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點收包包下班很可恥？準時下班才對得起人生
讀完這篇文章，你可以學到什麼：
- 除了把台灣人工時降低，也得更有魄力解決低薪問題，否則低薪會回過頭來，影響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 若工作是人生目標或成就感來源，有無表現機會就比準時下班更重要。對年輕世代來說，兩者兼顧是最好的選擇。
- 無論是否設定下班後的人生目標，都不該只為工作而活，除了工作，還有生活、家庭和朋友，或培養其他興趣。
兩年前從人力銀行離職，開設上班族斜槓課程的職場暢銷書作家洪雪珍，日前接到學生訊息，「我做不下去了！」她是位50歲外商女主管，之前被調到工程部。即便因疫情須在家工作，每天都得工作13、14個小時，「我真的快得憂鬱症，」她說。
還有位中研院研究員，每天不到晚上九點、十點，根本下不了班。洪雪珍觀察，他一邊上課，同時還把同學的自我介紹製成Excel檔，「他不是工作效率差，也不是不自動自發，」洪雪珍不解他每天加班的原因。
她坦言，教了斜槓課程近兩千個上班族，很少人能準時下班，「我永遠聽到他們不斷加班。」
台灣很多方面都已躋身已開發國家之林，難道勞工始終擺脫不了「過勞」和「高工時」這兩個開發中國家的代名詞嗎？
過勞現象只好過日韓，大幅落後歐洲
其實，從「天下幸福生活指數」調查，台灣勞工在工作與生活上的平衡，似乎並不差。
若把主計總處調查受雇者每週工時超過50小時的比率，及每天非工作與休閒時間的長短，拿來與OECD國家「工作與生活平衡」領域進行跨國比較，台灣在41個國家中，排名第20名，相當於中段班。
有趣的是，台灣之前的名次，都由歐洲國家囊括，至於兩個亞洲國家日本、韓國，遠落在台灣之後，台灣等於是亞洲第一。
「經過兩次勞基法修法，台灣一定會比過去好，只是相較於歐洲國家，我們的工時還是很長，」參與台灣多項勞權法案的擬定、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說。兩次修法，指的是2016年法定工時從兩週84小時，降為單週40小時，及隔年開始實施的一例一休制。
過去老一輩服膺的「愛拚才會贏」，為了賺錢沒日沒夜，對年輕世代來說，都是工作和生活不平衡。
修法實施後，台灣的工時確實下降，但跟其他國家比起來，減少的似乎還不夠多。
據勞動部去年發布的國際勞動統計，2019年勞工平均總工時是2028小時，比前一年減少五小時，在主要國家中高居第四，在亞洲則排名第二，僅次於新加坡。
針對全球工時排名未降，勞動部的說法是，台灣因為部份工時從業者所佔比率比其他國家低，導致整體平均年工時相對高。
全產總秘書長戴國榮卻直指，2017年一例一休再修後，放寬許多行業能排除七休一，讓員工可連上12天班，加班費經挪移也省下來，導致勞工工時增加，收入反而減少。
修正後的制度，落實與否很重要。洪雪珍觀察，「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在台灣並未消失，但幾年前地方政府加強勞檢，風聲鶴唳之下，企業自然收斂許多，等到風頭一過，便又重蹈覆轍。
孫友聯認為，政府應該拿出辦法宣示縮短工時的決心。
工時與效能，呈負相關表現
除了把台灣人年總工時降到兩千小時以下，也得更有魄力解決低薪問題，否則低薪會回過頭來，影響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相對於韓國基本工資的調漲大多在6%以上，2018年漲幅甚至高達16.38%，台灣基本工資除了2007年一次比較大的調幅，其餘都在1%至5%。薪資停滯不前，愈來愈多勞工為了增加收入，選擇下班後兼職外送，累計工時更長，更不受保障。
有了縮短工時的制度撐腰，台灣人的觀念也要修正。首先，老闆、主管的管理思維要改變，因為台灣的老闆經常帶頭加班。
台灣九成以上都屬中小企業，在全球競爭及大企業夾殺下，為了活下去，創業老闆的工時都很長，導致員工不敢下班，也沒有加班費。
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李應平觀察，華人社會都以為工作時間愈長，愈認真努力、愈負責任。事實上，這是用投入的時間評量員工，而不是最後成果，「加班不代表效能，加班時間愈長，效能其實愈低。」
她坦言，老一輩主管或許認為，員工週末回兩個Line無傷大雅，但法規認定老闆下班後傳Line給屬下交辦公事，就算加班，「我都想辦法克制忍耐，不要打擾員工的私生活時間，」李應平提醒，主管必須重新建立職場價值觀。
不少研究也指出，產值會隨著工時增加而遞減。
國際勞工組織（ILO）研究，超過一定時數後，當工時增加10%，生產力會下降2.4%；如果每天工作時數從九小時減少一小時，生產力會明顯提升；一天工作11小時的勞動者，比工作七至八小時的人，罹患憂鬱症比例多2.5倍。
「加班使人疲累，使人孤獨，而且大部份的職災都發生在加班，」孫友聯說，近十年來勞保認定過勞死的勞工，有255人，「每個人都有拒絕過勞死的權利，工作是謀生，不是找死。」
▲「加班使人疲累、孤獨，」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從準時下班開始。（邱劍英攝）
提高工作效率，學習準時下班
勞動者的觀念也需要被翻轉。台灣孩子從上學起，就被形塑處於長時間學習的狀態下，在學校待滿八小時，又被送到安親班，「孩子從小就被灌輸，為了成功不需要休息，不需要報酬，」來自馬來西亞的孫友聯觀察。
李應平認為，下一代必須被教育在限定時間內完成有效工作，剩下時間就能自由分配，才能真正翻轉台灣的勞動條件。
但事實上，新世代的年輕人，心態早就不一樣，他們不想加班，希望工作與生活完全切割開來。
過去住院醫師一向是醫界過勞的代表，但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長、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張家銘觀察，一方面住院醫師2019年納入「勞基法」，另一方面年輕人也重視個人生活，「相較於我們，年輕人更重視生活品質，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份。」
如果工作只是討生活、養家餬口的工具，年輕人最在乎的往往是準時下班；若工作是人生目標或成就感來源，有無表現機會就比準時下班更重要。對年輕世代來說，兩者兼顧是最好的選擇。
想要達到工作與生活平衡，勞動者得從有效率的工作，及準時下班做起。但準時下班說來簡單，實際執行卻很困難。
就像兩年前日劇《我要準時下班》裡的女主角東山結衣，追求效率但堅持準時下班，絕對不加班。她教後輩用聰明的方法有效率工作，包括整理好辦公桌面，就不用花時間找東西；用便利貼標記當日工作，也為每件工作設定時間。但她最大挑戰是，每天下午六點拿起包包準備下班，就得面對上司和同事的異樣眼光。
▲工時愈長、效能愈低，準時下班才是高效表現。（王建棟攝）
每個人都必須幫自己找到準時下班的動機跟理由。
一位在竹科工作的40多歲單身女主管，住在工廠隔壁的員工宿舍，每天在辦公室待到晚上八、九點才回宿舍，「反正辦公室有同事在，很熱鬧。」突然有一天，她發現身邊年紀跟她相仿的同事，一個個被資遣，這才意識危機到來，決定找回年輕時的夢想，下班後學當室內設計師。
「我現在最大的進步是，每天都準時下班，」她反省，過去沒有人生目標，生活重心都在工作，現在有新的人生目標，反而會有效利用上班時間完成工作。
無論是否設定下班後的人生目標，都不該只為工作而活，除了工作，還有生活、家庭和朋友，或培養其他興趣，即便只是工作累了，好好休息也無妨。
前提是工作求盡力，要對得起自己的飯碗，再思考工作的意義，確立人生方向，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
（本文出自天下雜誌，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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