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的「減稅型民粹主義」是一場高風險財政豪賭
吳芳銘／政治經濟觀察員
高市早苗狂捲旋風引領自民黨強勢執政，將開啟「早苗經濟學」時代，其經濟政策表面上是「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本質上卻隱藏一場高風險的財政豪賭，能否如同這次眾議院改選豪賭的狂贏備受關注。
早苗經濟學：擴張性財政支出＋維持寬鬆貨幣
高市早苗的經濟核心配方十分清晰：擴張性財政支出＋維持寬鬆貨幣。她主張暫停徵收食品消費稅兩年，預估每年將減少約5兆日圓財政收入，規模幾乎相當於日本全年教育支出。在去年政府債務已達規模突破1,300兆日圓 、約GDP的230%、利息支出快速膨脹，年利息支出高達16兆日圓，相當於日本2026年軍費開支的180%。
另外，由於社會保障、防務疊加債務償還成本不斷膨脹，日本債務規模面臨上行壓力。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承諾擴大支出，令該國財政前景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這種缺乏對應財源的減稅方案，自然引發市場對「日本版特拉斯時刻」的疑慮，面臨債券、匯率與股市同時承壓的三重震盪。
日本版特拉斯時刻？
英國「特拉斯時刻」 2022年的經驗已經說明，當減稅與擴張支出未建立在可持續財政框架上時，市場會先於政治作出懲罰。所謂「特拉斯時刻」（Liz Truss moment），指的是英國前首相特拉斯（Liz Truss）於2022年宣布「迷你預算」引爆的經濟與政治危機。該預算計畫涉及減稅，但財源卻未交代清楚，在導致英國預算赤字暴增疑慮下，嚇壞英國市場，長期利率飆升，英鎊重貶。最後，特拉斯黯然下台。
日本長期依賴超低利率維持債務穩定，但隨著全球利率環境轉變，債務成本正在上升。若投資人開始質疑日本財政紀律，長期公債殖利率走高，日圓進一步貶值，股市信心動搖，風險將迅速外溢。
真正的問題並不只在財政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政治已被「減稅競逐」全面綁架。從自民黨到在野陣營，各黨在這次眾議院大選裡，幾乎都提出消費稅減免方案，卻鮮少觸及替代財源與中長期財政結構。這種「減稅型民粹主義」，正在侵蝕日本經濟的制度信用。
然而，真正的問題並不只在財政。
高市將「危機管理投資」重押於半導體、核聚變等硬體產業，卻相對忽略日本在AI演算法、軟體生態與數據商業化上的系統性落後。硬體補貼或許能短期提升產值，但創新競爭力的關鍵早已轉向軟體與平台。當全球產業競賽進入演算法主導時代，日本若繼續沿用製造業思維分配資源，恐怕只是在舊賽道上加速，卻無法彌補創新生態的缺口。
同時，維持弱日圓與超寬鬆政策的副作用正在顯現。日圓貶值確實有助於大型跨國企業的海外收益折算，但也大幅推高進口能源、設備與算力服務成本。對亟需升級的半導體與高耗能產業而言，成本壓力反而增加。這等於用全體社會承擔的通膨代價，補貼少數大型企業財報，進一步壓縮中小企業與家庭實質所得。
深層的難題：缺工、投保式外交
更深層的難題，是勞動人口結構。
到2040年，日本勞動力缺口預估將達1,100萬人，規模超過東京23區人口總和。這是一個單靠自動化與機器人難以填補的空洞。然而，高市為鞏固右翼基本盤，不僅未放寬移民政策，反而強化對外國人的限制。當人口紅利早已消失，卻拒絕引入外部勞動力，經濟成長的基礎將日益薄弱。
勞動力從何而來？這是高市經濟藍圖中最關鍵，也是最缺席的一塊拼圖。
外交選擇亦帶來經濟代價。高市政府承諾向美國關鍵產業投資5,500億美元，以換取更明確的安全承諾。這種「投保式外交」固然強化同盟關係，卻可能削弱與東亞市場的經濟連結。在全球供應鏈高度區域化的現實下，過度單向綁定，意味著市場彈性下降與地緣風險上升。
消費稅：與經濟壓力及政權支持度下滑交織
回顧日本消費稅的歷史，自1989年竹下登內閣正式導入3%消費稅以來，幾乎每一次調整稅率，都伴隨著政權支持度的劇烈震盪，例如當初竹下登在引進消費稅後導致支持率重挫，最終在瑞可利事件（Recruit Scandal）發生後下台。1997年橋本龍太郎政府將消費稅調升至5%，隨後亞洲金融風暴來襲，內需急凍、經濟惡化，最終同樣也以政權垮台收場。消費稅改革議題總與經濟壓力及政權支持度下滑呈現交織的命運。
在現實生活中，這項制度卻正面撞上了另一個更殘酷的結構性問題——日本長期的薪資成長停滯。近年來，受全球通膨與日元大幅貶值影響，日本民生消費品價格持續上漲，對於將近30年實質薪資幾乎沒有成長的日本社會而言，消費稅的存在感前所未有地強烈，這也迫使原本對減稅態度保留的自民黨不得不正面回應這一議題。
若以短期減稅回應結構性薪資停滯，而未推動生產力與收入改革，問題只會被延後，而非解決。
長期治理下市場與結構現實的三重壓力
高市的經濟路線，並非毫無邏輯。她押注於強勢財政刺激、弱日圓出口優勢與國家主導產業政策，試圖在動盪世界中為日本創造安全與成長空間。但問題在於，當債務已居全球先進國家之首，當人口結構急劇惡化，當產業競爭力面臨轉型壓力，這種以擴張與對抗為主軸的政策組合，風險遠高於過往。
真正的考驗不在選舉，而在市場與結構現實。若貨幣貶值、公債下跌與股市動盪同時出現，日本將面臨三重壓力的交織衝擊。屆時，高市的豪賭，將不再只是政治問題，而是經濟信用的試煉。
減稅或許能贏得選票，但無法替代改革。當政治競逐變成減稅競賽，日本經濟最需要的長期治理，反而被擠到邊緣。這才是高市經濟戰略背後的步步驚心，是最值得警惕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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