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教授每天送警衛小蛋糕：不希望自己死在家裡，沒有人知道
《孤獨世紀》作者赫茲特別呼籲，在傳統社會支持結構潰散的地方，男性可能是「絕望死」的相對高風險群。例如城市地區，男人可能離了婚、失業，或從事不穩定、短暫的工作，心理出現憂鬱、焦慮，生理則是疲憊、發炎、免疫力低下，有些勞工階級中年男性甚至用藥過量、酒精成癮或自殺。
從去年開始關注孤獨死議題，台灣照顧管理協會理事長張淑慧也注意到，中年人的孤獨死多是因為家庭衝突或就業失敗，無法面對自己的挫折，以致憂鬱、精神障礙，漸漸和社會脫節。而失敗帶來的挫折雖然沉重，和人的關係疏離才會壓垮人。
哥哥住隔壁里，卻不相往來
一整排的公寓建築物，放眼望去只要有窗戶的地方都覆蓋上密密麻麻的鐵窗，一格一格將人關在屋內，也將人隔絕在外。
53歲的夏秋吉（化名）在7月初被發現時，遺體已腐爛見骨。當初就是因為陣陣惡臭，逼得鄰人打電話給里長，要他找出臭味的源頭處理，循著濃厚的氣味嗅到夏家。
員警找到夏秋吉的哥哥和弟弟時，「他們都不太願意處理，說好久沒有聯絡，感覺沒有交集，」處理的員警小陳才24歲，卻已經看過5、6具孤獨死的大體。
透過各種管道，《天下》找到要去處理房子的哥哥，「他就是自己要放爛，失志，」哥哥說，年輕時的夏秋吉是車床「黑手」，功夫很厲害，和女友交往7、8年後分手，工作也沒了。說不出口的挫折和憤怒讓他寄情於酒精，也被診斷有精神障礙。
夏家位在老公寓，夏秋吉住在頂樓加蓋的6樓，5樓曾經是爸爸和哥哥的住所，具有榮民身分的爸爸過世後，哥哥帶著子女搬到不遠處的隔壁里，「有時回來，會發現每個房間都睡陌生人，」哥哥覺得很無奈，3個房間內常有他從外面帶回來暫宿的人。
孤獨的夏秋吉死後，哥哥找人將房子打掃乾淨，並在電視櫃中找到他珍藏的照片，也是他最後僅存的物件，其他全都被丟棄。（謝佩穎攝）
說不出口的挫折，也曾試圖振作
在這個長滿鐵窗的社區，每個人都看過他，卻遠遠地躲著。里長說，他靠著政府津貼，理應勉強可以維持生活，常常在沒錢時，走到里長辦公室借個50、100元。
經常一個人四處遊蕩、找人喝酒的夏秋吉，也曾經試圖振作，「有一陣子，他說他戒酒了，要去找工作，」里長描述，穿起白襯衫、西裝褲的夏秋吉，「人模人樣，實在很瀟灑、很飄撇。」
但過了一段時間，他又步履蹣跚地找上里長借錢。
當禮儀公司的小周去清理遺物時，在凌亂的屋內找到夏秋吉小心翼翼置放在電視櫃內的一疊照片，照片裡有個人照、女友照，還有一張最後的全家福，當時的他有著一張神采飛揚的年輕臉龐，但在此後的20多年，他卻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整理好拿給哥哥，但哥哥放在原地，只拿鑰匙就走了，」小周說。
「孤獨死」的最深恐懼，不分社經階級
不限社經階層，愈來愈常見的孤獨死，成為人內心最深的恐懼。
基隆市議員王醒之提到他身邊的例子，一位大學退休教授，先生過世，子女都在國外，她罹患癌症經過治療，即使身體虛弱，仍每天逼迫自已出門參加社區活動，目的只是為取得活動會分發的小蛋糕，拿回家後不是自己用，而是要分給社區的警衛。
「我問她為何要這樣做？她說，她一個人住，不希望自己死在家裡，沒有人知道，」王醒之感嘆，這位教授的處境是很多人的寫照，「她知道要為自己找到更多跟社會聯繫的方法，只能拼拼湊湊，做一點自己還能做的事。」
面對孤獨死的恐懼，國家或社會能做什麼？
「社會福利的概念是什麼？就是你缺什麼，我就給什麼，但沒有人關注『陪伴』這件事，」王醒之觀察。
對抗孤獨，關鍵是心理需求，幫忙需要的人找到資源，保有健康、保有生活。（鄭郁勳繪）
王醒之認為，台灣雖然有長照體系的社區關懷據點、鄰里長通報系統，但多是針對特殊境遇老年人，而這樣的概念早已過時。他認為，未來的社區工作應該更有系統、有方向、有意識地讓人跟人之間建立一些聯繫，「不一定要互相照顧，至少讓人的社會存在感扎實一點。」
王醒之在基隆創辦的防跌工班，即是「共生社區」概念，號召青壯年組隊到長輩家裡進行修繕改造，老人再貢獻技藝或專長「換工」，推動循環互助，創造社區內人和人共同生活的環境，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要對抗孤獨，政府政策也不應侷限在社會福利系統。
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教授劉立凡不諱言，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有M型化趨勢，著重在社會底層的生存需求，使用者也多是社會底層，但「最可憐的是中產階級，因為會孤獨死的人未必是貧窮線以下的人，」她看到有太多過去是經理或主管退休的人，寧願餓死、凍死也拉不下臉去請人幫忙，「因為人有自尊心的考量。」
政策不能只是「給」，須兼顧自尊
劉立凡認為，對抗孤獨的社會政策應該包括就業、勞動、教育和居住等，關鍵是要著重社會心理需求，幫忙需要的人找到資源，保有健康、保有生活。在設計時不能只是「給」，更要「給」得有策略性，兼顧自主和自尊。
例如，愈來愈多人在50多歲就退休，卻找不到和自己原本身分地位相符的工作。如原本是老師、主管等，政府或企業可以設計兼任的工作，讓他們繼續貢獻所學，既可以保有部份收入，更重要的是繼續和社會保持連結，「一個人如果覺得自己沒有存在價值，還能活多久？」劉立凡提醒。
從獨居的安全維護、社會社區網絡的建立，到提升社會參與機會，從一般志工到貢獻自己專長的專業志工，都是台灣未來必須要做的社會建設。
學者研究指出，社區的公共建築和空間，可以增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黃明堂攝）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李若綺強調，在現代社會，或許更需要創造世代間互動的連結，尤其是創造就業機會，讓年輕人回到家鄉工作，都是避免台灣走上「無緣社會」的可行方向。
每一個孤獨死的背後，都是一場無可挽回的人生悲劇，在《無緣社會》一書的介紹詞中提到，「它不是高齡社會的必然，而是冷漠與自私的孿生子。」建立關懷人、尊重生命的結緣社會，是對抗無緣社會的一帖良藥。
當家庭已經不再是人的最後堡壘，當親緣逐漸淡薄、工作也不再是人生保障時，我們要如何保有連結？這或許是在台灣的每個人都該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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