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記憶之戰　兒童性侵害追訴時效釋憲案與站上法庭的人們（下）

今年3月，台灣憲法法庭審理一起關於兒童性侵害追訴時效的釋憲案，由倖存者集體提出。聲請人J從5歲起遭到親戚侵害，2023年台灣#MeToo浪潮下，她決定把真相說出來。

這同時也是一場記憶之戰，由於性犯罪往往缺乏物理性跡證和目擊證人，法庭攻防經常演變成記憶與科學的戰爭。我們採訪司法與心理學者、精神科醫師、心理師和社工師，討論美國與台灣的司法實務，以及創傷復元歷程。這場釋憲案，或許不只關於追訴時效，更關乎：當一個人耗費數十年才有能力說出傷害時，法律是否能還給被害人正義？社會能不能看見他受過的傷？

J原本以為自己不會再哭了，讓她忍不住哽咽的，是說到2023年#MeToo浪潮來襲時，歌手郭源元公開力挺演員大牙（周宜霈）的那句話：「現在決定說出來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我不想讓大牙只有一個人。」

「這句話讓我決定我要跟家人說。」Ｊ回憶道。

忍這麼久才講出來，根本不是我們願意的

憲法法庭針對兒童性侵害追訴時效案開庭後2週，聲請人之一的Ｊ與我們對坐受訪。她說當天旁聽開庭時，所有聲請人互不認識，但她能感覺到一種強烈的連帶感—她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律師發言說：『隔壁會議室還有7個聲請人在聽著這場說明會。』我聽了很想哭，有一種把我們的聲音傳達出去的感覺。」

「我們做這件事情，除了為自己，也是為別人。我相信還有很多像我們一樣的黑數，因為法律的限制，不敢跨出那一步。」「我被傷害這件事，是小時候的事，很多年後，到了2023年才第一次講。希望大法官可以真的理解，我們忍這麼久才講出來，根本不是我們願意的。」

Ｊ今年32歲，父親是家族排行最小的兒子，上有3個姊姊，Ｊ得喊她們姑姑。姑姑們各自結婚生子後，逢年過節經常在Ｊ家的獨棟別墅聚會。

「我有1個姊姊、1個弟弟，加上3個姑姑的小孩，全部小孩加一加就有6、7個。」大姑姑的大兒子年紀最長，儼然孩子王，帶著一群小孩四處玩耍。家族枝繁葉茂，那是台灣再尋常不過的風景：大人在樓下聚會聊天，一群小孩在樓上玩耍。然而大她8歲的大表哥會刻意帶她到房間，關上門與她獨處，不當觸碰她的身體。

Ｊ記得自己當時約莫小一、小二年紀，她不知道那些行為意味著什麼，只覺得很奇怪，「後來長大，比較有認知這是什麼行為之後，就覺得很噁心、很噁心。」她連說了2次。

某次跟國中同學聊到初吻，她才發現那並不是每個人童年時期都會經歷的事，「國小、國中時，我一直很壓抑自己，有一點自卑，也很害怕跟異性接觸。這個影響延續很多年，甚至那個詞一直壓著我，讓我不敢講—亂倫。我會覺得很丟臉，也不是很想跟人家講話。」

「不管國中、高中甚至大學，只要看到相關新聞或文章出現性侵、強姦、強暴、強吻、猥褻、上下其手這些詞，我都會迴避。就連一個文字，我都不敢直視，因為看到就會想起來，有點像是硬逼自己不要去想。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當它沒有發生過。」

約大表哥對質，他卻敷衍說沒印象了

長大後，那些事情沒再發生，也真的像不曾發生過一般，每年初二回娘家，親戚們總是準時報到。「看到他（大表哥）的時候，我會避免直視對方或講話，但大家都在時，我可以一起玩牌。我的防禦機制就是讓自己假裝忘記，也害怕他看出我還記得。那時覺得，我講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可能還會被說：『他只是在跟妳玩而已啦！』如果大家給我的回應是『怎麼可能？妳在亂想的吧！』我會更受傷，我覺得自己承受不了被質疑、二次傷害的風險。」

直到2023年#MeToo運動，演員大牙具名控告陳建州性騷擾，反被提告求償1千萬元。Ｊ說：「那時我還覺得：看吧！說出來之後一定會這樣。直到郭源元跳出來說：『我不想讓大牙只有一個人。』這句話讓我決定跟家人說。」

她做好心理準備後，打電話給姊姊，哭著說完過去發生的事。姊姊沒有質疑她，「她用滿關心的口吻，說可以陪我去看醫生，也轉介了很多資源給我，我鬆了一口氣。」她又告訴媽媽，媽媽也沒有質疑她，還說要約大表哥出來對質。接著，爸爸、弟弟也都知道了。一家五口開了家庭會議，決定直球面對。「我想了想，覺得要求賠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很怕被說只是為了要錢，最後決定要一個道歉。」Ｊ說。

某週末，全家人前往大姑姑家，Ｊ和媽媽留在車上，由爸爸、姊姊、弟弟出面談判。沒幾分鐘，就看到爸爸臉色不好地走出來，「後來才知道，他（大表哥）的第一反應是『我沒印象了。』」對方想敷衍了事，不要說賠償和道歉了，連記憶都被否認。那段時間，Ｊ的情緒非常不穩，經常上班上到一半躲進廁所哭。

法律同樣幫不上忙。Ｊ曾打電話到律師事務所諮詢，律師聽完，只說：「這已經超過追訴期了，而且，妳有證據嗎？」她答：「沒有。」律師回：「那沒救啦！法律就是看證據。」她不知道怎麼辦，痛苦無處可去。

追訴時效過了，提告只收到很多不起訴書

去年2月，Ｊ在網路上看到尋找兒童性侵害倖存者的釋憲行動，「蔡律師（蔡尚謙）明確告訴我，要提告可以，但這件事的追訴時效已過，會收到很多不起訴書，也不會開啟實質調查，但我們的目標是釋憲。他幫我寫訴狀，走完駁回、再議等程序，就是為了趕上跟主案合併，可以一起被大法官討論。」收到不起訴書時，她心裡會震一下，「我一個人把這件事埋在心裡很久，走這些程序，某種程度上支撐著我，讓我有一個目標和方向。」

Ｊ正在等待釋憲結果，希望司法能真正考量到兒童性犯罪的特殊性。

美國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博士（兒童證人與認知實驗室）、美國華盛頓大學塔科馬分校認知心理學助理教授（司法發展人類認知實驗室）、律師蘇怡安說：「兒童性犯罪往往非常隱匿，缺乏物理性跡證，除非是非常嚴重的案件，例如虐待、下體撕裂傷，但這非常少見。大多數兒童性犯罪不會有物理性證據，因此證詞特別重要。如果沒有證詞，幾乎沒有被調查和定罪的可能性。」

憲法法庭上，有大法官問：兒少性犯罪與家暴本質差異為何？蘇怡安解釋，兒童會擔心揭露的後果，加上性犯罪涉及許多精細動作，「這對小朋友很困難，光是在衣服外還是衣服內，很難講清楚，檢察官就不確定可以起訴的罪名。小朋友也會害怕講了實話，但大人不相信，也會意識到如果講了，後果比起家暴還嚴重，可能會立刻失去大人，變得流離失所，因此傾向於保護加害者；家暴也有類似情況，但後果沒這麼嚴重，加害者（例如爸媽）離開一段時間後，可能還是會回來。」「有些加害者會要求小孩保密，對小孩來說，他們會更因為是熟人，而更加願意履行這個約定。如果小孩漸漸了解這些行為的性意涵，會比被家暴的小朋友多了羞恥感，是更深層的，可能會覺得我也是其中一部分，或是不太了解發生了什麼事，覺得我們只是在玩。」

證詞極重要，卻難取得和確認。美國在1970、80年代發生過多起教會、托兒所內的大規模兒童性侵案，過程中逐漸發展出訊問兒童的司法實務原則，以保護證詞不受誘導或汙染。「當時的心理鑑定很流行要小朋友想像、畫下來提供細節。有些兒童證詞出現女巫在飛、跟神鬼角色玩耍等怪奇情節，或是地點推測起來可能性不大，檢察官覺得很奇怪。後來有研究認為兒童遭到誘導，我在康乃爾大學的指導老師（兒童證人與認知實驗室的負責人）史蒂芬賽奇（Stephen Ceci）博士做了很多研究，去看要怎麼詢問小朋友，證詞才不會被影響，後續司法詢問的準則才慢慢發展出來，讓取證過程更嚴謹。」蘇怡安說。

數十年來，美國經歷過多起疑似兒童性侵害被害人對名人提出訴訟的案例，如流行音樂天王麥可傑克森、知名導演伍迪艾倫。蘇怡安說：「被告會投入很多資源去聘請很好的科學家（當專家證人），才發現這個領域有很多問題。」「美國會出現專家證人戰爭，有一個詞叫『hired gun』，變成大家比證據，找心理學家來看筆錄，檢視有沒有被誘導；另一方就會請專家來看行為跡證，雙方打科學戰。」

揭露兒少時性受害經驗，常演變成記憶之戰

成年人揭露兒少時期的受害經驗，經常演變成「記憶之戰」（Memory War）。蘇怡安說：「司法上真的很難判斷。1980年代有心理學家曾經想要做check list（檢核表），但很快就被淘汰，因為太不準確。美國也出現多件冤獄，有些因兒童證詞而被定罪，有些兒童長大後撤回證詞，嫌疑犯才被釋放，也有一些是後來找到真凶。」

有派別認為成年後才說出兒時經歷，記憶會出錯，並不牢靠；另一派說法接近臨床心理學，即人的大腦會產生屏障保護，在受害當下解離、一片空白，長大感覺安全後，記憶才會跑出來。「目前科學上對這兩派沒有定論，但一個人長大後才揭露，可能有一些歷史可循，例如跟身邊人傾訴，或發展過程中有一些不一樣的行為狀態。科學上認為，成長過程中有較多這類傾向，就有較高的機率被認為不是假話。」蘇怡安說。

「如果要針對證詞可信度做鑑定報告，我們會去看他如何揭露？揭露過程中有多大可能性受到誘導？我們會從大人問了什麼問題來判斷，或回推過程中發生什麼事，再去判斷可信度。」

但蘇怡安坦言，這並沒有一個真正有效的check list，也沒有辦法透過表面的特徵或行為來判斷，「即便這是我的專門領域，我看到一個人的證詞，也只能從各式各樣的資料去堆疊，去看有沒有任何發展的軌跡和傾向，讓我們排除錯誤記憶，確認是真實記憶。」

若被害人未成年，美國部分州實行「一站式詢問」，各方專業人士把問題列下來，交由司法詢問員詢問兒童，檢察官、社工師、醫師隔著雙面鏡在另一個房間觀看。美國也有專職「司法心理學家」，為法院或相關機構服務，協助司法做出判斷。

精神科醫師林亮吟曾前往美國參與培訓和考試，也曾在醫療工作中協助台灣法院做兒童證詞鑑定，她說：「司法上，簡單來說，我們第一個要判斷的是，這個孩子是否能記憶並能描述一個經驗中發生事件的能力？在做兒童證詞鑑定的時候，你要去證明這個孩子有足夠能力講出一個Episodic Memory（情節記憶），依據其年齡與認知、語言與對經驗理解的發展能力，在5W（人事時地物）進一步的描述上，具有法律證據上可判斷的精確性，鑑別那些陳述可以或不能作為證據來採用。第二，受環境的影響，他的經驗哪些可信？哪些比較不可信？」

不應該設追訴時效，因為犯罪就是犯罪

關於追訴時效，林亮吟認為，「從事實的角度來說，如果一個孩子的陳述有一定的法律證據精確度，不應該設追訴時效，因為犯罪就是犯罪。從人權的角度，你不能說他沒有權利提告。」

目前台灣司法實務上，會先要求兒童做心理衡鑑，以排除認知障礙、精神疾病或情緒行為等問題，再由司法詢問員訊問兒童，但執行的細緻度、專業度往往落差很大。林亮吟坦言，目前迫切需要跨司法、精神醫療專業的人員，對兒童有更細緻的實務執行方式和保護。

林亮吟在診間治療過被害人的創傷，她說，創傷的面貌非常多元、個別化，且每個受創之人都需要經歷很辛苦的歷程，以及經年累月的治療。她也遇過加害者願意尋求醫療協助，「他（加害者）很後悔，願意尋求治療，他承認自己錯了，也因此丟掉工作、被判刑，家庭失去重要支柱，面臨分崩離析。」林亮吟解釋，「加害者風險評估是司法精神醫學很重要的一環，就是評估再犯率，如果加害者不能覺知、學習改變，變成慣性自動化模式，再犯率很高。」

加害者也不乏未成年人，根據衛福部保護司2025年的統計數據，未成年被害人中，約有15％的加害者是同學、朋友。「未成年加害者也有些個案有受虐、被疏忽的問題，對有些脆弱環境或不良功能家庭的小孩來說，在長期受控、匱乏、不被愛的環境中成長，想要控制、有power的攻擊需求很高，遠遠超出尋常狀態，如果演變呈現在性和權力上，風險就會很高。」林亮吟說。

2017年，在作家林奕含事件後，衛福部設立性創傷復原中心，一開始希望服務早年性侵害的被害人，以家內性侵和權勢性侵居多，這些被害人最難獲得資源。兒少權心會承接服務個案，社工師林芮璿提到，「家內性侵的被害人在求助上需要小心翼翼，有其歷史脈絡，像2001年以前還沒有通報制度，因此早期的性侵害案件有許多黑數，也有更多汙名。即使現在可以通報，他們也會擔心求助後，家人得知的反應並非支持與協助，反而會造成二度受傷。這個計畫一開始希望讓早年性侵被害人安心求助，很多複雜的個案不是幾次諮商就可以解決，但這涉及到國家政策規劃和財源補助，沒辦法完全回應實際需求。」

諮商心理師徐藝溶觀察，「家內性侵的被害人，心裡的糾結或禁忌又更複雜，包括別人怎麼看你和看你們家？『這個家庭有問題』的想法會讓被害人更難說出口，更想當成祕密帶進墳墓裡。」「大部分加害者都是累犯，或是一個加害者造成多位被害人。不管在家庭內、職場上、校園中，加害者通常透過性來展現權力。這跟界線有關，華人文化中很容易沒有界線。」

林芮璿補充，「例如父親性侵女兒。在我們的文化中，愛跟權力經常是混在一起的。因為我愛你，所以可以對你做任何事情，以愛為名無限上綱、傷害別人。但愛其實是有界線和互相尊重的，這種愛才是真的愛。」

她認為，司法有助於釐清台灣家庭中的愛恨纏繞，「多數行為人擁有的權力較大，被害人要意識到這不是我的錯，需要內在有足夠力量，或旁人支持，否則我們的文化裡都是責怪。羞恥在被害人身上，他們沒有辦法知道該由誰承擔。司法給予的明確判斷，等於是國家承認這個人做錯事、要求他負責，有些被害人才能把長年來對自己的責難還給加害者。」

面對法律和證據時，加害者往往占優勢

#MeToo浪潮後，兒少權心會的案量明顯增加，依據嚴重程度不同，每位當事人有6次到20次的治療。多數在兒少權心會接受服務的個案從未進入司法。林芮璿說：「過了追訴時效是最主要原因。此外，被害人要付出的代價非常高，打破現狀、說出這件事後壓力會很大，多數情況會被反撲，因為這代表原先環境中的所有人都默許。」站上法庭同樣艱難，「這不只是陳述當時穿什麼衣服、當天什麼天氣，而是所有動作、細節都要描述出來，警察、檢察官都要問一次。如果對方有辯護律師，更容易被質疑。性暴力本身就是一種沒有證人的犯罪，面對法律和證據時，加害者往往占有較大優勢。」

林芮璿像是無奈，實則認真地說：「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努力把已經受傷的人接起來，但如果國家想從根本減少創傷發生，就要好好重視性平教育和情感教育！」

徐藝溶陪伴許多個案走過復元長路，那是一條反覆又曲折，宛如迷宮一樣的路。她稱受創的人為「時空旅人」，困在過去，「創傷反應很像穿越時空，一個人看起來活在當下，但創傷一被勾起，會不斷回到受創當下的年紀，再重新經歷一次弱小、無助的情緒。現在的我和過去的我會混在一起，小時候的我很孤單、一直在哭，沒有人去解救他。」療癒則是建立安全的空間，讓人重新理解創傷並安頓自己，「狀態穩定一點後，可以回去看看那個過去的小孩到底發生什麼事？在專業人士協助下，從混亂破碎中拼湊回記憶，同理並接納當時的自己。」

漸漸地，時空旅人可以留在當下，不會每次被拉回去。「當你愈來愈熟悉那種掙扎，可以悲傷、難過，但跟過去有一點距離了，就不會這麼受影響，更有餘裕區分過去和現在的自己。現在的我可以感受生活，會遇到新的事情，才有未來。」徐藝溶說。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在《家的蜃樓》中，細緻描繪了受創主體的創傷心景。書中主角小汐從四歲就開始反覆遭受父親性侵和暴力，到24歲離家，時間長達20年，次數超過1千次。因為創傷，小汐碎裂的人格超過一百個，彷彿蚯蚓被碎屍萬段，有時是5歲，有時是青少年，「你會看到她的不同人格狀態散裂在不同的創傷場景，彼此也會有衝突，有的她想要留在家裡，或是想跟父母改變關係，有的她又想對外求救，有的她會勉強自己接受這是爸爸愛她的方式，有的她會覺得很噁心、想反抗，但為了得到爸爸的稱讚和虛幻的愛而忍耐。」

要對抗的不只加害者，還有要求沉默的文化

書中主角在說出自己受傷的經歷後，並未獲得家族支持。「大榮的媽媽認為，『我這麼愛你，我怎麼可能不知道？』她不相信，還要求大榮繼續扛家務。小汐的手足則說：『就算爸爸以前對妳做過什麼，他現在老了，身體不好，妳要回來照顧他。』要兒女盡孝道是全家人的期待，當事人自己也會有這個期待，大家都會糾結，自己是不是不孝？」

倖存者真正對抗的從來不只是加害者，而是一整套要求他們沉默、原諒、顧全家庭、維持和諧的文化。在這樣的期待裡，說出真相往往比承受傷害更需要勇氣。

Ｊ決定不再沉默。去年農曆年，她親自準備年菜招待親戚，唯獨禁止加害者一家出席。父親全力支持，還說：「我女兒要怎樣都可以！」

今年農曆年前，Ｊ收到憲法法庭恢復運作的消息，以及年後將舉行一場不公開說明會。她拍了一段三分鐘的短片，訴說年幼時期被大表哥傷害，勇敢揭露後，對方不但不道歉，還打電話對Ｊ的家人破口大罵，並將影片傳到家族群組。

初二當天，大姑姑一家沒有現身。當下她無法確定，他們沒有出席，是因為害怕被究責、被投以異樣眼光的壓力？還是覺得丟臉？但她感到如釋重負。她不後悔，也為自己感到驕傲，「當我知道他們沒有來的那一刻，我哭了，那種感覺不是負面的，因為我把事情揭露出來，20多年來，我獨自承受的壓力和情緒，好像都還給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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