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與張光直：重探一件學術交流公案

《余英時回憶錄》（允晨文化2018）花了相當的篇幅談論他在美國的兩位摯友高友工和張光直。他和張光直的友誼始自上世紀五十年代，當時他是以香港新亞書院訪問學人的身份抵達哈佛大學，訪問期滿後改為研究生身份攻讀博士。張光直則是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傑出畢業生，大學時代屬於台大校園中的左翼，在「四六事件」中曾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大學畢業後經中研院史語所所長李濟推薦，赴哈佛讀研究所。對於張光直的的待人誠懇，治學勤奮，嚴於律己，余英時在回憶錄中著墨甚多。但他也坦承，兩人在對待中共的態度上，是涇渭分明的。

余英時的立場是絕不認同中共的極權政治，但他對大陸的學術界並無偏見。張光直則是從早年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傾心而認同祖國，同時不斷期望他的畢生志業，尤其是在考古發掘方面的熱忱，能為中共學術界所接受，將他視為「新中國」考古事業的一份子，一個自己人。張光直在台灣中研院副院長任內（1994-1996）推出他在人文學科方面的改革計劃而受挫時，他不免懷疑余英時是否出於不同的政治理念而從中作梗。余英時在回憶錄中也花了篇幅來為自己澄清。

張光直的改革計劃是把考古組從歷史語言研究所分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考古研究所。他的構想是這個新所的研究人員人數要多達一百人，可與大陸匹敵，在研究領域上與大陸的考古所互通聲氣，並以大陸的發掘工作為主體。問題是，在台灣成立如此龐大的考古隊伍是否切合實際？涉及多大的經費開支？以大陸為主體的構想，在當時李登輝主政的台灣政治環境中行得通嗎？張光直的計劃案果然很快就遭到史語所領導層的否決。

另外是張光直打算重組文哲所，延攬一位大陸統戰部支持的台灣學者，作為一個領導人選，但由於未能通過中研院聘任程式中的專家評審和諮詢委員會審核這兩關，他的構想最後也胎死腹中。張懷疑余英時作為文哲所諮詢委員，是否在評審方面發揮了什麼「影響力」。余英時當時人在美國，他在回憶錄中表明他自始至終都不知此事。

回到歷史上看，張光直這個「祖國」發燒友，1973年就修書致郭沫若，期待以個人的身份回國參加考古工作，並將此信副本連同另一私函寄給考古所所長夏鼐，但兩封信都石沉大海。張光直第一次到中國是1975年隨同美國的古人類學代表團去訪問的。在訪問期間，他仍不死心，要求與夏鼐「個別談話」，提出希望到考古所工作的要求，但夏鼐的反應是「不置可否」。後來張光直一有機會就反復提出這個要求，也一直沒有得到明確的回應。

為什麼？

余英時敘述張光直這段經歷時，不免為摯友叫屈。無論如何，張光直在美國考古人類學界不僅成就非凡，也是國際知名的人類學家。這樣的人才甘願放棄哈佛教職，到大陸參與考古工作，按常理，實無理由拒絕。論出身，國民政府時期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實習生起家的夏鼐，自己也曾到英國讀博士，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在這方面不能說缺乏見識。

張光直於 1997年，河南商丘，手拄拐杖，由人攙扶著考察東周時期的夯土城牆。（作者提供）

夏鼐拒合作

去中國參與考古工作吃了閉門羹，張光直也還不死心，1979年中美建交後，他隨即提出了中美合作考古的計劃，這個計劃案在大陸成立不久的社會科學院高層討論了一個月，此時已升任社科院副院長的夏鼐，依然「主張婉拒」。張光直先是個人投奔不成，繼而用中美合作的名義不成，心理一定鬱卒。他又想到了一個另闢蹊徑的法子，就是走地方路線，直接與大學合作，進行考古研究計劃。

在這裡，余英時回憶錄出現了一個筆誤。《回憶錄》說，「一九六0年代他獲得四川大學的支持，由川大教授童恩正與他合作，對長江上游進行考古調查。」（頁226）實際上，這件事不是發生在一九六0年代，而是在一九八0年代初，張光直自己後來在「哭童恩正先生」的文章中，已有詳細記載。張與來哈佛訪問的童恩正兩人一拍即合。可惜，這件與川大簽了合約並獲中共教育部批准的合作計劃，也被夏鼐搞翻了。地方的大學本不受中央的社會科學院管轄，但夏鼐得知消息後，即電教育部長，運用權勢從上面壓下來。余英時的推測是，這裡牽涉到的可能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立場，是中共官方意志的體現。 （頁227）他的推測大致不差。

張光直最初寫信給郭沫若和夏鼐表明心跡的1973年和1975年，正是文革期間，毛澤東和四人幫當道。連郭沫若這號學術祭酒的人物，在批林批孔時期，還得首先跳出來自己打臉，更遑論考古所所長夏鼐了。當時學術界人人戰戰兢兢，有誰敢出頭批准一件來自美帝學人的申請呢？用「不置可否」來蒙混過去是最好的辦法。如果哈佛學者還不知趣，那就只好「婉拒」了。

然而，這裡也還有個人的因素。張光直在悼念童恩正的文章中說，有一次夏鼐來哈佛訪問時，很情緒性地告訴他，中國人不能和外國人考古合作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外國人的考古技術發達，中國人很難趕過，如在中國境內一起考古，中國人的成績一定不如外人。第二、外國人是不能相信的。一個例子是曾留學美國獲碩士學位的梁啟超次子梁思永，本來和美國學者Herrlee Glessner Creel （顧立雅）說好合寫一本書，介紹安陽殷墟。結果，書出來之後（書名The Birth of China，中國之誕生），作者只有Creel。所以夏鼐強調，只要他在考古所任上一日，外國人就不能碰中國的古物。

第一個原因大致近乎事實。民國時期，左翼學者對史語所在傅斯年、李濟指導下的考古發掘，批評為重發現,輕研究,資料積累有餘,而綜合研究不足,在理論方法上十分薄弱。相對與此，左翼自命具有特定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歷史主義，在理論上是優越的。郭沫若根據美國人類學家亨利·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套上馬恩理論的條框，寫成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被認為是當年主導史語所考古研究的科學主義和自由主義所不能企及的。可是中共建政後，在馬列教條的束縛下，考古研究工作並無多少長進。單一、單線、單向性的社會演進觀，成為一個緊箍咒。以前對於所謂綜合研究和理論方法薄弱的批評，恰恰成為「新中國」考古研究自身的寫照。反而是西方的考古人類學不論在技術方法或詮釋理論上，都有突飛猛進的成果。大陸考古學門的退化是個事實，但技不如人就要成為故步自封的藉口嗎？關起門來拒絕與外國合作，又如何提升研究的素質？夏鼐的情緒反應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個原因是外國人不可信，合作必定會吃虧。夏鼐耿耿於懷的例子是芝加哥大學的顧立雅，1929年拿到博士學位後不久，申請到哈佛燕京社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研究補助金，到中國參加史語所的考古挖掘，說好要與留美碩士歸國的梁思永合作寫書，最後書出版（1937）卻只有顧立雅一人署名。這件事最初不知是如何約定的。如果屬實，違反約定，顯然不合學術倫理。 梁思永在中共建政後被任命為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與留英歸國的夏鼐在考古所有密切的工作關係。因此夏鼐的指控也不能說沒有憑據。不過，張光直和童恩正對於同外國學者合作都抱著正面樂觀的態度。張光直認為，在二十世紀的今時今日， 全球的考古學家都需自動遵循一套行為準則，而夏鼐抱持的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心態。他的民族主義心態，可以理解， 但以之作為拒絕與國際接軌的抉擇就是非理性的了。

不幸的是，夏鼐對此始終沒有讓步。

事實上，隨著中國大陸的解凍，華府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和中共教育部簽訂了一項在六門學科密切合作的計劃。其中唯一的非自然科學的學科就是考古學。這是備受關切的一件大事。據張光直所述，他和童恩正教授一九八二年商定的計劃，在中國的部分，是在四川大學設立幾個考古實驗室：考古學實驗室、碳14實驗室、考古動物學實驗室、考古植物學實驗室、地質考古實驗室等五個中國當時還沒有的實驗室。每一個實驗室都由一個在那個學科很有地位的學者主持，所有實驗室裡面所需要的儀器和化學藥品，第一年都由美方提供。

計劃的另一部分是關於民族植物學與農業起源的問題的研究，由中方童恩正和美方Richard MacNeish教授共同主持。 MacNeish教授是當時世界上研究農業起源的知名學者。兩人將沿著四川盆地的邊緣去找尋早期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費用由MacNeish通過他的Peabody Foundation（Andover）支付。

可是同一期間在哈佛大學訪問的夏鼐，一回北京就驅車到教育部，質問把考古學放在中美合作項目裡面的人應受處罰。張、童兩人和四川大學商定的交流計劃，夏鼐一個字也沒看，從原則上就否決了考古合作這檔事。童教授回到四川大學，兩個人計劃的一切都白費了。

筆者看到張光直「哭童恩正先生」的悼文和余英時在回憶錄中的敘述，當下的感覺是，作為一個經歷許多磨難的學者，夏鼐為何會做得如此決絕？如此不近人情？是為了堅守他大半輩子的民族主義立場？還是另有隱衷？夏鼐回國後不但搞翻合約，還認為應「處罰」當事人，如此反應，所為何來？未免令人難解。

然而，張光直和余英時沒有提到的是，就在八十年代初，美中文化交流發生了一個意外事件。

1935年5月傅斯年（左一，前者）、Paul Pelliot （伯希和）（左二）、梁思永（左三）攝於河南西北岡遺址。(作者提供)

毛思迪闖了禍？

美中建交後，兩國於一九七九年年初簽署了文化合作協定，以及在文化教育科技等學門的一系列交流計劃。史丹福大學人類學系的Steve W。 Mosher （中文名毛思迪）是第一批在文化交流計劃下獲准到珠江三角洲（廣東順德）蹲點，做田野研究的博士研究生。當時正逢中共開始實行「一胎化」政策。毛思迪親眼目睹了農村公社進行的一場嚴厲的運動。中央頒指令，規定廣東的人口增長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一，地方幹部就雷厲風行，要求在最短時間內降低懷胎率。毛思迪跟隨孕婦到公社衛生院，觀察她們像待宰的牲口一樣被推上手術台墮胎。逃跑的孕婦，住屋被強制拆毀，有些已達懷孕晚期的婦女，也被迫做危險的墮胎手術。毛思迪將親眼所見，寫成文章，發表在台灣的一本雜誌上。不料卻引起軒然大波。中共官方憤然要求史丹福大學人類學系開除他的學籍，理由是他去了不該去的地方，見了不該見的場面，收集了不該收集的檔資料。更糟的是，他還拍照存證，顯然侵犯了當事人的個人隱私，有違學術研究的倫理。毛思迪的同情心無疑是在想生二胎的孕婦和憤怒丈夫的一邊。他眼見的農村墮胎結紥實況，令他氣憤。但開除他學籍的處分，等於抹殺了幾年來他在研究所的努力，他不能不挺身抗辯。事情鬧到史丹福大學校長那裡，最後仍然維持原議。校長也否認那是受到來自中共的壓力。在美國，管理文化交流的委員會，性質上是「非政府組織」，但在中國，卻是政府組織。中共惱羞成怒，決定將人類學領域的交流停辦三年。

這應該就是夏鼐急忙中止張光直與童恩正商定而他「一個字也沒看」的合作計劃的真正理由。

夏鼐（下圖／作者提供）當時是中央學術機構（社科院）的一個領導人，因此，也許應從「黨性」的角度去理解他的立場。

中國大陸在毛死後，隨著改革開放，無疑是令當時美國大學的考古和人類學領域的研究院師生響往的一塊處女地。想想看，不久前，曾經在印尼做田野研究，蹲點觀察鬥雞習俗的文化人類學家Clifford Greertz, 一九七三年出版了《文化的詮釋》，挑戰Claude Lévi-Strauss（李維史托）等結構功能學派歷來所稱儀式、制度與文化可透過其所服務的宗旨來理解的觀點。對於文化現象，Greertz 強調，該問的問題不是這些現象發揮了什麼功能，而是它們的意義是什麼。歸根究底，人是懸在他自己所編織的意義網上的動物，而文化就是那些意義網，因此，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尋找律則的實驗科學，而是尋找意義的詮釋科學。對年輕一代的人類學者來說，能在中國這塊處女地做田野研究，不正可以在這方面大施拳腳嗎？現在偏偏出了個毛思迪來攪和，壞了大家詮釋文化意義的美夢，實在太可惡了。這是一種反應。

但也有人認為，毛思迪在中國大陸的農村公社蹲點，他忠實的將他的所見所聞寫出來，不畏強權，不受政治綁架，正是追求真相，展現學術自由的榜樣。即使他在搜證上有違保護個人隱私的倫理守則，但比起那些為執行中央計劃生育政策而把人當做牲口的幹部來說，道德上是無愧的。撤銷學籍的處分是公允的嗎？實情不就是毛思迪把大陸農村見不得人的「髒抹布」抖出來，公諸於世，令他們老羞成怒？

夏鼐一直到1985年去世時，都沒有改變他阻止文化交流的立場。借用英國思想史家 Isaiah Berlin（伊賽亞·柏林）所謂民族主義是「壓彎的枝椏」的說法，近代中國受到的外在欺淩無疑是沉重的，所以反彈的力道也強大而持久。夏鼐的民族主義，加上他所經歷的毛澤東治下新中國的暗黑歷史，難免也夾雜了一些「自慚形穢」的成份。

合作之門終於開啟

夏鼐去世後，一直要到1992年之後，在考古所王仲殊所長任內，中國大陸的的考古學門才向國際開大門。那也是配合當時鄧小平南巡宣佈繼續改革開放路線。1994年開始，同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德國、英國、瑞典、法國、俄國、澳大利亞等國的考古研究部門與大學合作，開展大陸的田野考古工作。張光直也就是在這段期間得到中共批准，所以他在1994到1996任職臺灣中研院副院長期間想要大展宏圖，有一番作為了。可惜如前所述，他在臺灣推出的改革方案和設立新的考古研究所的計畫都觸了礁。但他依然碶而不捨。他的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古代中國考古學）巨著，隨著中國大陸的考古發掘新發現而修訂多次，從最初的中國文化起源「中原中心論」，發展到最後的「多元起源」的定論。這是他面對發掘研究成果毫不故步自封的態度。

中國大陸的考古人類學研究是有山頭主義的。歷來有「北派」、「南派」之爭，北派偏重於歷史文獻的研究，南派偏重於考古發掘，其中還涉及學術權力之爭，研究資源的分配與論述成見的彼此攻訐。南北兩派互相看不起對方。從七十年代初開始的長時期，大陸考古學者蘇秉琦對張光直的「中國夢」一直是同情的。在學術上，他也主張同國際接軌交流合作。蘇秉琦曾自況他五十知天命,必須「夾著尾巴」做好自己的本職。算算他的年紀，那是在大陸的反右運動後，知識份子都必須「夾著尾巴做人」的時代。據蘇秉琦的兒子蘇愷之描述，蘇秉琦培養的一位學生張忠培，1959年寫成的一篇論文初稿，要到二十四年後（1983）才能「貢獻給讀者」。山頭林立，學報編輯人員因門戶之見而卡關，是稀鬆平常相當無奈的事。

蘇秉琦對張光直是讚譽有加的。蘇愷之記述：

父親告訴我，張先生自70年代中後期，和大陸有了多次交往，直到70年代末才知道北京大學有考古專業，還有個蘇氏。父親說他是一位很有個性的執著的人，也很難得地在向西方介紹宣傳中國考古學，是追求真理而不顧其他世俗觀念的人。他的學術成績和溝通海峽兩岸學術關係、培養學生、接待大陸年輕學者訪問等作為，都值得讚賞，怪不得李濟先生那麼喜歡這個弟子。

父親還說：他起初也信守「中原中心論」，對「多元一統」說不屑一顧，但他憑資料、憑邏輯推理來和你爭論，最後在眾多的資料面前，終於把他歷來固守的觀念拋棄了，是位難得的認真做學問的人。

可惜的是， 張光直這個熱愛拿鏟子挖掘的考古人類學家，經過長時期的折騰，最終圓了他的「中國夢」的時候，他已經患了帕金森症，無法下到坑地實際參與大陸的發掘工作了。有一張照片是在1997年，也就是蘇秉琦去世的那一年，張光直拄著拐杖，由兩名工作人員攙扶，觀察坑地發掘工作。

張光直2001年病逝後，余英時應邀為一本追念文集《四海為家》（北京三聯書店2001），作了一篇追悼亡友的文章。

余英時描述，張光直在台灣大學時期就有遠大抱負，他畢生追求的治學目標是要根據不斷出土的中國考古新資料，重新建構中國文明的起源與變遷。隨著考古發掘的進展，他也事實求是的不斷根據新材料修訂他的著作，「每一版幾乎都是重新撰寫的，他絕不讓抽象理論抹殺具體事實。」另一方面，余英時指出，張光直「還有組織與辦事的才能，無論在什麽地方，他都是一股動力」。所以余在悼文標題中說張光直是「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

然而，張光直的抱負，他想要融入中國考古事業的願望，或許可以說是一種「苦戀」。在他漫長的追求學術交流的過程中，他的「中國夢」卻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場夢魘，最後把他拖垮了。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