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36名受害者，無一件進入校園性平通報機制
這幾年，多數人都以為台灣校園性平教育很進步：有校園通報系統、老師和學生也都有相關必修時數。但有制度，不代表就正常運作；有性平課，也不保證就有性平觀念；有通報機制，也可能無人按下啟動鈕。
鼓起勇氣的投訴，成為封鎖的密件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國小輔導室門口是一堵半人高灰色水泥牆，「輔導室」三個大字很顯眼，這裡應該是學生的心情避風港，或是能幫學生撐起保護傘的庇護所。
很難想像在23年前，兩名女學生她們鼓起了多大勇氣，走進辦公室投訴老師對她們強制猥褻。但投訴的內容卻成了一份被鎖進櫃子的密件，至今無人回應。
這件校園狼師案件的被告是南投縣國小校長劉育成，大學畢業後任教34年、待過新北市和南投縣5所國小、每一所學校都有受害人，至今累積36位受害者出面作證。
她們在學期間曾被劉育成性侵害、性騷擾，其中15件因為事發距今時間久遠，已超過刑法追訴期時效。目前只有其中9件進入司法審判。2024年7月南投地方法院以劉育成妨礙性自主案有罪，一審判15年8個月。
不只一位狼師，還有結構共犯
劉育成至今僅承認第一位吹哨者莊純青在記者會上所說的強制猥褻行為，但該案已過刑法追訴期時效，其餘案件劉育成均不承認。
劉育成在法院出庭時，穿著簡單Polo衫和運動長褲球鞋、左手戴著大顆木頭佛珠，開庭前他溫習著印成紙本的簡報影本。至今他都說自己是被誣陷，2025年6月台中高等法院第二審第一次開庭時，法庭上他用簡報為自己辯護。
「我從未與女學生單獨共處一室，沒有對她們做過這些事情，指述都是不實⋯⋯」一審判決書裡引述劉育成的回應。
但南投地方法院的判決理由指出，受害人和證人分別在不同期間畢業自不同學校，現居不同縣市，彼此不熟識，很難想像她們預想多年後會偵辦此案事前設想虛偽指述；多位被告證詞中的受害情節手法雷同；受害人陳述遭被告性侵時崩潰哭泣有嚴重創傷反應。「被告所辯顯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本案除了司法要追究刑責審理中，也進入公務人員懲戒法庭，要審理劉育成身為教師的責任是否有疏失，《親子天下》媒體中心在截稿前（ 8 月 13 日）兩次寄出採訪大綱給南投縣教育處也親自致電確認有收到採訪要求，但截稿前未獲得南投縣教育處回應。
8 月 14 日監察院對南投縣政府、教育部到院提出質問，因監察院糾正南投縣府監督機制失靈超過 1 年，南投縣府至今仍未全面究責違失、包庇人員，教育部也監督不周，監察院公開呼籲權責機關「欠全體被害學生一個道歉」。
閱讀判決書和調查報告中案情細節，會忍不住想把眼光移開——讓人痛的，不只是罪行本身。更令人難以承受的是：為什麼34年間，沒有人能接住這些年幼的孩子？
漏接第一關：孩子不是不說，是不知道怎麼說
對大多數性侵害和性騷擾受害的孩子來說，第一道無法跨越的障礙，就是連自己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可能根本不知道是「性侵害」，不知道對一個老師說「不要摸」是否可以，也不知道自己被對待的方式，其實是犯罪。
（教育現場：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年通報破萬，聽見孩子求救的聲音）
「趁上電腦課時摸我背部，有一次叫我起來，把我抱著坐在大腿上，抱得很緊，我沒有發出聲音，是因為怕同學有異樣眼光或說閒話。」判決書中的甲女證詞。
「那一次我和同學發生衝突，在教室哭，校長說要安慰我要我去小木屋，叫我坐在旁邊，一邊安慰我，手在放在我的大腿一邊摸，摸大約10分鐘⋯⋯我覺得是超越長輩該做的⋯⋯但覺得說出來也沒有用，我不想給家人找麻煩⋯⋯」判決書中的丁女證詞。
「小的時候都沒有人跟我說這是不對的，」丙女在就讀小學時被認為是劉育成的「女朋友」，自己也以為和老師談戀愛，後來被性侵害、被逼吃避孕藥，身心傷害直到成年。
判決書中的細節令人不忍，但更讓人難過的，不只是那些發生在孩子身上的傷害，而是——受傷後，不確定說出來會有人相信，更是對人的信任毀滅。
當年的學校沒有教身體界線，社會相信的是「尊師重道」。沉默，不是因為受害人不勇敢，而是因為從來沒有給她們「能說出口」的安全感。
甚至更殘忍的是，大人更相信大人。
受害人H小姐就讀小三時，父母請劉育成擔任家教教自己和小一的妹妹，劉育成在妹妹離開房間去倒水時，舌吻自己。「我跟媽媽說過，但是沒講完全，當時媽媽覺得我不喜歡老師，後來停止家教⋯⋯後來有一次我偷聽到跟媽媽和另外一大人討論，我覺得『他們不相信我。』」
孩子們受侵害後刷牙刷到流血、用菜瓜布刷洗自己的身體和心靈的痛⋯⋯十多年後想到仍會哽咽哭泣。為何孩子長大了隔了這麼多年，才又說出口？根據澳洲的研究統計，受害人要 24～26 年才有辦法說出來。英國對於兒少受侵害者的大規模研究也是同樣結論：「多數被害人沒有說出受害經驗，是因為不認為別人會相信。」
（延伸閱讀：34年沒人敢說、也沒人敢查：監委葉大華揭校園性侵為何無人究責）
漏接第二關：孩子說了，但環境冷漠
對同儕不敢說、對老師說又被壓下、吹哨者要承擔風險。
莊純青是第一位吹哨者，後來也成為國高中的代理老師，她是在小六時被劉育成強制猥褻。那一晚她掙扎跑回家後立刻告訴爸爸媽媽，劉育成和當年的校長、主任親自到家裡道歉後達成協議：「調離導師職位、開學後主動調校⋯⋯」
莊純青記得非常清楚自己重回學校後，遭受其他老師冷言冷語：「那麼好的老師，為什麼你要把他逼走？」小六的莊純青非常無助，在長大後才發現當年受害的不只是自己，開了記者會後接受性平委員會的調查。
「後來把我自己的性平調查報告寄給當年指責我的老師，我只是想跟他說：『我沒有說謊』，」莊純青說。
記者重回竹山鎮劉育成曾經任教的學校，傍晚突然下起滂沱大雨，國小空蕩蕩的操場被濕霧籠罩。現任校長原本準備去操場跑步，但因為雨停下腳步，與記者這個校園中的陌生人攀談。
問現任校長：「知不知道這所學校曾發生過多起性侵案？」他（現任校長）回答得很快：「不是都進入司法程序了嗎？」
再問：「校長你有讀過判決書嗎？畢竟，那些受害，是在這所學校校園裡發生的。」他搖搖頭，說：「沒有。」又補了一句：「那時候的氣氛就是這樣，我當學生時也遇過這樣的老師啊！」
校長說得平靜、沒有敵意，在陳述一個無可奈何的人情世故。
尤其當加害人是有權力位置的大人，譬如是長輩、師長等，受害的兒少更容易選擇噤聲。
監察院 2021 年研究過往 17 件重大兒少性侵害調查報告分析，為什麼多數兒少被害者選擇隱忍的的第一和第二個理由就是：「孩子會認為（不當行為）是照顧，直到學校教導何謂性侵害，才知道被害。」「熟人性侵有權勢的關係，孩子講了不會有人相信。」
漏接第三關，通報機制失靈
不只有狼師一人，還有一整個噤聲沒有回應的機制。
劉育成最後任教的學校是南投縣大鞍國小，這座離竹山鎮開車約 15 分鐘的小學，被附近居民稱為森林小學。開車從竹山鎮上往山上走，狹小山路，若需要會車時都不太容易，大鞍國小 113 學年只剩下 19 位學生。「學校附近已經沒有小孩了，學生都是老師從山下載上來⋯⋯」附近居民說。
總共 6 個班的迷你小學，從小一開始課表都是全天課，家長放心的把學生交給老師，有人每天接送上下學還有免費社團課程。劉育成在這一所學校任教長達 13 年，從主任、代理校長到校長。
學生的家長都住在山下，平日不會有社區居民在學校運動走動，沒有家長會進到教室擔任志工或送午餐給學生，在這學校裡，校長就是最有影響力的人。
「學校是一個家，」劉育成曾在 2018 年東華大學的鄉村教育論壇分享大鞍國小「山中傳奇」的辦學特色，對照判決書，劉育成把學校形容成「家」，讓人毛骨悚然。
在偏鄉，「老師」是被社區深刻信任也尊敬的身份。利用這個身份為惡，更讓人憤怒。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中看到，劉育成在大鞍國小就是性平會主任委員，等於是性平案件通報後就會到校長，機制就被中斷。
漏接第四關：真相卡在「誰都不好得罪」的現實
台灣的教育現場，尤其在縣市地方系統、派系與人情網往往比制度本身還有力。
這起案件橫跨 34 年、5 所學校，每一所學校裡，都不是沒有人曾懷疑、聽過風聲，但最終都選擇沉默，因為沒有人想做第一個說破得罪別人的好事者。
在南投，劉育成的身分不只是校長，更是資深人脈圈的一員，從返鄉優秀青年、老師、主任、校長、教育論壇分享講師，和地方議員議長熟識。人與人的關係綿密，在小小竹山鎮，誰都和誰有一點關係。
莊純青 2023 年發現自己不是一個人受害時，決定找當時的南投縣立法委員蔡培慧開記者會，蔡培慧立刻決定要在台北開記者會不在南投：「要離開南投才會被聽見，否則南投當地的媒體也可能噤聲，」蔡培慧堅定地說。的確後來從台北爆開的新聞才燒回南投，南投當地的媒體才開始報導跟進。
「現在我也是因為離開了，沒有在地的人情和人脈包袱，所以可以出面講，」2015 年就在批踢踢版上用戲謔方式爆料，卻一直沒有人注意。目前在金融投資業工作的劉峻廷很誠實的說，自己的不害怕就是因為已經脫離派系脈絡圈。
「今年 4 月我就是吹哨人之一的報導刊出那天，正是美國川普上任股災日，連續幾天每日股市跌幅達 6%「結果我的朋友們問候我，居然不是關心我和公司的投資損失，而是問：『這樣曝光好嗎？』你看，我已經離開地方人脈圈這麼遠了，大家還是會擔心我被波及⋯⋯」劉峻廷說。
在這樣的結構裡，或許沒有人真心要包庇，但人人都選擇「不要多惹事」。而這正是比通報失靈更深層的結構性壓力：制度表面完好，但現場運作靠的是關係與氣氛，而不是責任與原則。
這不只是一個人犯下的罪，而是整個社會，長期沒有正視孩子聲音的累積。
這 36 位受害人經歷的，是連續 4 關斷線的保護網。
當孩子推開輔導室的門時，下一次，我們能不能不要再沉默。
因為每一個人只要願意聽孩子說，都可以是把斷線補起來的人。
📌 打破校園性侵34年的沉默
當保護孩子的每一道關卡都失靈，沉默成了最深的傷害；但只要有人願意傾聽與行動，斷裂的信任就有機會重新被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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