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憂鬱症，化解醫療糾紛的潛在危機

本文摘自《同步一起走》(原水文化出版)

在自殺防治的世界裡，死亡象徵著失敗，應該要珍愛生命；但對自殺遺族來說，只有尊重、理解並祝福自殺者，才是遺族的活路，而且不是「走出來」，是「走下去」。

萍，65歲，大學畢，離婚，獨居，三女一子皆在美國，診斷為重度憂鬱症。47歲發病，以延長線繞頸，吞下一整罐安眠藥的自殺未遂，至長庚醫院住院。52歲離婚，將前夫給的房子轉賣，購入數間套房，仰賴收租為生。此次為第三次住院（自2018/10/17 至11/17）：萍曾在2018年8～9月至美國加州小女兒家協助照護孫女，9月底返台後，因名下房產停止收租，又賣不出去，備感經濟壓力。10月初開始情緒低落，入睡困難，無助無望，罪惡感，同時合併自殺意念，故於10月17日住進身心科病房。主要聯絡人前夫女秘書。

住院期間自殺，可能引發醫療糾紛

萍在住院的31天期間，因其無望感、支持系統差（離婚，獨居，兒女皆於國外）、自覺造成別人的負擔和經濟壓力等問題，醫療團隊從她一住院就開啟自殺防範第一級。第9天，因出現多位保險、房仲業者至病房探視萍，導致她焦慮度高，表達想用圍巾自勒脖子，醫師評估後改自殺防範第二級，予加重藥物，且告知住院期間不做重大決策，護理人員則每15分鐘密切觀察一次。第13天，萍表示不會想死了。經會談評估，其衝動性下降，改自殺防範第一級。第15天，萍表示要為女兒好好活著，答應住院期間不會處理房子買賣的問題，經醫療團隊會談評估後，停止自殺防範策施，改為一般常規照護，護理人員每小時觀察一次。

第31天，萍的神情放鬆，可與護理師討論假日外出活動行程。由於評估萍的憂鬱狀態改善有限，假日外出仍須有人陪伴，經萍同意，由前夫女秘書陪同週末下午外出四小時。但，萍在返院前半小時，獨自在宅上吊自殺，被前夫女秘書送至國泰急救後，呈現深度昏迷狀態。

當晚8點我一接到消息，立即前往醫院，與值班主治醫師（個案的主治醫師適巧出國）、社工師一起至國泰急診處探視。值班主治醫師用手機告知美國的小女兒萍自殺的消息，小女兒嚎啕大哭，質問為什麼在住院期間讓萍外出？值班主治醫師採傾聽，並提供社工師及國泰急診處電話，以便小女兒隨時可找到資源。身為護理長，我警覺到此案例有醫療糾紛的潛在性。返病房後交代護理同仁三重點：一是提供小女兒和國泰急診處電話，請大夜班護理師於下班前追蹤萍的狀況，再交班給下一班；再則，家屬若有任何疑問，一律由社工師為統一窗口回覆；最後則準備紀錄，以便檢方調閱。

不是「走出來」，更重要的是「走下去」

因松德院區隸屬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為了會診及照護方便，經家屬同意，等小女兒從美國趕回台後，將仍呈現深度昏迷的萍轉至同屬於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的仁愛院區治療，並由主治醫師、社工師及護理長我三人危機處理小組前往國泰，協助小女兒一起將萍轉院。接著，等待萍其他子女全部返台後，三人危機處理小組再度前往仁愛院區加護病房探視，和全部家屬會面，共同討論後續照護問題。家屬決定尊重萍生前的願望─接受安寧療護。因此，萍在加護病房兩周後轉安寧病房，三人危機處理小組再度前往，家屬希望以斷食方式進行安寧療護。斷食三周後，萍安詳過世，隔天即火化，遺族婉拒醫護人員參加喪禮，我們只能默默祝福萍脫離病痛。爾後，小女兒及目睹病人上吊的前夫女秘書兩人，持續接受主治醫師及社工師的哀傷輔導，其他子女陸續返美。

身為護理長的我，從中學到的是，面對住院病人於外出時發生的自殺事件，應立即組成三人危機處理小組，各司其責，並提供家屬24小時連絡電話。同時，在每個關鍵時刻危機處理小組都現身，陪伴家屬，提供資源並協助處理：如轉院、轉單位。自殺事件過後，主治醫師及社工師持續提供哀傷輔導諮商，以協助遺族走過哀慟，同時也順利化解醫療糾紛的潛在危機。

在自殺防治的世界裡，死亡象徵著失敗，應該要珍愛生命；但對自殺遺族來說，只有尊重、理解並祝福自殺者，才是遺族的活路，而且不是「走出來」，是「走下去」。

（圖片來源：Dreamstime/典匠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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