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萬越南移工在台灣，故事要從這裡說起

在台灣的長照現場、桃園中壢的電子廠產線、宜蘭南方澳的漁船上，甚至不少餐廳和鐵板燒店的廚房裡，越南人早已是熟悉的身影。其中光是產業與社福移工，到 2025 年 8 月底就有 29 萬多人，佔全體移工約三分之一，是僅次於印尼的第二大來源——這還沒算上那些透過婚姻或其他管道留下來的人。台灣人習慣了他們在這裡，卻很少想過他們當初為什麼要離開越南。

在台灣的公共討論裡，越南移工常常跟另一個詞綁在一起：失聯。到 2025 年底，全台失聯移工 9 萬 4 千多人，其中越南籍 6 萬多人，比其他所有國籍加起來還多。於是在台灣，「越南移工」很容易被貼上「愛跑、難管、治安隱憂」的標籤。

但在越南，同一批人卻是另一種身分。他們不叫「移工」，這件事在越南叫「勞務輸出」（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一個延續四十多年、被官方視為國家成就的產業。要理解台灣街頭那 29 萬人，得先弄懂「勞務輸出」這個詞在越南代表什麼。

越南送人出國工作，最早可以追到 1980 年。那年 11 月，政府頒布第 362 號決議，把退伍軍人、工廠裡多出來的工人、找不到工作的職校畢業生，透過政府間協定送去蘇聯、東德、保加利亞和捷克斯洛伐克。在物資匱乏的計畫經濟年代，這是同時解決就業和賺外匯的辦法：光是 1980 到 1990 這十年，就送出超過 30 萬人，替國家帶回約 3 億美元和 800 億越盾。

蘇聯和東歐在 1990 年代解體，這條路斷了，越南轉向東北亞。1992 年開始送技能實習生和船員去日本、韓國；赴外勞工從 1991 年的一千多人，到 2000 年已經是三萬一千人。2000 年代之後市場再擴大，馬來西亞和台灣成為主力，光馬來西亞在 2002 到 2012 年就接收了超過 19 萬越南勞工。

四十多年下來，越南的勞務輸出已經鋪到 40 個國家、30 多個行業，500 多家仲介公司每年平均送出約 10 萬人，其中台灣和日本就占了九成以上。目前在海外的越南勞工約 86 萬人；光是 2021 到 2025 這五年，就送出 63.6 萬人，超過五年計畫目標近三成。這些人每年匯回越南 65 到 70 億美元。對越南來說，這不是社會問題，而是外匯支柱；對很多農村家庭來說，家裡有人出國，是翻身最快的路。

但這張翻身的入場券，得先欠一筆債才買得到。

越南法律規定，出國工作的仲介費總額不能超過 4 千美元，實際上完全是另一回事。台灣監察院的調查指出，越南移工常被收取 4,500 到 8,000 美元，遠超越南官方標準；越南這端的仲介還會把業務層層外包給抓人頭的「牛頭」，每一層都抽一手，費用就這樣越疊越高。2019 年《Tuổi Trẻ》引述國際調查也提過，連合法仲介都能對一紙台灣三年工廠合約收到 7 千美元，是印尼人的 1.3 倍、菲律賓和泰國人的 3 倍。

這筆錢多數人拿不出來，只能借。2019 年那篇報導記錄了一位叫 Mai 的女工：她借了 6 千 3 百美元付給仲介，那是她在三星工廠做一整年的十倍收入；原本聽仲介說月薪有一千美元，到了台灣扣掉稅、規費和生活費，實領只剩五百。錢還不完，又回不了家，她最後離開原雇主，成了無證勞工。

Mai 不是特例。依移民署的算法，越南籍移工的失聯率高達 14.22%，遠高於整體的 5.96%，也高過印尼的 2.26%、泰國的 1.4%、菲律賓的 0.35%。越南籍長年是台灣失聯人數最多、比例最高的一群。

但把這件事全歸到「越南人愛跑」或「越南仲介黑心」，都太簡單了。台灣監察院一份三百多頁的調查報告——訪談了 33 名失聯移工，委員還親自走訪越南——講得很清楚：失聯的本質是「離開原雇主」，也該從移工在台灣的勞動條件去理解，而不是全部推給移工個人。而台灣這端的制度，本身就埋了幾個推力。

最關鍵的一個，是移工不能自由換雇主。台灣《就業服務法》對此採「原則禁止、例外同意」——除非碰上雇主關廠、欠薪、死亡或移民這類不可歸責於自己的情形，移工不能自己換老闆；就算符合條件想轉換，還可能被違法收一筆「買工費」，等於再被剝一層皮。家庭看護更得 24 小時住在雇主家，生活受管制、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當工作和收入不如預期、又求助無門，「消失」到黑市反而像是出路：非法打工的月收入常常超過 4 萬台幣，高於基本工資，躲過查緝六到十個月就能把仲介費和貸款還清。監察院的訪談裡，不只一個移工說，非法工作「比較自由」。

越南官方也沒有迴避這個問題。2025 年 11 月，越南勞動部下屬的海外勞工管理局（Dolab）在一場座談上，仍然點名台灣市場「仲介氾濫、抽取高額佣金、深度介入選工」，讓勞工得付更多錢才出得了國；官員還提到，越南勞工往往寧可相信同村、同鄉介紹的仲介，也不願自己向有牌照的公司查證——熟人的一句保證，常常就是那筆高利債的起點。

但問題不只在仲介這一層。2026 年，越南司法機關起訴了一起直通勞動部高層的貪污案：前副部長阮伯歡、海外勞工管理局前局長宋海南等一批官員，被控在外派審批環節故意刁難企業、逼企業繳賄。檢方追出的金流是關鍵——官員收到的賄款，源頭正是外派公司違規向勞工超收的服務費。有公司光送一名勞工赴韓，就在合法標準之外多收五千美元；幾家公司在 2020 到 2024 年間，違規多收又帳外藏匿的金額換算超過七千萬美元。換句話說，勞工多付的那筆錢，有一部分最後被拿去行賄官員。（這起案件的來龍去脈，我們先前在〈500 美元一個工人：越南前勞動部副部長案〉有過完整拆解。）

把鏡頭拉回越南，這件事有它明亮的一面，也有它沉默的一面。先看帳面：65 到 70 億美元的年匯款，改善了無數家庭的生活，尤其在中部幾個「勞務輸出大省」，靠著海外匯回的錢蓋起一棟棟樓房，整個村子的面貌因此改變。

但這些新蓋的樓房裡，少了人。當父母長年在外，孩子多半交給祖父母帶大。有記者走訪這些村子時記錄下一個場景：問一個孩子是誰家的小孩，他答「我是奶奶家的」——對他來說，天天餵飯、接送、哄睡的奶奶，才是媽媽。這樣的村子，平日「主要剩下老人、小孩，和少數中年人」。越南主流媒體的讀者投書裡，也長年在討論另一種代價：夫妻一方長期在外，幾年下來婚姻走到盡頭的並不少。

而且這個看似穩固的體系，本身也在鬆動。連最大的目的地日本，都因為日圓大幅貶值，讓勞工的實質收入縮水，吸引力不如從前。越南官方自己也在重新檢討這套運作了四十年的模式。

檢討的其中一步，對準的正是那筆把人壓垮的債。2026 年 1 月起，越南施行第 338/2025 號政府法令，讓出國工作的勞工可以透過社會政策銀行申請優惠貸款，少數民族和貧困戶還能拿到更低的利率。用意很清楚：與其讓勞工去背同鄉仲介開出的高利債，不如提供一條官方、低利、可追蹤的融資管道，從源頭鬆開那個把人推向失聯的死結。

這道法令能不能真的減輕那筆債，還要時間驗證，何況它也只對準了問題的越南這一端。台灣街頭那 29 萬越南人裡，會走到「失聯」的那一群，起點常常不是「越南人愛跑」，而是出發前就背上的沉重仲介費，加上到了台灣之後不能換雇主、看不到出路的處境——這是一個橫跨台越兩地的結構，兩邊都有各自可改善的空間。同一批人，在越南被當成外匯支柱和農村的翻身希望，到了台灣卻常被簡化成統計表上的失聯數字。仲介費、貪腐、換不了雇主的規定，問題的成因分散在台越兩端，但不管是哪一端出了問題，最後承受的，始終是同一群人——那些離鄉工作、只想替家裡多掙一點的越南勞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