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不一樣的中國——訪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

本期《當代中國研究通訊》訪談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暢談他的生涯發展和轉折，從第一個工作在廣告公司畫龍舟賽看板，之後考上北京電影學院，進入正規體制，走遍中國各地，接觸基層人物，參加威尼斯影展獲獎，取道香港到台灣的豐富經歷。他目前正在台灣推動中國紀錄片放映與保存。在全世界歷經新冠病毒肆虐、中國政治再次高度威權化、地緣政治關係急遽變動的今天，聞海與港台的這段互動經驗彌足珍貴。

聞海1971年出生於海南島， 1978年文革結束後，他與弟弟開始上學。父母親皆是貧農身份，父親的職業是海南島的軍人，母親是商店售貨員。兩人在1970年相親結婚，因為父親工作的緣故，母親遂從湖南嫁到海南島。約莫在1974年，舉家從海南島回到湖南，老家就在岳陽樓邊上，在這生活了十三年。

出身軍人家庭

父母很希望小孩能多讀書，因此訂各類雜誌給小孩閱讀，也因為1980年代的中國相對開放，聞海得以接觸霹靂舞、鄧麗君的歌等中國文化以外的事物。當時因為父親的職業是解放軍，聞海在部隊大院中成長，現今回憶，認為在大院的生活會比較感受不到外界的人間疾苦。部隊大院旁邊就是中國生產軍隊裝備的軍工廠，所以教育和娛樂的硬體設施都一應俱全，包含電影院也有，聞海就是在這個契機下開始接觸電影。

1980年代後改革開放，當時放映電影院的空間轉租給別人經營，從事放映錄像帶的工作。當時播放的電影，除了中國官方電影外，還包含香港的神鵰俠侶、歐美的007電影系列。1989年後，許多公家單位發不出薪水，公家單位為了創收，開始拷貝轉錄「參考片」賣給許多播放錄像帶的據點，其中包含奧斯卡得獎作品，還有一些獨立的紀錄片（如追憶似水年華、廣島之戀、布拉格的春天、藍風箏…等），這也是聞海開始受到電影薰陶的時期。

1989年湖南發生殷正高市長被撤職事件， 註更多殷正高：1985年任岳陽副市長，積極推動政治改革也主持「政府講評會」聞名全國。1988年因為違反組織原則，反對腐敗，受到審查二十五個月。事件激起岳陽市上萬名學生、群眾上街抗議遊行。1989年六四事件後，當局撤銷其一切職務，至今未獲平反。（以上註腳內容擷取自《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作品簡介》，p.199）群眾運動在湖南展開，當時年輕的聞海對這件事情印象深刻，也成為接觸社會運動的起點，影響到後來2006年拍攝相關紀錄片的基礎。

聞海大學讀的是湖南當地的理工學院，1993年大學畢業後進入廣告公司工作，主要工作是繪畫龍舟賽的廣告板。因為廣告部常向廠商拉贊助，在過程中能夠和廠商「談贊助」，所以比起其他部門還多賺了點錢。一整年的工作多集中在端午節前後，工作閒暇之餘，和同公司的水上運動部同事做了額外的事業—兩人買了十條鴨子船，以出租鴨子船給遊客當作副業。副業賺得的錢，也成為日後進入北京電影學院的學費。聞海回憶，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時，同班的同學大多是已經有好幾年經驗的攝影助理，他們希望藉由到學校進修，早點躍升到比較高的職位。在當時的中國，要能夠成為電影的掌鏡導演，通常需要在片場磨練幾十年，對許多電影工作者而言，成為導演，是非常遙遠的夢想。趁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萌芽，電影業的市場需求擴張，有更多機會參與電影製作，許多人都想趁此機會一展長才。

看見不一樣的中國

學院的課程要求學生每星期看兩部西方片、兩部國產片，聞海回憶，在那段時期還沒有DVD光碟那麼方便的硬體。學院學生們除了原本學校的館藏外，也會去各國大使館和其他學校觀賞國外的電影，因為改革開放，北京匯聚了全世界的文化，擁有相當豐富的文化資源。除了外國文化的衝擊，對聞海而言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不一樣的中國」。當時北京電影資料館的研究室存有許多中國獨立紀錄片的電影，談文革、天安門等被官方隱藏的歷史事件。學生們在課外時間還會請獨立電影導演到電影學院上課，戴錦華便是其中之一。 註更多戴錦華，1959年生於北京。 1978-1982年就讀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 1982年任教於北京電影學院電影文學系。 1987年參與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電影史論專業。 1992年被北京電影學院聘任為副教授。（以上資訊擷取自https://chinese.pku.edu.cn/rwfc/1224495.htm）。另外，因為課程也必須秘密進行，老師的車馬費，就由學生們湊合幾塊錢來支付。

聞海紀錄片《凶年之畔》劇照。（圖片由作者提供）

聞海說道，在北電認識最重要的人，是電影學院的老師周傳基。周老師累積了相當多國內外經典的片子，所以給了學生相當多認識各國電影的機會。周老師也不斷鼓勵年輕一輩導演積極拍攝影片，提醒同學因為中國的政治環境特殊，要不斷儲存（拷貝）片子避免文化的流失。這也是為什麼聞海離開中國到了香港、台灣後，都會攜帶許多電影拷貝同行。

1996年，聞海和他的同學辦攝影展，遇到一位拍攝獨立電影的導演丁建成。 註更多丁建城，1962年生於揚州。先後就讀於揚州市職大，解放軍藝術學院，北京電影學院。獨立製片人、導演。任電影《頭髮亂了》美工，《巫山雲雨》攝影師。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欄目攝影、《生活空間》欄目編導、攝影。（以上資訊擷取自https://fanhall.com/im11374.html）他看到聞海的作品，便邀約他做隨行助理，聞海自此踏上了以電影為志業的旅程。他們在揚州展開電影製作，電影的主題是「紙」——關於紙紮老人的故事——聞海當時擔任副導。當時團隊其實只有丁和聞海兩人。聞海回憶道，帶著測光表、穿著電影公司的工作服、拿著拍攝相關器材，在那段期間開始意識到自己已是個「電影人」。

過了兩個月後，因為資金不足，紀錄片計畫中止。聞海於是回到北京，找了一份在中央電視台的工作。這段時期，他開始接觸到較好的硬體設備，也把在電影學院學習到的知識，應用在實際的工作現場。對聞海而言，這份工作是很好的磨練，但略顯枯燥乏味。一陣子後，電視台的生活讓聞海覺得平淡無奇，剛好，北電的同學邀他到新疆拍片。

省思黨國教育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新疆和西藏只有中國人可以進入，同學是新疆人。他們使用電視台的機器設備，將當地人文風景製作成影像素材，賣給國外公司。聞海回憶道，西藏對他而言是「想像的遠方」，塔克拉瑪干大漠的景色，異族的文化衝擊，正可以讓聞海逃脫北京日復一日的生活。結束新疆、西藏的拍攝後，聞海回到電視台。

央視的節目探討社會議題，聞海因此有機會到中國各省份，接觸、採訪、調研各式各樣的人事物。當時，一年飛各省不下三十次，「（這個經驗）讓我對整個國家的方方面面，各個階層有基本認識」，聞海這麼說。福建打假揭發的假菸事件、安徽遇到的下崗造船工人等，這些都成為未來思考電影主題的好材料。同時也讓聞海反省，中國一切以利益為導向的目標，到底是好是壞？做為一個旁觀者，除了曝光社會現象，也應該理解身為人，是怎麼受到更大層次的社會力量所影響。

綜觀聞海的成長過程，他是「被保護的」小孩，接受的教育是「國家的、共產黨的」。不過，父母對孩子教育的重視，讓聞海有機會可以接觸更多元的文化刺激。到了電影學院進修後，透過電影的視角，領悟了呈現社會多元面向的方法。而在電視台的工作，讓他實際接觸到面貌豐富的中國，並開始反省自己看待人生、看待自己生長土地的視角。最後，拿起攝影機，用鏡頭記錄真實的中國。

作品在國際得獎卻被公安請喝茶

聞海從家鄉岳陽北漂到北京，再到成為獨立紀錄片導演的過程，朋友的提問給他很深刻的反省：「如果你來到北京是為了進入體制，那為何不留在岳陽就好」。回想自己的心路歷程：父母的照顧、大院文化、央視記者，這些都是體制內的事情，是他成長的一部份。央視的工作，讓他看見了中國社會的真實面。沉潛過後，他決定走到體制外，成為一位獨立導演，凝視著體制內形形色色的人。拍攝紀錄片的那幾年，讓聞海意識到自己正在成為「邊緣人」。

2008年是聞海踏上國際舞台的一年，《我們》參加威尼斯影展， 註更多《我們》描述了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和寫作，但他們的行動也僅僅只於思考和寫作。聞海關注了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的焦灼狀態。（以上註腳內容擷取自《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作品簡介》，p.199）並且獲得了「地平線單元」評委會特別獎。但是人在北京的他，卻常常被官方「找去泡茶」，漸漸地自己的內心出現了懷疑，電影本該是解放內心的想法，怎麼會變得越來越審查自己呢？這樣的心理轉變，緊張的環境，讓他萌生離開北京的想法。聞海先和朋友到雲南拍電影，出於警覺與擔心，他只負責拍攝，而不參與電影的企畫製作。因為只負責掌鏡，不涉電影的題材，比較不會被公安盯上。

但中國的大環境持續緊縮，隨著香港推出人才計畫，聞海就把生活重心從中國轉到香港。在香港那段日子獲得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資助。在2013到2014年，應邀在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撰寫《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記錄片》，並且幫忙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收藏中國的獨立紀錄片。另外，香港城市大學提供的剪輯空間，也讓他能安心創作。在香港七年，完成了四部電影、三本書，更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與他們共同成立了非政府組織「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策劃許多展覽與電影節，邀請中國的導演到香港分享相關的創作經歷。

聞海回憶道，自從2008年得獎後，並沒有大量製作新片。因為在北京經歷過的官方干預，消磨掉創造力，時時刻刻擔心敏感內容會被盯上。他認識到，拍攝多年的影片，必須重新吸取養分。在香港期間，活動給了聞海認識新朋友的機會，從這些人身上，聞海找到了新想法，讓他成長很多，拍攝題材也變得多元。聞海一群人把過去中國蒐集的素材移轉到香港重新處理、製作成新的電影，也協助其他導演進行電影攝影工作。在香港這段期間，聞海的身分從電影製作者，轉變成一個「中介者」，把中國相關的獨立電影和導演介紹到國外。

聞海紀錄片《在流放地》劇照。（圖片由作者提供）

2020年6月30日，中共在香港施行國安法，十二月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被劃歸圖書館，館藏四百多部中國獨立紀錄片被封存（編按：香港實施國安法後，原本扮演國際學術交流功能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遭到改組。研究中國法律制度的知名學者孔傑榮 (Jerome Cohen) 說該中心「不僅是一個研究中心，還是中國獨立學者與香港本地人和外國學者見面交流思想的地方。」 註更多斯影，「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面臨『重組』，學者憂『中國研究的麥加』將不復存在，BBC中文網，2020年12月2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441519）。作為主要推薦者的聞海，為此心痛不已。香港整體環境的惡化，促使聞海走向台灣。目前他跟台灣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合作，已典藏了五十多部中國獨立紀錄片。

在香港和台灣引介中國獨立電影

香港時期，聞海參與了獨立中文筆會。 註更多獨立中文筆會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簡稱獨立筆會（ICPC），是全世界用中文寫作、編輯、翻譯、研究和出版文學作品之人士自由結合的非政府、非營利、非政黨的跨國界組織。獨立中文筆會由一批流亡中文作家和中國國內自由作家共同創立於2001年，同年在倫敦舉行的第67屆國際筆會代表大會上獲高票接納為國際筆會下屬分會。（引用自獨立中文筆會官網：https://www.chinesepen.org/）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隔年，台北舉辦「台北國際作家週」，獨立中文筆會作為協辦者之一，決定在台灣舉辦當年度的常年會議。筆會會長貝嶺邀請聞海來台，並在系列活動中放映聞海的作品《我們》。聞海回憶起第一次到台灣的感覺，台灣人的普通話讓他覺得親切；期間還遇見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王丹、吾爾開希等人）。2016年，聞海入選台北寶藏巖駐村藝術家項目，在台北創作三個月，在台灣許多大學舉辦獨立紀錄片放映和講座。2020年10月來到台灣後，因為疫情停留至今。

聞海目前住在師大附近一間朋友提供的平房，生活簡單，騎車去附近傳統市場買菜，逛二手書店，到河堤邊運動。閒暇之餘，時常和他稱之為「老師」的朋友學習新奇知識和瑜珈。這段時間，他深切感受到台灣文化的特殊性，一種包含美國、日本、東南亞、台灣、中國的各種揉雜特色。他期待在台灣的這段日子可以持續地學習和吸收這些養分。

聞海接受鄭志鵬、戴瑜慧訪談。（圖片由作者提供）

最後，聞海分享他自身對中國的期望：他認為中國很大，雖然統治者想將中國獨立於世界之外，但是現實上，中國大到沒辦法與世界脫節，許多國際事務不可能置身事外，而現今的中國（編按：指中國與西方國家發生矛盾，尤其是跟美國的對抗）仍與全世界有許多往來。聞海期望像他一樣，因為留學、工作、移民等原因流浪在海外的中國人們，可以持續努力透過影片、文字、或是各種活動，讓世界看見中國真實的樣子，同時也讓中國人可以看到世界的真正面貌，而非中國官方所餵養的片面資訊。

聞海導演體認到，中國的政治改革不可能一蹴可幾，需要透過每代人的持續努力。當越來越多中國人體會到自由的滋味，不管他們最後選擇爭取自由，或是其他生活方式，這些思想都能為中國人提供更寬廣的視野，以及對未來的不同想像，改變的力量也會越來越強壯。

聞海簡歷：

聞海本名黃文海，電影導演、策展人、獨立中文筆會會員。1996年起開始創作獨立電影，作品有《軍訓營記事》、《喧譁的塵土》、《夢遊》、《我們》、《殼》、《西方此去不遠》、《凶年之畔》、《喊叫與耳語》、《在流放地》等，多次獲得國際電影節獎項。出版《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2016）。

2014年—在香港創辦「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

2016年—出版《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

2017-2018年—在香港策畫「決絕：1997年以來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影展」。

2020年來台，與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合作，將典藏其收藏的五十多部中國獨立紀錄片。

2022年秋季，在社區大學開課：「從獨立紀錄片中了解中國」，網址：https://napcu.neticrm.tw/civicrm/event/info?reset=1&id=87.

※ 鄭志鵬是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戴瑜慧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邱冠瑜（紀錄）和李佳諭（校稿）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本訪談由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企劃，將刊登於《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33期。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網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