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界的一場地震——從史丹佛監獄實驗被否定談起

2024 年10月14日，著名的美國心理學家菲力浦·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逝世，享年91歲。津巴多生前最著名的一項研究是他在1971年設計了「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這項實驗是有史以來最有名也最有爭議的心理學研究之一，在2015年還被改編成同名電影。

史丹佛監獄實驗是1971年由美國心理學家菲力浦·津巴多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史丹佛大學心理學系大樓地下室的模擬監獄內，進行的一項關於人類對囚禁的反應以及 囚禁對監獄中權威和被監管者行為影響的心理學研究。充當看守和囚犯的都是史丹佛大學的在校大學生志願者。實驗開始不久，「看守」就虐待「囚犯」，一些「看 守」就顯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傾向，而若干「囚犯」則在情感上受到創傷，有兩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實驗，有一名「囚犯」尖聲大叫，疑似精神崩潰。由此，心理學家得 出結論：環境能改變人的性格，有權力的人就可能濫用權力。這種性格的變化被津巴多稱為「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上帝寵愛的天使後來墮落成魔鬼撒旦。無權者則被迫屈服，乃至精神崩潰。

史丹佛監獄實驗在進行過程中即引發爭議，批評者說這個實驗「不道德」、「反社會」，故而提前終止。不過這個實驗還是造成了很大影響，被寫入很多心理學教科書，還成為電影、紀錄片、書籍、電視節目乃至國會證詞的主題。

2018 年6月13日，美國的VOX網站發表文章，指出史丹佛監獄實驗有嚴重錯誤，不僅僅是其可疑的道德或缺乏資料，而是欺騙。根據先前未發表的津巴多的錄音和對 參與者的訪談，證明這場實驗實際上是一場騙局。那個充當囚犯發出尖叫的人承認，他的精神崩潰狀是裝出來的。一個充當看守的參與者說：「我把它當成一次即興 表演。我認為我在做研究人員希望我做的事情。」

在我看來，史丹佛監獄實驗與其說是欺騙，不如說是演戲。參與者被指定了角色，但是沒有劇本，也沒有導演的現場指導，參與者們按照自己對角色的領會而即興發揮。這就註定了整個實驗無非是一場演戲，即便參與者很投入，演得很逼真，但終究不是真實的而是假裝的。

實驗允許「看守」虐待「囚犯」，例如辱駡，但規定不可以打「囚犯」，不可以傷害「囚犯」的肉身。「囚犯」挨「看守」辱駡，但「囚犯」知道挨駡的是他扮演的 「囚犯」，而不是扮演「囚犯」的他自己，所以不會有真正受辱的感覺；更何況作為志願者，只要他不願意了他就可以選擇退出實驗。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怎麼可 能真的精神崩潰呢？只不過這位參與者自己設身處地，心想，一個人受到如此淩辱想來會發瘋會精神崩潰吧，於是他就尖聲大叫，做出精神崩潰的樣子。再說那個充 當「看守」的參與者，既然研究人員要他充當「看守」，並告訴他可以虐待「囚犯」，他就可能認為虐待「囚犯」是研究人員希望他做的事，所以他就去虐待了。這 不等於他就真的成了虐待狂，不等於有朝一日他真的當了看守就一定會去虐待「囚犯」，如此等等。用不著閱讀津巴多的錄音和參與者的訪談，我們就可以做出上述 推斷。

和史丹佛監獄實驗類似的，還有一部名叫《浪潮》的德國電影。這部電影講的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德國的一所普通中學發生的故事。一位高中老師要給學生講授獨裁 專制課。他發現，這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孩子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納粹，什麼是獨裁專制，他們也不想知道，因為大家都覺得納粹獨裁專制那一套早已成為歷史，一 去不復返，離他們很遠很遠了。這位老師為了讓學生們瞭解什麼是納粹以及法西斯主義離我們並不遙遠這一道理，別出心裁地設計了一套「法西斯實驗」，把自己的 課程變成「法西斯速成班」。這位老師自己扮演元首，然後就對學生灌輸納粹那套理念，強調集體主義，強調紀律，強調團結，強調對異己的排斥，等等。短短五天 下來，這個班居然成了一個袖珍版的法西斯小社會。不少學生沉溺其中，幾乎忘記了這只是一場實驗課，差點就變成真正的納粹分子了。由此，很多人得出一個驚人 的結論：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考慮到《浪潮》這部電影並非虛構，而是根據美國加州一所高中發生的真實故事改編的，上述結論更令人震撼。

我認為，從《浪潮》這部電影，根本推不出「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的結論。畢竟，《浪潮》講述的只是一場在教室裡進行的實驗。它和真實的生活是兩碼事。

第一、在這裡，同學們事先就清楚地知道他們是在做實驗，他們知道他們是在參與一種不同於真實的日常生活的特殊生活；換句話，他們知道那不是真的，或者說，那 是和他們的真實的日常生活不一樣的。作為受試者，他們願意按照老師的要求去說話行事，那不等於在真實生活中他們也會接受那些要求那樣說話那樣行事。好比一 對拍電影的少男少女，本來素不相識，根據劇本和導演的要求，他們要互相說出很多親密的話語，做出很多親密的動作，並且做出很多傾心相愛的表情，等一場戲排 下來，有的說不定真的互相愛上了，但大多數不會如此。關鍵在於，如果他們不是被安排拍電影，作為素不相識者，他們根本就不會從開始相見就互相講出那些親密 的話做出那些親密的動作和表情，因此就更沒有可能發生後來的一切了。

第二，電影《浪潮》講述的只是在一個小小的中學班上發生的事情。同樣的事情，要在一個大的社會裡發生可能就不那麼容易，或者很不容易。我們知道，在自由世界 內部常常存在著一些極端主義的團體，有的極端主義團體很有極權主義特色。但是這些團體一般規模都很小。所以我們不能根據在一個小的團體中發生的事情，就推 論說同樣的事情在大的社會中也會發生。

讓我們再來考察另一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關於酬賞短缺心理學的實驗。

1959 年，美國史丹佛大學的兩位學者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和卡爾史密斯（James Carlsmith）做了一項著名的實驗。他們要求受試者從事單調無聊的旋轉木栓的工作。工作完成後，實驗者對受試者說：這是一次研究個人期望影響其表現 的實驗，下一批受試者正在外邊等著受試。我們請你們說服他們，告訴他們所要從事的工作是很有趣的。為此我們將給予你們一定的酬金(有的給一美元，有的給二 十美元)。受試者答應了實驗者的要求，對下一批受試者進行說服，告訴他們這個工作十分有趣，不像別人說的那麼單調無聊。最後在離開實驗室前，要求受試者填 寫一份問卷，回答對旋轉木栓這一工作是否真正喜歡。

和一般人推測的相反，得到較少酬金(一美元)的受試者常常比得到較多酬金的(二十美元)的受試者在實驗中表現得更加主動、更加賣力。在填寫問卷時，前一批人往往更認真地表示他們真心地喜歡旋轉木栓的工作。

按照費斯廷格的解釋，得到酬金較少的人，正因為酬金太少，所以他們尤其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行為是受到利誘的結果，因此他們更傾向於說服別人——首先是說服自己 ——旋轉木栓的工作果真是十分有趣的。得到酬金較多的人則相反，因為他們無法向自己隱瞞自己的行為只是為了得到優厚的報酬這一事實，所以他們雖然比較勉強 地對別人撒了謊，但終究不願，也不能對自己也撒謊。費斯廷格和卡爾史密斯總結道：「當以提供報酬來引誘一個受試者去說一些與他自己的見解相矛盾的東西的時 候，個人的觀點便趨於改變，以便更好地與他們所說的那些東西保持一致。但提供的報酬越多(超過了引起此類行為所必需的數量)，其效果則越小。」

費斯廷格和卡爾史密斯的實驗被公認為在社會心理學研究上具有開拓性意義。不過，我對這個實驗及其結論很有些懷疑。事實上，我們的確不難對上述實驗的結果給出 另外的解釋。既然受試者事先就被告知他們要參與一項重要的科學實驗，那麼這件事本身就很可能使他們覺得自己被吩咐去做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不是旋轉木栓 有意思，而是把旋轉木栓做科學實驗有意思。獲得報酬較少的受試者會認為那份報酬是自己的工作所得，並不是物質利誘，內心倒相當坦然。獲得報酬較多的受試者 明知自己的工作不可能值那麼多錢，因而有無功受祿的不安，反而會懷疑自己所作之事究竟有多大意義（給這麼多錢，我還以為做多麼複雜多麼有意思的事呢，結果 就做這麼一破事，哪值那麼多錢啊！）。所以前者會在問卷上寫下肯定的評價，而後者多半會寫下否定的評價。

一般人都認為，自然科學需要做實驗，社會科學也需要做實驗。但是，拿人做實驗和拿物做實驗是不一樣的。一塊礦石，不會因為它從礦山上放進實驗室，其性質就發 生某種改變；但是，一個人離開他的日常生活，參加到一項被他人設計的實驗，那本身就是一種改變。其心理狀態很可能會發生變化。你在實驗室裡按照研究人員的 要求去做某件事，你的行為、你的感受是一回事；你在現實生活中真的去做某件事，你的行為、你的感受，則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不少社會科學家（尤其是心理學 家）所做的社會科學試驗，由於忽略了這種變化和不同，因而其結論不一定靠得住。

再有，科學實驗的結果應該有可重複性。可是上述幾個實驗都不可能有可重複性，因為人類有學習的能力。就以史丹佛監獄實驗為例。在史丹佛監獄實驗之後，你再找 別的人做同樣的實驗，結果很可能會不一樣。就算你把參加史丹佛監獄實驗的原班人馬再做一次同樣的實驗，結果也不可能是一樣的。

※作者為《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