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專欄》把「成癮設計」告上法庭：洛杉磯首場社群媒體審判的意義
洛杉磯高等法院正在進行一場審判，表面上是19歲女性K.G.M.（姓名縮寫） 的個案，但實質上可能對整個社群媒體產業產生巨大衝擊。這是第一個有關「社群媒體成癮」的指標性案件，一旦陪審團認同將受害者與平台的產品設計連結起來，後續的集體訴訟潮可能將全面翻轉社群媒體產業的風險結構。
更重要的是，這不只是金錢賠償的法庭攻防，也是一場關於「平台究竟是言論載具，還是危險產品」的辯論。
不只內容，問題在「設計」！
傳統上，平台公司最擅長把所有爭議都推給「第三方內容」：你看到什麼、你信了什麼、你被誰影響了什麼。如此一來，平台便能躲進《通訊傳播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條款（Section 230）的庇護傘下，主張自己不需為使用者言論（內容）負責。但 K.G.M. 案最突出的挑戰在於，它要陪審團看的不是貼文內容，而是使用社群媒體而「欲罷不能」這件事是如何被設計出來的。無限滑動（infinite scroll）、自動播放（autoplay）、個人化推薦演算法（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以互動率為核心的預設值與介面無摩擦設計（frictionless design），究竟是中性的工具，還是可預見、可擴張、可計算的「成癮工程」？
從免責到究責的關鍵轉向
真正讓科技公司緊張的，是法院開始認真處理「行為」（conduct）與「內容」（content）的界線。加州法院法官 卡羅琳·庫爾（Carolyn B. Kuhl） 已拒絕以230條款與第一修正案在法律層次上直接封殺本案，並保留給陪審團判斷：傷害究竟主要源自內容，還是源自設計。這種作法的重大意義在於，它把平台從「出版者免責的例外狀態」拉回到社會與市場的一般常識：如果一家公司明知某些設計會引發重大風險，仍以營收與參與度為先，是否就應承擔相應的注意義務與警示義務？
工程師自嘲「我們就是推毒者」
這類案件往往不會靠抽象的道德控訴致勝，而是靠證據改變陪審團的直覺。被解封的內部文件顯示，陪審團看到的是工程師在訊息裡說「IG是個毒品」（IG is a drug）、「我們就是推毒者」（we’re basically pushers）。這個事實讓「我們不知道」這句公關話術失效，也讓「一切都是使用者自行選擇」的辯護顯得蒼白無力。既然企業內部早已預見危害，平台即不再如過去那樣得以豁免責任。
社群平台是否會在司法判決中成為下一個煙草產業，取決於司法能否把「注意力經濟」拆解成一組可被審查的工程決策，並把這些決策與兒少心理健康、強迫性使用（compulsive use）等後果連結起來。
美國律師凱莉．戈德堡（Carrie Goldberg）在分享她十多年來的訴訟經驗時指出：與其陷在內容責任泥沼，不如把案件鎖定在「特定功能如何造成特定危害」的技術細節上，並且聚焦在產品責任或設計缺陷。這樣的訴訟策略，不必先推倒230條款的效力，即有機會讓法官肯認一個關鍵事實：平台的作為並非「發表或編輯言論」，而是「推出一種可預見風險的產品」。這也解釋了為何同類訴訟能從兒少成癮一路延伸到影像性暴力、深偽（deepfake）與其他平台危害：當平台已經把風險內建在產品設計之中，問責的重點就不該永遠只停留在內容層次。
把「預設值」與「推薦系統」納入治理
台灣談平台治理時，最容易聚焦在內容管制：假訊息要不要下架、詐騙廣告怎麼抓、仇恨言論如何界定。這些固然重要，但若治理只停在內容，我們就會被平台帶進它最熟悉的戰場：言論自由、技術中立、使用者責任自負。洛杉磯這起法庭訴訟提醒我們，另一條更能刺中商業模式的路徑，是把治理焦點轉向設計：兒少預設值應否更嚴格、無限滑動的產品設計是否必須調整、推薦系統是否需要可受稽核的風險評估與透明義務。當監理者能談「產品設計」而非只談「內容好壞」，才可能對平台形成真正的制度約束。
最後，洛杉磯法院未必能在短期內改寫整個科技產業的法律現實，甚至可能在後續上訴過程中被重新限縮。但它已經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也就是讓我們不再天真地接受「演算法只是自然現象」。演算法是大型科技平台企業下的刻意選擇，也必然伴隨著相應責任。台灣若要把兒少保護、心理健康與民主韌性放在同一張政策地圖上，就不能只問「平台上有什麼內容」，而必須追問「平台為何這樣設計」。當「欲罷不能（停不下來）」的設計被內建於產品本身，公共治理也必須學會用法律制度對它按下暫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