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曾去刺殺希特勒」

（德國之聲中文網）柏林，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貝格上校（Claus von Stauffenberg）上路了。將近早晨8時。一架容克JU52飛機升空，飛向位於東普魯士的元首大本營—“狼穴”。施陶芬貝格上校的目標：用炸彈殺死阿道夫·希特勒。時機正合適。作為步兵預備軍參謀長，他將在這一天親自向希特勒本人作匯報。

11時左右，施陶芬貝格及另外兩名參與刺殺者—施蒂夫少將（Helmuth Stieff）和馮海夫滕中校（Werner von Haeften）抵達納粹的這一權力中心。這裡是德國國防軍的最高司令部所在地，希特勒就在這裡對唯唯諾諾的隨從者們發出軍事命令。

施陶芬貝格不受檢查

扎爾特爾貝格（Kurt Salterberg）曾是“狼穴”的哨兵之一，當時21歲。過了70多年，他還清楚地記得那一天的每個細節：這一天，“狼穴”的一間平房裡將舉行局勢分析會議，“一切都嚴加防範，所有去見希特勒的人，我都要檢查的”。其中就有以國防軍總司令凱特爾陸軍元帥為首的一組人員，施陶芬貝格是成員之一。“凱特爾有長期通行證，他的隨行人員不需要檢查。施陶芬貝格戴著一個作戰受傷眼罩比較引人注意。他夾著一個公文包，但這沒有什麼特別”。

11時30分：施陶芬貝格來到凱特爾的辦公地，就在即將舉行的局勢分析會上希特勒可能的提問做准備。施陶芬貝格稱，他要去一下洗手間，便暫時離開了會談室，就在洗手間，他和海夫滕一起給定時炸彈上了弦。

12時36分：凱特爾向希特勒介紹了施陶芬貝格，並說，後者將匯報所謂的“人民步兵師”行動計劃。施陶芬貝格將裝有塑膠炸彈的公文包悄悄放在了希特勒身旁一個大地圖桌下。炸彈爆炸前，施陶芬貝格謊稱要接電話匆匆離去。這時是12時40分。

扎爾特爾貝格回憶道，他當時就注意到了，施陶芬貝格只呆了短短一會兒就走了，“不過，這樣的事情以前也發生過，有人急著要去取文件”。

厚桌腿救了希特勒一命

離爆炸還差兩分鐘。就在這時，布朗德上校（Heinz Brandt）順手將文件包移到了桌腿的另一邊。此舉讓他本人喪命，卻使希特勒躲過死劫。

施陶芬貝格留下的炸彈爆炸了。扎爾特爾貝格回憶說，“瞬間，只見紙張、木頭、碎片四處飛揚，煙雲密布，其中一人被炸飛出窗，其他人則前仰後翻，擠出大門，現場一片混亂”。

元首總部人心惶惶，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最初一刻，誰都說不上，希特勒是否生還。扎爾特爾貝格回憶道，“在兩名男子的攙扶下，希特勒從平房裡踉蹌現身”，沒死。

13時：施陶芬貝格相信希特勒必死無疑。他和海夫滕離開了元首大本營。他們希望盡快前往柏林，從那裡組織推翻納粹政權。一架軍用飛機已為回程做好了准備。

然而，刺殺行動失敗了。一大原因是，局勢分析會議沒有按以往那樣在一個地堡裡，而是在一個木結構的平房內舉行。如果會議在有混凝土牆的堅固地堡裡舉行的話，一旦爆炸，希特勒在劫難逃。

“天旋地轉”

隨著刺殺行動的失敗，納粹政權發動了對密謀者及其家屬的復仇行動。他們的孩子被蓋世太保帶走，送到哈爾茨（Harz）山地區的巴德薩克薩（Bad Sachsa）的一個專門為他們設置的營地。其中就有施陶芬貝爾10歲的兒子貝托爾德（Bertold）。

今天，貝托爾德以平靜的口吻談到1944年7月20日這一天。他態度和藹可親，極少打手勢。他說道，這一天，整個世界在他眼裡猶如倒了一個個兒：“我從電台廣播裡聽到發生了刺殺行為，但沒有名字。第二天，我母親告訴我，那是爸爸。我嚇呆了，腦中混亂一片。不過，有一點我記得很清楚，我從未因此視父親為罪人。”

納粹設置所謂的柏林人民法庭進行了臭名昭著的審判。弗萊斯勒（Roland Freisler）任法庭主審法官。還在庭審前，死刑判決就已確定。至1945年4月，柏林普倫岑湖（Plötzensee）監獄處決了“720”抵抗運動成員或支持者共89人。處決前，他們的妻子收到官方的正式書面通知。審判程序的全部費用需由當事人家屬支付。

當年的貝托爾德·馮·施陶芬貝格對所有這些都毫無所知。他父母從不與孩子們談政治。不過，父親過著雙面人生活，這一點直至今天也未使他驚訝。

1956年，17歲的貝托爾德決定參軍。他回憶道，母親雖也建議他從軍，但並未因之歡欣鼓舞。在聯邦國防軍，他遇到了一些當年的國防軍軍官。貝托爾德說，他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願望，向父親一樣走軍人之路。他告訴說，他認為，父親所做的事情完全合法：“我始終認為，他雖然不是為當時的政府，卻是為德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該文於2021年7月21日首次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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