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 專訪伊藤詩織：對於性侵事件，人們不該只有一種理解方法
許多研究證實，人或動物在遭遇驚嚇、危險或絕望等極端處境時，身體會進入凍結狀態，無法聽命於意志，這是生物自然的保護機制。更別說許多倖存者在遭遇性侵當下，選擇服從、不掙扎，避免激怒施暴者，以確保最大生存機率。
上一篇專訪，伊藤與我們聊到日本法律給性侵「受害者」的規範：你要一邊尖叫一邊抵抗、要讓對方施加暴行致受傷，法律才可能保護你事後追索正義的權利。
不只是法律，社會對性侵倖存者，也只有一種想像：必須看來淒慘羸弱、無法好好說話、衣著樸素「安全」。然而倖存者是活生生的，他／她不是一組抽象「概念」，不論他／她是什麼樣子，他／她就是性侵倖存者本人。
伊藤記得自己首次開記者會那天的情形，「一位我尊敬的記者朋友告訴我，『妳應該穿著如黑色西裝外套般的服裝，人們會比較容易相信你！』」伊藤笑著說，「後來我告訴他，不，我要穿著讓我能感到舒適自在的衣服。」
她決定以自在為考量，穿著白襯衫、不扣頭兩顆鈕扣，呈現平常模樣。這個決定，使她遭受到整個事件中最嚴重的輿論攻擊。「你們看，她是個蕩婦！」她覆述著當時輿論的評斷，心有餘悸，停了一下才繼續說話，「這也是我決定不扣鈕扣的原因，我不甘心人們對於性侵事件，只有一種理解方法。」
讀到這裡，或許你會覺得伊藤性格反骨。然而站在她的角度思考，社會想像的「安全」方法、對受害者的規範，從來沒有阻止性侵施暴者犯下罪行，反而不斷讓性侵倖存者陷於「不敢說」、或被輿論攻擊的困境之中。
以自己的樣子，正面迎向世界，也足以對社會產生衝擊。「我從未在網路放自己私人照片，但不知怎麼地，許多人透過各種方式、搜尋我朋友的 ＩＧ，找到我的照片，其中一些人找到性侵事件兩個月後，我在工作場合握著相機微笑，人們就說，『你看，性侵兩個月之後，她居然能對著鏡頭笑，她一定是在說謊！』」
漸漸她發現，不是鈕扣的問題、也不是能否在工作場合保持微笑的問題，任何一點小事或表現，都可以證成她是說謊的犯人。另一方面，人們對加害者也只有單一想像，任何不符合想像之處，都彷彿能自動證成加害者無罪。
「認為被害者或加害者該長什麼樣子、怎麼表現，都是強暴迷思的一環，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需要現身，以我的臉、聲音和名字說話。因為在事件之後，我的人生仍必須持續下去，和其他人一樣。」
你必須相信你的真實，你必須相信你自己
「但是你知道，首先，你必須要先能夠生存下去。在我們的社會要生存，就必須工作，才有錢吃飯與生活，如果決定要講述性侵事件，你可能會失去工作，可能遭受到輿論攻擊，使人難以繼續生存。」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法，我無法指導他人一套『創傷的生存方法』，這也是我想對其他倖存者說的：『請以活下來為優先考量，你能夠以你的方式生存下來』。」「我常告訴其他倖存者，你最清楚這種痛，別人可以批評你的痛苦、或隨意評斷發生在你身上的事，但發生了什麼事你最清楚，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須相信你的真實，你必須相信你自己。」
「而對我來說，我的生存辦法，就是說出真實。」她淡淡地說。
伊藤垂下眼，看著自己的手心，「你知道，其實為了活過那一段難熬的時間，我依賴酒精、安眠藥和各種藥物。」她說到這裡，音調略略提高了，「因為必須活下來，當然我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好點子，性侵倖存者或受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折磨的人，最好的情況是不要依賴酒精或藥物，但⋯⋯我當時確實需要如此。」
生存下來，等到感覺好一點，才可能跨開下一步。不過，跨開下一步，也會需要他人的支援幫助。「如果倖存者不能安全地說出來，就很難得到幫助、很難走出事件的創傷。」
伊藤說，她發現這件事，是來自信箱湧入的信件內容，「這些信件來自許多性侵倖存者，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事可能已經距今有十年、二十年了，然而因為她們從未獲得好的支持，這個陰影持續不斷地傷害、癱瘓著他們的日常。」她換了語調，「也許有人會覺得，她們保持沉默，並沒對社會造成損失啊，可是我想說，這對社會來講，就是巨大的損失啊。」
她以 Lady Gaga 為例， Lady Gaga 如此具有影響力的大人物，也忍了七年， 每天與 PTSD 戰鬥，七年後，才有力量說出自己曾被性侵的事，並且在訪問中表示，她至今每一天仍掙扎地活著。
「時常有人問我，你復原了嗎？我總是笑著回答，不，我每一天都在嘗試著努力生存下來。」伊藤苦笑，在日常生活縫隙，當晚事件仍會在腦海中一閃而過，使她突然落淚。
「性侵的傷害是很內隱的，不像其他的暴力行徑會造成明顯外傷——例如斷了骨頭、鼻子歪掉、流血等等，然而即使肉眼看不見，也不表示這樣的傷害不存在，傷害在那裡，那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伊藤認為，性是人類生存的基本，傷害一個人的性，容易造成巨大傷害、也具有摧毀尊嚴的力道。「性也被許多戰爭當作非常有效的武器，去摧毀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社群、乃至一個國家。」
其實，我對山口並沒有很多的憤怒
在警局報案之後，伊藤就告訴她的家人了，「我不希望他們是從第三方那裡知情的。另一方面，我也想告訴我的妹妹，我發生了這樣的事，如果相同的事情發生在她身上，她可以告訴我，我也可以依經驗跟她說可以怎麼做。」
「我是很幸運的，我的家庭從未阻止我做任何事，包括上法院、或者出版成書。但是我爸爸倒是很生氣，他說，『妳怎麼能這麼平靜？妳不夠生氣，為何你不夠生氣？為什麼？』我的母親也非常憤怒，她的反應是『我要殺了那個人！』」伊藤搖搖頭，「我只能說，我確實走過那個階段，但是，一直憤怒又能怎麼樣呢？」
伊藤的家人反應雖情緒化，但是從未阻止她做任何事，在日本，許多家庭會阻止性侵倖存者報案，「他們會視為這是對家族的侮辱。」伊藤說。但她確實沒有辦法放心地跟家人討論，「因為他們太容易激動，我可以理解，討論這件事，那對他們來說太痛苦、太困難了。」
讓傷害顯像，才可能發展支援系統
說出真實，有可能對倖存者造成傷害。例如檢察官一開始就告訴伊藤，如果決定提告，在日本，妳就不必再當記者了。伊藤說，那好吧，我就在別處工作，或做一個自由工作者，「我可以承受失去工作，但我不可以失去我的信念。」
講到這裡，她露出溫暖的笑容，提到這段期間有許多很棒的人在身邊支援與陪伴。《Black Box》之所以能成書，其實大量倚靠一位非常要好的女性朋友協助。「許多當時的錄音檔或文件，我其實不敢再打開了，是那位朋友協助我謄寫，這本書才有可能完成。」
另一方面，《Black Box》的女性編輯也頂著壓力，性侵伊藤的山口，也屬於同間出版社的重量級作者，她必須小心翼翼地對其他部門保密，到最後成書階段才以「木已成舟」之姿，讓公司無法拒絕出版。「編輯告訴我，這本書的寫作必須快，因為一旦消息洩漏出去，很可能這本書就會受到施壓而無法面市。」
伊藤說，支援她的不只是女性朋友，也包括男性。「我必須說，在這個過程裡，我的生命裡出現了許多英雌與英雄。以我的檢察官為例，一開始他表現得挺可惡的，但他畢竟是人，最後他幫助我很多，他做了一些即使可能會威脅到他的工作的事，最終雖然仍必須不起訴處分，但他仍很努力。」
這條路，沒有辦法一個人走。「我有非常多朋友的協助，許多人是冒著失去工作的風險幫忙的，許多人告訴我，『你知道嗎？我不想放棄我的人格，所以我決定要做這件事！』很多時候反而是我急忙阻止對方：『不，你不需要這樣做，我們來仔細想一想再說！』這是過去三年，我所經歷最美的事情。」
看台灣前輩走過的路，我對日本也有信心
如今，伊藤也希望能夠替日本性侵倖存者打造可以安全訴說、獲得支援的環境，「至少從改變法律開始，即使表面與本心不同，但至少可以從遵守規矩開始做吧，日本人至少是重視表面、遵守規矩的。也期待從法律開始推動教育、並逐漸創造出可以說的環境。」
我們問她，你對未來樂觀嗎？她說，必須要樂觀啊，而且必須改變！「這也是日本應該向台灣學習的地方，我這次來台灣，才知道台灣有許多支援性侵受害者的團體、社工、以及媒體。我知道你們認為現況不完美，但你知道，與日本一比，台灣的法律與支援系統相對是進步的了。」
她眼神閃爍著光，「如果你們回頭看，會發現台灣已經走了好長一段路，台灣走過的途徑，日本絕對可以參照，我知道情況一定可以逐漸改善，我們一定可以做到！」
最終，伊藤仍想回到日本生活，她現在回日本已經不再那麼害怕、也不再偽裝躲藏了，不只是因為夥伴的支應讓她感到溫暖，她也持續透過工作給出關懷，感受到自己仍有很多能量。近期，她在紐約獲獎的紀錄片，以孤獨死為題材，眼光仍望向日本，探討人與人之間如何失去聯繫、又如何可能步步重新建立連接。
「最近我還學了格鬥拳擊，不是為了攻擊，而是幫助我感受，我是可以掌握自己身體的的。」她笑，我們要自己把力量找回來、鍛鍊出來。
讓自己與身體重新連結起來，讓人與人以關懷連接在一起，形成健康互助的社群。不只是性侵倖存者，在個體與個體逐漸失去連結與關懷的社會，如何療癒傷害、如何長出力量支援自己也支援他人，這是伊藤正在努力的事，訪問到這裡，我知道這不只是性侵倖存者的課題，這裏已經不分我們與他們，這也是所有人應該共同與各自努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