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成最大軟骨魚進口國 國際鯊魚會議示警：全球每年捕殺魟魚是鯊魚兩倍

自1970年以來，過度捕撈已讓全球鯊魚與魟魚數量減少一半，如今更有超過1/3面臨滅絕危機。

全球規模最大的鯊魚研討會「國際鯊魚大會」（Sharks International）5月4～8日在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Colombo）登場，超過800名研究人員與保育人士參與。從全球鯊魚貿易、魟魚生存危機、保育成效到如何強化監測與執法，一起來看會中發表了哪些最新研究成果。

鯊魚肉貿易成焦點

科學家首次發表了關於鯊魚與魟魚肉貿易的最新研究，這也是捕撈壓力居高不下的主因。

過去外界多把焦點放在魚翅貿易——以單位重量而言，這是鯊魚最有價值的部位——鯊魚與魟魚肉貿易長期受到忽視。根據2021年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報告，肉品的價值其實更高，2012年至2019年間，全球鯊魚以及魟魚肉貿易總額高達26億美元，遠高於魚翅的15億美元。

由於現行貿易體系允許貨物僅需標示鯊魚或魟魚，貿易數據很難精確掌握。此外研究人員指出，各國交給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卸魚統計資料，只有29%的資料細分到物種層級。

加拿大達爾豪希大學（Dalhousie University）的「揭開全球鯊魚肉品貿易真相」（Uncovering the Global Shark Meat Trade）研究計畫，分析了全球捕撈上岸的鯊魚與魟魚物種（統稱板鰓亞綱，Elasmobranchii）。這份論文尚在審查中，預計將公開各國鯊魚與魟魚漁獲量，以及跨國貿易流向。

研究發現，美國是全球主要的魟魚出口國；南韓則因為喜愛食用鰩魚（skate ，魟魚的一種），成為全球鯊魚與魟魚等軟骨魚類的最大進口國；至於印度、印尼與墨西哥則是全球最大消費國。

研究也會點出哪些國家沒有照實申報捕撈量。計畫負責人麥克尼爾（Aaron MacNeil）表示：「各國交給FAO的漁獲資料，超過半數都有少報捕撈量的狀況，且集中在五個國家：奈及利亞、日本、印尼、中國和阿根廷。」

研究團隊訪談了世界各地漁民、貿易商、攤販和消費者，希望能勾勒出鯊魚和魟魚肉供應鏈，並了解大眾的消費模式。

許多人以為民眾之所以食用鯊魚與魟魚，單純是因為價格便宜。但另一份由印尼、印度與斯里蘭卡共同調查的最新研究指出，口味偏好、飲食文化、購買便利程度與飲食習慣也會影響消費行為。

魟魚生存危機更甚鯊魚？

過去研究估計，全球每年約有1億條鯊魚遭到捕殺。然而，根據麥克尼爾團隊的最新研究，每年遭捕殺的魟魚數量幾乎是鯊魚的兩倍，高達1.91億條，這項研究尚未完成同儕審查。

目前全球約有33%的鯊魚物種面臨滅絕危機，魟魚則高達至36%，而棲息在珊瑚礁附近的魟魚，滅絕危機更高達69%。不過，被列入《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 ）保護的魟魚種類，卻遠遠低於鯊魚。

「從各項指標來看，魟魚面臨的困境都比鯊魚更嚴峻。」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鯊魚專家小組主席賈巴多（Rima Jabado）指出，「但各國或地方的法規，甚至多數組織的保育計畫中，都未將魟魚列為優先保育物種。」

研究團隊也發現，在孟加拉、緬甸、泰國、越南、印尼與菲律賓等國家，實際捕撈上岸的魟魚數量已經超過鯊魚。他們會捕殺某些熱帶魟魚來製作皮夾、皮帶、包包和手機殼等商品，甚至是高檔的室內裝潢。

有時候，你以為吃的是鯊魚，實際吃下肚的可能是魟魚。WWF海洋專家古斯提安托（Muhammad Wiralaga Dwi Gustianto）發現，Covid-19疫情後，有些販售魚翅湯的印尼餐廳，開始改用極度瀕危的犁頭鰩（rhino ray）的魚鰭，卻沒有明確標示。

相較下，關於魟魚的研究也比較少。沙烏地阿拉伯阿布都拉國王科技大學（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珊瑚礁生態實驗室的科學家坦普爾（Andrew Temple）分析，全球有226種魟魚名列瀕危或極危物種，然本屆鯊魚大會的研究只涵蓋了其中四成。

達爾豪希大學海洋生態學家穆爾（Chris Mull）告訴《Mongabay》，「真的很遺憾，除非是那些體型較大、容易吸引目光的魟魚，否則一般人其實不太關心。」

新科技拯救鯊魚

研究人員分享最先進的保育工具，包括利用電流驅避裝置降低混獲、透過eDNA（環境DNA）技術監測海洋生物、利用衛星發報器追蹤遷徙路線、架設誘餌式遠端水下攝影（BRUV）來監測海洋生態。

葡萄牙亞速爾大學（University of the Azores）研究員卡塔里諾（Diana Catarino），就是利用BRUV系統（誘餌式遠端水底攝影系統）來探索深海的軟骨魚類，包括俗稱「鬼鯊」的銀鮫（Chimaera）。

自從去年部分深海物種被列入CITES附錄二後，深海物種逐漸成為保育焦點。近年來，深海鯊魚因肝油可製成化妝品、疫苗、保健食品而淪為捕撈目標，但科學界對牠們的理解其實還很有限。

目前海關人員會隨身攜帶DNA檢測工具，能快速辨識魚翅來自哪一種鯊魚，但現在還無法應用在魚肝油，因為這類產品通常經過高度加工，DNA遭到破壞、難以識別。

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研究人員葛林（Madeline Green）正在開發相關鑑定技術，他呼籲，「我們必須對深海鯊魚有更深入的了解，從功能生物學、生態學到建立貿易監測系統。」

ReShark是全球第一個鯊魚野化計畫。截至目前已經在印尼四王群島（Raja Ampat）野放71尾人工繁殖的豹紋鯊（Stegostoma tigrinum）幼鯊，也在泰國普吉島附近海域野放八隻。ReShark鯊魚復育計畫執行長厄德曼（Mark Erdmann）受訪透露，下一個野放地點將是斐濟。

另一個Shark Ray 360計畫，則計劃今年6月將在台灣首次野放人工繁殖的波口鱟頭鱝（Rhina ancylostoma）。新加坡海洋館也參與其中，保育與科學副主任波洛姆（Riley Pollom）表示，這種因背上有刺狀突起而被拿來製成護身符的物種，過去45年全球族群數量銳減80%。

「在所有瀕危的有頜脊椎動物中，波口鱟頭鱝是目前最具演化獨特性的物種。」波洛姆在會議上強調，「如果滅絕了，地球等於失去8800萬年的演化歷史。」

厄德曼坦言，「鯊魚的復育或野放絕非萬靈丹，這沒辦法拯救地球上所有的鯊魚和魟魚，但我們認為再不嘗試恐怕就沒機會了。」

不少組織致力透過誘因，引導當地居民保護鯊魚或停止捕撈。

印尼非政府組織Kebersamaan Untuk Lautan（KUL）目前在龍目島（Lombok）試辦「向漁民買回捕鯊船」的計畫。該島約有61艘專門捕撈鯊魚、有執照的延繩釣漁船 。今年初，KUL以每艘3億印尼盾（約新台幣53萬）的價格，買下其中兩艘。

KUL創辦人布斯（Hollie Booth）直言，「如果真的想拯救鯊魚，根本上還是要改變人類行為以及社會制度。」

目前在美國杜克大學攻讀博士的希德奇（Rafid Shidqi），過去在印尼阿洛島（Alor Island）與捕狐鯊的漁民一起生活八年，成功設計出生計轉型計畫，協助漁民逐步脫離對捕鯊收入的依賴。這項計畫已讓漁民的狐鯊捕撈量大幅減少91%。

希德奇在大會中強調，「我們確實需要減緩或管制捕鯊漁業，但必須兼顧社區的需求。」

聲音傳不到決策圈

板鰓亞綱家族是全球生存最危急的脊椎動物之一。儘管IUCN近年推動劃設「重要全球鯊魚與魟魚棲地」（ISRA），但研究人員發現，絕大多數關鍵棲地都不在設立的海洋保護區內，甚至在亞洲，ISRA跟海洋保護區重疊的比例只有5.4%。

另一位參與計畫的西班牙海洋生物學家帕拉西奧斯（Marta Palacios）也觀察到：「ISRAs與海洋保護區的落差非常大。鯊魚與魟魚現在的處境十分糟糕。」

目前公海地區的鯊魚捕撈管理也相當鬆散。德國海洋保育組織Deutsche Stiftung Meeresschutz漁業政策與海洋倡議負責人齊格勒（Iris Ziegler）指出，許多大型遠洋漁業習慣將鯊魚標為「混獲」，然而，鯊魚其實是船上最值錢的漁獲之一。

英國政府軟骨魚類資深顧問菲利普斯（Sophy McCully Phillips）認為，真正的問題始終在於缺乏政治意願。他舉例，瀕危物種白斑角鯊（Squalus acanthias）在英國已有超過百年的食用歷史，常被用來做傳統的炸魚薯條。

早在1960年代，科學家就已提出警告，捕撈量也顯示白斑角鯊數量正急劇下降，但並沒有受到重視，等到採取行動時早已無法挽回。

菲利普斯在閉幕會議上直言：「即使我們掌握的白斑角鯊數據相對完善，但礙於科學和政策銜接的斷層，族群依舊走向衰退。」

斯里蘭卡非營利組織「藍色資源信託」（Blue Resources Trust）共同創辦人兼總監費南多（Daniel Fernando）呼籲，社會應改變對軟骨魚類的看法，「我們終究得做出艱難的決定。現在局勢不比30~40年前，當時或許還有機會維持永續漁業，如今許多物種族群已經極度衰退，相關漁業必須直接停止，物種才有恢復的機會。」

布斯（Hollie Booth）認同表示，部分漁業確實該逐步退場，但如果缺乏公正轉型配套措施，如果缺少當地社區參與，單靠政府禁令，往往會失敗做收。

布斯提到，「更值得討論的是，對不同物種、漁場，哪些方法更有效？答案不會只有一個，而是要整合多元做法、因地制宜。」

※ 本文經授權全文翻譯自《Mongabay》報導，原文標題〈At world’s largest shark conference, scientists warn of a grim outlook across the board〉，不適用CC共創授權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