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衝擊骨髓配對！非親屬相合機率僅十萬分之一 醫界籲18至46歲「挽袖建檔」
血癌患者接受造血幹細胞移植，最難跨過的關卡之一，往往不是手術本身，而是「找不到合適的捐贈者」。
隨著台灣少子化、家庭人口縮減，過去還能仰賴兄弟姊妹尋找相合者的機會逐漸降低；當親屬沒有合適對象，非親屬捐贈資料庫就成為病友爭取生機的重要希望。
衛福部長石崇良表示，儘管近年細胞治療、基因治療等新興療法持續發展，造血幹細胞移植在治療血液疾病、挽救患者生命上，仍扮演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台灣擁有優秀的醫療團隊、藥物與設備，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若沒有合適的造血幹細胞來源，再先進的醫療技術也難以發揮作用。
響應每年9月第三個星期六的「世界骨髓捐贈者日」，中華民國血液及骨髓移植學會、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11日舉辦記者會，呼籲民眾尤其18至46歲青年加入捐贈資料庫，透過約10c.c.抽血完成建檔；醫界也強調，現代造血幹細胞捐贈多已採用周邊血液採集，並非外界以為的「抽龍骨水」，希望降低民眾對捐髓的恐懼。
石崇良也呼籲民眾破除「抽龍骨水」等對骨髓捐贈的迷思，強調現代捐贈方式已大幅進步，且相關研究顯示不會造成長期健康影響。只要有更多人願意加入捐贈資料庫，就能擴大患者找到適合捐贈者的機會，為更多等待移植的病友爭取一線生機。
少子化讓「找親人」越來越難，非親屬配對恐僅十萬分之一
中華民國血液及骨髓移植學會理事長葉士芃表示，造血幹細胞移植是部分血液疾病的重要治療方式，對適當病人甚至具有潛在治癒性。台灣自1983年完成首例移植以來，至今累計已有12,567例造血幹細胞移植，並有24家醫療中心參與相關移植計畫，醫療技術持續進步。
但要走到移植這一步，首先必須找到適合的造血幹細胞來源。
葉士芃指出，人體的造血幹細胞主要存在於骨髓、周邊血液及臍帶血中，而所謂「骨髓」也與「骨頭」或「脊髓」不同。骨髓是位於骨骼空隙中的造血工廠，負責製造紅血球、白血球及血小板；當造血系統出現嚴重疾病時，移植健康的造血幹細胞，才能重新建立患者的造血功能。
其中，是否能找到適合的捐贈者，關鍵之一在於第6號染色體上的人類白血球抗原（HLA）基因型。
「每一位同胞手足，都是一次新的1/4機會。」葉士芃說，兄弟姊妹之間全相合機率約25%，但在少子化趨勢下，家庭子女數減少，病友能夠從手足中找到完全相合捐贈者的機會也跟著下降。
若親屬沒有合適對象，就得轉向非親屬資料庫。但非親屬配對的難度遠高於手足，單一非親屬找到全相合者，機率可能只有十萬分之一，甚至更低。換句話說，資料庫中的志願捐贈者越多，病友才越有機會「找到那個人」。
葉士芃指出，目前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資料庫已累積近50萬筆志願者資料，但另一方面，捐贈者年齡上限為55歲，既有建檔者會隨著年齡增加而陸續除名，加上年輕世代加入速度不足，資料庫正面臨「老化、退庫」與「新血不足」的雙重壓力。
因此，醫界這次特別將18至46歲青年視為優先號召對象，希望透過增加年輕捐贈者，維持資料庫未來的配對能力。
捐髓不是「抽龍骨水」，逾8成非親屬捐贈採周邊血
「怕傷身」是許多人面對骨髓捐贈時最大的疑慮。
葉士芃表示，現代造血幹細胞採集方式已與過去大不相同，非親屬捐贈約8-9成以周邊血液幹細胞採集為主。「捐贈者先接受G-CSF等動員治療，讓造血幹細胞從骨髓進入周邊血液，再透過雙臂血液分離方式採集需要的幹細胞，其餘血液成分則回輸體內，並非進行全身麻醉或開刀。」
學會也引用2024年刊登於《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的台灣本土大型研究，追蹤1998年至2018年間5,003名非親屬捐贈者，並與50,030名配對健康族群比較。結果顯示，捐贈者與健康對照組在癌症累積發生率及總死亡率方面，都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癌症發生率P值為0.496，總死亡率P值為0.390。
這項研究涵蓋骨髓及周邊血液兩種捐贈方式，提供捐贈者長期安全性的本土實證。
學會因此提出「捐髓1-2-3」概念：第一步是查清楚、破除對捐髓的錯誤想像；第二步是透過約10mL抽血完成建檔；第三步則是在未來真的配對成功時，再決定是否願意挺身而出，為另一名病友提供生命延續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建檔並不代表一定會捐贈，而是先讓自己的HLA資料進入資料庫；只有未來與病友配對成功、經過進一步確認及健康評估後，才會進入實際捐贈流程。
找到捐贈者只是上半場，移植後才是真正長期抗戰
然而，即使成功找到相合捐贈者，也不代表血癌治療就此結束。
中華民國血液及骨髓移植學會秘書長余垣斌指出，造血幹細胞移植完成後，患者仍須經歷一段重要的免疫重建期，醫療團隊必須持續處理感染、移植物抗宿主疾病（GvHD）、疾病復發，以及長期治療可能帶來的健康問題。
學會將移植後照護歸納為五大防禦關卡。
第一是處理高劑量化療造成的急性衝擊，包括嚴重黏膜炎及其他生理不適，並透過正壓無菌病房等措施降低感染風險。
第二是防範「看不見的敵人」。患者在免疫力低下期間，細菌、黴菌及病毒都可能造成嚴重威脅，尤其巨細胞病毒（CMV）在台灣成人族群的帶原率高，醫療團隊需要透過血液核酸檢測等方式監測，一旦出現病毒活化跡象，就能及早處理。
第三是處理免疫系統之間的衝突。移植後既希望新的免疫細胞能發揮抗腫瘤作用，又必須避免免疫反應攻擊患者自身器官，因此免疫抑制藥物的使用與調整相當關鍵。
第四是監測微量殘留病灶（MRD）。即使臨床檢查看不到明顯癌症，也可能仍有極少量癌細胞殘留，因此需要利用更精密的檢測技術，盡可能在疾病復發前發現異常，並搭配後續維持治療。
第五則是長期追蹤。余垣斌表示，移植後的目標不只是「活下來」，也包括「活得好」，因此未來仍要持續注意繼發性癌症、心血管疾病、生殖內分泌功能，以及整體生活品質。
健保支付同步調整，移植後昂貴藥物成重要防線
除了醫療技術，健保支付也是血癌患者能否完成治療的重要後盾。
余垣斌表示，造血幹細胞移植涉及高額藥物與複雜的醫療照護，台灣健保制度提供相當重要的支持，讓患者在移植前後能夠獲得完整治療。
健保署署長陳亮妤也表示，隨著造血幹細胞移植技術進步，健保支付制度持續調整。例如自2025年9月1日起，周邊造血幹細胞移植支付點數由過去約1,500點調整至約15,000點，以反映第一線醫療團隊實際投入的專業與人力。
學會則期待，未來健保能持續擴大移植相關照護與重要藥物的給付範圍，讓更多符合治療需求的患者獲得完整支持。
23歲罹AML、等6個月找到捐贈者，如今靠咖啡迎接重生
在這場與血癌長期抗戰的過程中，患者自身的生命故事，也讓「找到一名捐贈者」這件事有了具體重量。
39歲的劉先生23歲就讀碩士班時，因洗牙時異常出血、劇烈氣喘就醫，確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接受治療後疾病復發，唯一的妹妹也無法配對，只能轉向非親屬資料庫尋找。
他等了約6個月，才找到唯一合格的捐贈者。依劉先生回憶，雙方HLA僅達4/6相合，但仍成為他當時唯一的希望。
回想那段日子，他說，曾看著母親坐在病床旁偷偷掉眼淚，自己也因疾病瘦了一大圈。「如果自己也絕望，媽媽的心理防線一定會崩潰。」於是他只能咬緊牙關，把眼淚吞回去。
經歷移植、排斥及感染等關卡後，健康造血幹細胞最終成功在體內落地生根。如今距離移植已超過16年，他與家人在台中經營Reborn自家烘焙咖啡，把原本可能被疾病中斷的人生，重新一點一滴找回來。
79歲仍能接受移植！高齡不是唯一禁忌，重點在整體評估
另一名患者則是79歲的林女士。她曾任台大醫院及國民健康局資深護理督導，2019年因輕微喉嚨痛、發燒就醫，確診帶有IDH1基因突變的AML。
經標靶治療後血球恢復正常，醫療團隊進一步評估她的身體狀況，接受造血幹細胞移植。如今已穩定追蹤超過7年，每天仍維持健走5,000步的習慣。
這個案例也凸顯，年齡本身並不是決定能否接受移植的唯一因素。學會指出，是否適合移植仍須綜合患者體能、共病狀況、疾病狀態等條件評估，而不是單看年齡。
捐髓者也成為志工！20年後把「被幫助」變成「幫助別人」
對捐贈者而言，救人的故事也可能成為另一段人生轉折。
56歲朱先生2003年配對成功，完成骨髓捐贈。當時捐贈結束返家後，關懷志工每天到家探視，甚至準備熱騰騰的補湯照顧他。這份經驗讓他決定把愛延續下去，投入捐贈者關懷志工工作超過20年。
他親眼看著捐贈方式一路進步，也不斷向民眾解釋，現在多數非親屬捐贈是以周邊血液方式進行，過程與傳統印象中的「抽骨髓」有很大不同。更特別的是，這份「生命接力」也延續到下一代。朱先生的女兒成年後受到捐贈者故事感動，主動建檔，隔年更帶著男友一起加入救人行列。
另一名捐贈者陳先生則是在建檔2年後配對成功，以周邊血方式完成捐贈。捐贈前，父親曾因擔心兒子尚未結婚，害怕捐髓影響未來成家、生育而反對。採集當天，陳先生因雙手置管、無法自行用餐，晚餐時間父親默默端起便當，一口一口餵他吃飯。那成為父子關係中的重要記憶。
後來陳先生在捐贈同年認識妻子，婚後育有一子一女，也投入志工工作，進一步走入企業推動團體建檔，帶領超過百名職場夥伴加入資料庫。
從患者等待一名捐贈者，到捐贈者完成捐贈，再到更多人因此加入資料庫，骨髓移植所串起的，並不只是一次醫療行為，而是一場跨越陌生人之間的生命接力。
在少子化讓家庭配對機會下降的今天，醫界呼籲，若更多年輕人願意先花一點時間完成建檔，當某一天資料庫出現與自己相合的病友，這份看似微小的決定，就可能成為另一個家庭等待已久的生命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