯、謝謝我。那時候我才國小五、六年級，就覺得「獲得使用者反饋」這件事太有趣了！這在我心裡種下了種子，後來就參加資訊社團，一路念了台大資管。
有趣的是，過去我的職涯發展跟興趣都點在「資訊」上，但現在走到這一步，當年大學在資管系學的會計、財務管理、行銷與組織管理，這時候突然全部都回來了，也慶幸自己都還看得懂、用得上。
但回頭看，我也常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明明文科是一個很好的專業訓練，但我們的社會還是比較偏向理科出身的人。如果單純看職涯發展與薪資，軟體工程師確實是個更好的選項。
我自己也是吃這個紅利長大的，同學們其實都過得還不錯，但我們當初做對了什麼？我們就只是在大學時選了那個科系、接受了相應的訓練而已。
Q：成熟的「高敏感人」（HSP），如何將早期對衝突的焦慮，轉化為管理上的同理心與「客體分離」的底氣？
黃：我們這個年代比較奴（笑），自我察覺不是大家在乎的議題，我是到很大才知道自己其實是「高敏感人」。
我小時候就很害怕衝突，對人的情緒張力只要稍微一強就會很緊張、很耗能。但成熟之後才發現，如果轉換得好，高敏感是一個很神奇的助人天賦。
工程師思維容易一翻兩瞪眼，但管理與商業世界充斥著開放性問題，需要極高的同理與換位。有時候同仁卡住跟結果無關，他只是需要被「接住」，高敏感讓我能很快感知到對方的狀態並給予支持。只是同時之間，我必須平衡好自己、消化好情緒。
至於給予直接指導或面對衝突時，當下的張力對高敏感來說確實不舒服。但跨越那個情緒張力後，直來直往反而能建立更深的信任，只要大家的出發點都是善意，最終都會有好的結果。
Q：這些年妳的帶人風格有何轉變？在新創高速運轉下，如何協助同仁維持平衡？
黃：我是追求完美的處女座，早期帶人時，手容易伸太深、對同仁要求極高。後來我學到的是依照每個人的個性與特長擺在適合的位置，給他相對應的舞台。把人擺在對的位置，我現在大致算合格了。
但現在更大的課題是，我們組織運轉速度極快，同仁們也都非常優秀、對自己要求很高，渴望朝著好的願景前進。這讓他們很容易像我年輕時一樣，一不小心就陷入失衡與拉扯。
要怎麼樣讓這些優秀的同仁有更好發展的同時，又能幫他們抓到邊界、維持良好的平衡？這是我至今仍在持續學習的功課。
我覺得「平衡」這件事，不管到了什麼年紀與階段，似乎都得不斷修正。
黃琇琳小檔案
AIworks執行長。畢業於台大資管所，曾赴瑞典皇家理工學院交換，歷經IBM、Digital River等跨國軟體公司，奠定軟體研發與技術管理基礎。後加入台灣FinTech新創團隊，從早期成員一路參與團隊建置，並帶領工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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