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你在這裡──獨家專訪91歲楊子思醫師，台灣沙利竇邁藥害吹哨者

發生在逾半世紀前的台灣沙利竇邁（Thalidomide）藥害事件隱沒在歷史洪流裡，91歲的楊子思醫師是此事件，唯一健在的關鍵見證人。當年才27歲的他，憑著醫師的直覺與良知，頂著威權時代的壓力，成為台灣第一位敲響警鐘的吹哨者。
半世紀過去，楊子思沒有忘記這群藥害者，也好奇藥害者們後來過得怎麼樣呢？直到當年鑑定確認為「沙兒」的王挺傑，找尋當年歷史，讓兩人生命再次交會。這場重逢，解開楊子思對藥害者牽掛；解答王挺傑對政策處理憤慨，化解多年心中懸念。

「我記得你啊，當時是你媽媽帶你過來（鑑定）的。」

91歲的楊子思醫師，在半世紀之後再見到鑑定那天確認的藥害者王挺傑，一眼就認出他。

楊子思翻開他花了9年寫成的著作《中國人的先天異常》，用手指著照片，「這是你。」他還能說出王挺傑的生日是「1960年8月22日」。照片中的瘦小男孩留著小平頭，光著上身，雙眼馬賽克，雙手「指頭缺損、橈骨缺損、肱骨發育不全」，文字寫著「典型沙利竇邁畸形」。王挺傑從未看過這些照片，但確定：「對，這是我。」

再次見面，知道王挺傑由美國大學教職退休，時光荏苒，「你也退休了呀，」楊子思笑著說，「我看到你滿健康，這麼有成就，我非常安慰。」

這兩人正見證了台灣公衛史上沉重的紀錄──沙利竇邁藥害事件。1961年，剛從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的楊子思在鳳山發現國內首例的藥害案例；10多年後，1975年，他負責收集全台藥害兒童的病歷，並與世界首位發現沙利竇邁藥害的德國兒科醫師李茲（Widukind Lenz），在台北市立仁愛醫院進行受害者鑑定，王挺傑也是當日確定的沙兒。

鳳山鄰居抱來女兒，他一眼大驚：台灣也有沙藥藥害者？

1961年，楊子思由台大醫學院畢業，在軍醫院當預官。那年，正是李茲對全世界提出沙利竇邁會讓胎兒畸形，掀起全球藥害巨浪的序幕，「我看《聯合報》，這麼小一塊報導，」楊子思雙手比著大小，心裡納悶，台大藥理學可沒教到這件事。

有次回鳳山老家，媽媽說，鄰居有位婦人結婚10年未生，好不容易生個女兒，卻是畸形，很傷心，看了許多醫師沒有答案，要楊子思幫忙看看。約了婦人到家裡 ，小女孩不斷哭泣，他一看，就問婦人是不是在懷孕期間吃了什麼藥？她說，就是睡不著，只有吃安眠藥易速眠（Isomin）*。「易速眠」就是由日本進口的沙利竇邁藥品的商品名稱。

易速眠（Isomin）*：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Isomin是西德藥廠研發的 沙利竇邁在部分國家上市時使用的安眠藥商品名之一，如日本由大日本製藥出廠。當時此藥被廣泛用於治療失眠與孕婦孕吐，隨後引發了全球嚴重的畸胎災難，1961年底從西德開始下架；台灣政府則在1962年9月6日下令禁止進口與使用，但未落實宣導與下架回收銷毀，民間仍使用了好一段時日。

「我嚇一跳，這問題嚴重了！我問她在懷孕時什麼時候開始吃，最後一劑什麼時候吃？」她說懷孕初期吃了兩個月。 根據李茲的理論，引起畸形主要是與孕婦妊娠早期用藥有關，如果最後一次月經後第35天到55天（敏感期）服用，就會引起胎兒畸形。

楊子思著作中記錄著：

根據李茲的統計顯示，若在最後一次月經後35天服藥，可能導致無耳症、顏面神經麻痺；如果是第37天則是引起拇指缺損；第38～40天為上肢缺損；第43天～45天引起嚴重的上肢及下肢缺損、心臟畸形，出生的孩子約三分之二可以存活。

當時，楊子思馬上叫了三輪車，讓母女坐上，他陪著去鳳山的王外科照X光，「我付錢。」他接著趕去婦人買藥的那家藥房，就在戲院旁。走進就問：「有沒有賣易速眠？」老闆問：「是要一瓶100顆還是要幾顆，都可以。」

「我心想：哇，還在賣啊。」回老闆：「我再想看看。」他往前走10幾間店面，又是藥房，楊子思照樣問：「賣易速眠嗎？」一樣回答，要一瓶100顆還是零買？「我就坐立不安了，」楊子思說。

登上國際媒體的雞胚胎實驗，促使政府不再紙上談兵、動手回收沙藥

不久後，楊子思退伍，決定去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婦產科報到，告訴科主任邱文虎他在鳳山發現的病例。主任回：「這可能有點意思，那（1962年）11月的醫學會年會你來報告這個個案。」後來在台大醫院遇到小兒科主任、教授陳烱霖，楊子思請他看鳳山小女孩X光。陳烱霖說，他沒有看過沙利竇邁病例，「我們還在找。」

台北市立（仁愛）醫院*：1953年創立時稱為「台北市立醫院」，1964年逐年擴充病床及員額數，1968年更名為「台北市立仁愛醫院」。2005年，台北市政府將多間市立醫院整合，再正式更名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楊子思說，那時太太正在鳳山老家待產，那是他們的第一胎。於是他請假回家，「過了預產期一星期還不生啊，」他很焦急，告訴父親，這個醫學報告很重要，「不報告的話，後果很嚴重。」父親楊福賜說：「你安心去寫報告，生孩子的事我們來照顧。」

坐在北上的火車上，「我心裡好難過，太太生小孩，我不能陪她；可是沒有報告這個病例，良心不安，我壓力很大。」說到這裡，91歲的楊子思突然哭了起來，如同27歲無助的楊子思在火車上啜泣。

在台北的楊子思為了報告夜不成眠。

他和在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工作的哥哥討論，決定做個實驗證明。楊子思寫信要父親把鳳山婦人吃剩的藥寄上來，哥哥把藥物注入正待孵化的雞蛋中，打算看看小雞胚胎對沙利竇邁的反應，「事情很緊急，小雞要21天才會孵出來，發表前一天才第20天。」等不了那麼久，立即開蛋：「雞胚胎真的沒有腳！」

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1970年成立，2005年改名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來不及做幻燈片了，我直接把雞（胚胎）泡在酒精裡，就這樣整罐捧到現場。」

楊子思說，他回台北讀到當時《聯合報》何凡的〈玻璃墊上〉專欄以數篇文章描述國外的沙藥藥害、呼籲台灣注意沙藥危害，讓他反思，發表台灣沙藥案例，「不是醫學會的問題，而是廣大社會的問題，應該配合何凡先生的影響力才行。」在發表報告前，他寫信給何凡，報社連夜派了記者來採訪，他以為年會結束後才刊出，但第二天《聯合報》以第三版大幅報導，讓年會受到各媒體矚目。

楊子思說，等到他最後一個報告時，一上台，所有記者都衝進來，坐在講台前的地上，「相機一整排。」

在揭開台灣首例沙利竇邁受害個案的那天早上，楊子思收到父親寄來的限時信，告訴他：妻子前天已經平安生產，是個男孩子，「你就勇敢地去發表。」

為了台灣其他的孩子不再受到藥害，楊子思錯過迎接自己兒子出生的機會。他報告之後，除了台灣媒體熱刊，連《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都登了台灣發現沙害病例的研究──楊子思由整疊泛黃的剪報資料中，找到那一小方英文報紙。

真相揭露，那時德國一年前早已禁了沙利竇邁藥物*，台灣發現也有受害者、成藥也還在市面上熱銷。楊子思說，報告發表之後，輿論錯愕，內政部衛生司*雖然在1962年9月6日早下令禁止進口，「公文上說禁止進口和禁止使用，」但政府沒有下架行動或任何取締。

德國一年前早已禁了沙利竇邁藥物*：德國格蘭泰藥廠1961年11月27日下架沙利竇邁藥物反應停（Contergan）。

內政部衛生司*：1949年8月至1971年3月為「內政部衛生司」，之後再次改組為行政院直屬機構「行政院衛生署」。2013年7月，升格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實際上，收回藥物及銷毁，是我發表以後才開始的。發表以前，到處藥局都可以買到藥。」

那個年代裡，「我是好像荊軻刺秦王」

楊子思明白，揭露真相是有代價的。

「我很怕，一是怕藥廠對付我嘛，二是那時還是威權時代、白色恐怖啊，我不知道會怎樣。」

那天中午發表之後，「我怕到去中央研究院躲起來，躲到晚上天色暗了以後，我就戴個運動帽，帽沿壓得低低的，跑到台北車站坐夜車回去看我太太和孩子。」在報告發表前兩天出生的長子楊智超，現在也是台大醫院醫師。

易速眠如此暢銷，擋人財路的事還去做，60多年後已高齡91歲的楊子思對記者說了好幾次「我很怕啊」，戒嚴時代的肅殺記憶、對人心的自我規訓極難抹去。聊開之後，他才說，「講個笑話給你們聽，」其實發表報告完那天要回去的時候，楊子思口袋裡放著「防身措施」，但他堅持不能寫出是什麼。

那是當他在嘉義空軍第四聯隊當醫官時，營區外有柔道道館，練武者常來看跌打損傷；楊子思也跟著柔道教練學了10個月，離別時教練叮嚀他「這社會有時候很危險，你自己要小心」，送了他「防身措施」。真實的恐懼有時只能用笑話包裝，才說得出口。

「要當吹哨者是很危險的啊，你看大陸揭發新冠肺炎那個吹哨者醫師⋯⋯近年揭發器官非法移植的醫學生，也從樓上『被』掉下來，」楊子思一一細數，感同身受。

後來他才知道，易速眠藥廠的人在發表報告的前一天，「連夜要找我，但是沒找到，我才能順利發表。」

9月30日發現鳳山女孩，11月25日在台灣醫學會暨婦產科醫學會年會報告，2個月來的掙扎，楊子思比喻自己豁出去的心情：「我是好像荊軻刺秦王啊。」

年會結束，政府回收藥品，「我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那年，他27歲，剛正式上班幾天，卻已在台灣藥害史上捲起驚濤駭浪。

建議請來李茲，從倉庫搭建起沙兒鑑定、向日求償之路

發表完研究的楊子思全心投入臨床醫學工作，看診、接生，十分忙碌。直到1975年，當時他40歲，已是主治醫師。那時台灣省醫師公會理事長、立委吳基福，在東京看到日本藥害者與藥廠纏訟多年後和解的新聞，深感震驚，回來台灣後，通知台北市的小兒科跟婦產科主管開會，楊子思也參加了。

「他（吳基福）第一句話就說，我們大家聯合起來告日本藥廠。」

聽到這句話，醫師們嚇壞了，「一個一個溜掉，只剩下我一個人，」楊子思苦笑說，他總不能讓吳基福下不了台，「我把第一個病例交給他，我不好意思跑了。」

不敢推辭的楊子思，接起行政院衛生署委託「台灣沙藥畸形兒調查」的重擔，他向仁愛醫院報備，院方說，門診有個沒使用的倉庫，就拿去用。楊子思和太太兩人打掃倉庫、整理，擺上一張桌子，工作開始。衛生署在1975年1月下令，透過媒體或醫療體系通知，全面找尋受害者，收到的資料就交給楊子思，他一個一個登記、編號，「登記、照相全由我一個人執行，再把它做成病歷。」

為了精準鑑別診斷，他解釋，病歷除了要有兒童本人照片、畸形部位照片、X光照，要排除遺傳疾病也需要父母親手部的照片。「我花了一年多，差不多每天都加班，」做成病歷，「看了怵目驚心，我一定要幫他們。」楊子思說，他懂日文，知道日本藥廠請西德沙利竇邁藥害專家李茲到日本幫忙鑑定好幾次。

當時的衛生署署長王金茂問他：「調查得怎麼樣？」楊子思說：「初步看，（收件的案例）大概8個兒童，就有1個（藥害者）。」他跟署長建議，聽說李茲要到日本，最好能請他順道來台灣幫忙，因為這個鑑定會和金錢有關，要非常慎重。

後來楊子思聽說，李茲接到台灣的邀請時，走到書櫃，拿出英國知名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看起楊子思等人的研究。

「我的病例和雞胎研究，後來投稿到《刺胳針》，所以李茲知道台灣的情形。」

1975年4月1日李茲抵台，王金茂和吳基福到台北松山機場接機。在為李茲洗塵的飯店晚宴之前，李茲和楊子思在花園散步，李茲分享他史無前例揭發沙利竇邁致畸的發現之後，「藥廠全面攻擊他，說他瘋了，藥怎麼可能會致畸？德國藥廠威脅如果不是他說的那樣，要告死他。這是李茲教授親自跟我講的，」楊子思明白，他的報告是奠基李茲的發現之上；膽敢說出藥害*的李茲受到藥廠和政府的壓力，是無人能比的。

說出藥害*：楊子思說，當年李茲在醫學會只指出胎兒致畸與外來藥物有關，並未指名是何藥物；但下台回答其他醫師詢問時才說出是「反應停」（沙利竇邁在德國的商品名）。

鑑定的過程都是由李茲和楊子思全權決定，雖然德國藥廠律師、日本藥廠代表、律師等人都在現場，但兩位醫師根據德國聯邦政府制定的藥害評分表，依手臂、肱骨或橈骨、眼、耳或臟器畸形的不同分數評分。「如果是0.6分，我就會四捨五入，這跟錢有關，受害者可以多拿一點點錢。」他們兩天看了約260位孩子，確認28人；之後楊子思陸續再收病歷寄給李茲鑑定，又確認10人。

「後來陸陸續續有來找我的，我就把資料寄到德國，讓他確定。」自此之後，楊子思和李茲兩位醫師的跨海忘年之交，靠書信維持了20多年。

楊子思說，為了鼓勵他對沙害鑑定的付出，醫學博士杜聰明頒了「優秀論文獎」給他，贈以篆書墨寶，還有獎學金一萬元，「我就用來買了打字機，和李茲通信20多年。」

「他是一個大學者，我跟他有共同的論文發表*，」李茲大了楊子思13歲，後來，「李茲說，他生病開刀還在看診。」

我跟他有共同的論文發表*：根據楊子思撰寫的〈沙利竇邁藥物引起的先天畸形症〉一文（刊登於1975年1月出版、由台灣省醫師公會發行的《台灣醫界》第19卷第1期），這篇他和李茲共同發表的論文名為＂Beiderseitige Humeru sverkürzung＂，刊登在1976年的《兒科與發展病理學》期刊（Pädiatrie und Pädologie），主題是探討兒童雙側肱骨過短。

用腳寫給他的賀年卡

許多孩子中，特別讓楊子思印象深刻的藥害兒是張瑜，她幾乎沒有手臂。根據資深記者黃怡在1982年《關懷期刊》刊登的報導中記載，「張瑜媽媽是新竹女中的老師，她有一本日記本，滿滿記載沙兒的資訊，她說，『是學校校醫開給我的藥，就寫在一張隨手撕下來的日曆紙上。』」

這張日曆紙，被楊子思完整保存，「這是當時醫師開的（Isomin[易速眠]）處方箋，我都收起來，肯定100%是受害者。」這也收錄在他的著作上。

張瑜除了典型海豹肢，黃怡寫著，「張瑜兩隻畸形的手掌，僅僅長出三根不完全的指頭，兩膝蓋骨脫臼、右膝關節痛。一直到十幾歲才去上學，因為她無法如廁，沒有學校願意收。即便19歲了，身體也僅有8、9歲小孩的大小。」

在鑑定完成之後，把資料交給吳基福，楊子思就退出，不再參與複雜的「補償」事宜。他也未曾再見過任何一位沙兒；但訪談中，他屢次提起張瑜（鑑定點數*是78點，算是嚴重個案）。楊子思說，即使她身體那麼不方便，她還是積極擁抱生命，還去美國參加世界童子軍會，「她用腳寫一個賀年卡片寄給我。」多年後說起這事，楊子思聲音有些顫抖，「她是很勇敢的，」他轉向王挺傑，「所以我說你們要面對（生命的不幸）⋯⋯我很感動。」

鑑定點數*：楊子思依照藥害兒缺陷輕重、機能損失評估，主要對應德國聯邦政府的評估表給予點數，點數愈高、受害程度愈嚴重；國內最嚴重受害者為96點。

你還在這裡：醫者與患者60年多後的回望

雖然當年在鑑定兩天內，見過28位沙兒，之後人生不再交會；楊子思心裡還是惦記的，「鑑定的時候，看了很痛心。」帶著老派的謹慎，他小心選擇措辭，「這個藥害不會遺傳，所以，（他們）有沒有結婚、有沒有生小孩，不知道，我們都沒有去追蹤。」他又說：「我也不會去打擾他們。」

雖然謹守醫學本分，對醫學之外的處理事宜，他都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分內不會接觸到這個問題」；但楊子思也深知，德國、日本的賠償都是政府和藥廠一起出的，「台灣就是藥廠給了錢之後，政府什麼都沒有，就只做了鑑定而已嘛，我不好意思講啦。我書上有寫*。」而且，「德國有很多輔具*，可以幫助他們生活，但台灣沒有⋯⋯台灣之後也沒有什麼民間團體長期關心他們。」最後，還是忍不住說出：

我書上有寫*：指《台灣醫界》第19卷，第1期，〈沙利竇邁藥物引起的先天畸形症〉。

德國有很多輔具*：楊子思曾託李茲寄來一本書，介紹德國為沙兒製作的各種輔貝，包括如廁、寫字，但未能推廣。

「那些錢不夠賠他們一生。」

「現在有什麼《國家賠償法》啦，那當時是威權時代哩，還要想什麼？」

經歷過威權統治「一句話可能丟官、喪命」的時代，謹守「分內的事」，是一套在危險年代中形成的生存智慧。當年那位還未正式看診的婦產科醫師，靠著一方報紙的外電與警覺性，以一例確定的藥害案例與雞胎實驗向台灣社會敲響「藥害已經發生了，就在這裡」的警鐘，讓只靠一紙公文下令回收卻回收無方、沒有實際行動的政府臉上無光；龐大的藥品利潤，又可能帶來多少禍害，才27歲的準醫師已做出他當時最勇敢的決定。

在訪談中，一直坐在楊子思旁專心聆聽的王挺傑，原本極想得到答案：「為何在楊子思論文發表之後，政府仍沒有徹底回收沙藥？而且10多年後才開始求償？也沒有像日本、英國、德國組成組織照顧受害者？」

在會面深談，了解來龍去脈後，王挺傑告訴《報導者》：

「我才徹底體會到當年楊醫師是多麽地正義，多麽地勇敢，放棄能親自在場迎接他的第一個小孩出生的機會，且還冒著生命危險地去揭露沙藥致畸的證據。」

「當楊醫師提到當年的白色恐怖及洩密者可能的下場時，他在敍述時都還隱隱約約地流露出當時（60多年前）緊張害怕的心情。在敍述他無法陪伴妻子、親自迎接小孩出生，他激動地哽咽，且眼中含滿了淚水，坐在他旁邊的我已經能體會到，對楊醫師來說，這是多麼大的犧牲呀。」

「在那當下，我理解了自己對當時大環境的無知，也理解了楊醫師當年僅參與了鑑定受害者的工作。因此，對楊醫師我只有敬佩及感激。」

「我盡力了。」楊子思說：「回想起來，年輕的我，真是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