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的《2026 國防戰略》看台灣人的選擇
倪世傑／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2026 國防戰略》：認識「實力地位」
如果說2025年12月白宮公布的《2025 國家安全戰略》（20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是以「美國優先」收縮美國利益邊界、並以「以實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作為戰略總綱，那麼在台北時間2026 年1月24日戰爭部公布的《2026 國防戰略》（2026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則是將此原則徹底操作化為一個核心關鍵詞——「實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
這兩份文件完成了一次從「治理準則」到「行動條件」的演繹：
《2025 國家安全戰略》是總體設計：它定義了戰略目標，即透過最強大的經濟與武力，讓對手因預期侵略必將失敗而選擇談判。對 《國家安全戰略》而言，「以實力求和平」是最終要實現的穩定狀態。
《2026 國防戰略》是執行藍圖：它將抽象的和平拆解為可驗證的戰力、部署與建軍任務。對 《國防戰略》而言，「實力地位」則是達成上述狀態的先決機制——它要求建立一套由「拒止防禦」（deterrence by denial / denial defense）、「盟友分擔」與「國防產業韌性」構成的物質基礎，確保川普總統始終能從「籌碼」而非「脆弱性」的出發點進行談判。
這標誌著川普 2.0 時代的重大轉向：美國不再仰賴「普世價值」的道義敘事，而是轉向以可衡量的拒止能力與可分攤的同盟責任來建構印太秩序。簡言之，「以實力求和平」是願景，「實力地位」則是讓和平能夠實現的唯一標準。
換句話說：「以實力追求和平」是要得到的穩定和平；「實力地位」則是產生那種和平必須先站穩的位置。這個先後順序，正是理解川普政府印太戰略新邏輯的鑰匙。
先看《國家安全戰略》。它的核心不是要美國承擔一切，而是重新縮編國家利益並排定優先：不要把世界每個角落的風險都視為同等的美國風險，也不要把價值宣示當成無上任務。這是一種明確的「去十字軍化」：美國要把資源集中在最攸關本土安全、自由與繁榮的威脅上。對印太區域而言，《國家安全戰略》把問題說得很直接——印太是全球經濟的重心，若競爭者主導該區域，將影響美國進入全球市場與供應鏈的能力。道德或民主敘事在當下的台海局勢中都不再重要了，攸關經濟與自由航行權者才是實打實的美國國家利益；嚇阻台海衝突被寫成優先事項，同時重申美國不支持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國家安全戰略》也把「第一島鏈拒止」與「盟友分擔」綁在一起：美國要打造能拒止侵略的軍力，但不能、也不該獨自完成，盟友必須「多做」才能「多得」。
拒絕被中國否決：第一島鏈的生存進入權
《國防戰略》則把這套上位原則推進到執行層，並以「體面的和平」（decent peace）作為最具爭議、也最具現實意味的概念。體面和平不是信任，也不是和解，而是一種「管理式共存」：華府不追求包括中共在內的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不宣稱要羞辱或扼殺中國，而是試圖劃出邊界——確保包括中國在內，任何一方都無法支配美國或盟友。要達成這種可接受的共存，前提不是善意，而是實力地位：必須讓對手知道，強行改變現狀不但昂貴，而且注定失敗。於是《國防戰略》把第一島鏈的「拒止防禦」（denial defense）放到舞台中央，並將其定義為「拒止式嚇阻」：不是靠報復威脅，而是靠讓侵略企圖在戰術與作戰上直接失敗，讓它從一開始就不值得嘗試。
這也解釋了《國防戰略》為何頻繁使用近乎經濟語言的「否決權」（veto）想像：若中國主導印太，將能實質否決美國進入全球經濟重心的能力。對台灣而言，這句話的重要性在於，它把印太安全的賭注從「是否支持某個價值」轉移到「是否失去進入權」。安全不再只是從軍事角度理解，而是全球市場與產業鏈熔為一爐而冶之。於是，第一島鏈拒止成了美國經濟安全的地緣底座——一個根本性（fundamental）的戰略支點；而實力地位，就是把這條機制做成「可長期運轉」的狀態。
《國防戰略》提出的「同時性問題」（simultaneity）也是理解實力地位的關鍵：華府的預設不再是「一次只會有一個戰場」，而是對手可能在不同戰區同時加壓、互相策應，迫使美國在資源與注意力上被稀釋。在這種情境下，實力地位就不只是前線兵力的多寡，而是「能不能撐得住多地同時開戰的壓力」：本土防衛必須更扎實，盟友必須在各自戰區承擔主要責任，美國才可能把主力聚焦於最優先的威脅，並避免被對手用各種有節奏的進攻拖垮。也因此，《國防戰略》對盟友「責任分擔」的語氣更像制度性的強制要求：盟友若不補上缺口，就會把美國推向分兵或暴露的兩難。
拒止防禦的硬考驗：軍工產業續航力決定戰爭終局
而「國防工業基礎」（Defense Industrial Base, DIB）在《國防戰略》中的位置，正是把實力地位從「部署」延伸到「續航」的那一段。對拒止嚇阻而言，真正的考驗往往不是第一天，而是第三週、第三個月：彈藥、零附件、維修產能、運輸與補給若跟不上，前線的戰力就會被消耗殆盡；反過來，若產能能快速跟進、補給鏈能夠保持運轉，就能把拒止防禦變成一種「可持續的威嚇」，讓對手必須把長期戰爭的成本（如中國攻台時間大幅延長）納入計算。這也是為何《國防戰略》強調「動員」而非僅僅「採購」：它要的是能在危機中快速轉入戰時節奏的軍工與後勤體系，讓美國總統在談判桌上握有時間與規模的優勢。
把這些放回台海，就會看見一個更尖銳的問題：台灣在兩份文件中既是「嚇阻優先事項」的核心案例，也是「拒止架構能否閉合」的壓力點。《國家安全戰略》談台灣時較偏政策宣示與戰略位置：強調不支持單方面改變現狀，並把台海安全聯繫到印太航運與全球經濟。《國防戰略》則更像在描述一套「談判槓桿的生成機制」：印太秩序若被中國主導，美國的進入權可能被否決，因此拒止必須沿第一島鏈具體成形。換言之，台灣在《國家安全戰略》裡更像一個需要被嚇阻所保護的戰略要塞；而在《國防戰略》裡則更像拒止體系中的關鍵節點——台灣的安全不只是道義問題，而是直接關係到美國能否維持其在印太的位置，這個位置直接攸關談判的籌碼。
若要把實力地位說得更具體，它至少包含三個可檢驗的面向，而這三個面向都是《國防戰略》所強調的。第一，是拒止能力本身：分散式部署、海空域態勢感知、反介入火力與戰場修復韌性，能否讓對手在第一島鏈內「打不進來、站不住腳」；第二，是同盟協同是否能夠運作良好：情資交換是否常態化，通聯與指管是否有最低限度互通，聯合演訓是否能轉化區域間被脅迫國家間共同應變的腳本；第三，是工業與後勤的續航：彈藥產能、備件庫存、港口與運輸、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能否支撐得住長期消耗戰。沒有這三者，「以實力追求和平」就是一句空話；有了它們，「實力地位」才能成為可被感知的現實。
台灣只有成為拒止節點才能期待和平
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一個更具挑戰的定位轉換：台灣不再是等待美軍保護的對象，而必須成為第一島鏈拒止體系的關鍵節點。若台灣未能北向與日本、南向與菲律賓形成有效協作，北京就能把壓力集中在縫隙最大的接縫處，並以低強度但高頻率的灰色地帶戰術演練不斷地推進測試，這包括以下的連鎖反應能否被觸發——資訊能否即時共享、執法與軍事能否分工協同；一旦這套反應鏈無法自動運轉，中國便可在不引爆全面衝突的情況下逐步塑造新常態，使美國介入成本上升、盟友協同遲滯，進而把「實力地位」從堅固的盾牌折價為可被交易的姿態，並降低「體面和平」的可行性。反過來，台灣若將焦點放在提升拒止與韌性的能力——例如海上威脅態勢合作、危機通聯機制、最低限度的聯合應變程序，以及後勤與民防韌性的對接——以塑造區域聯合行動的契機，讓拒止從單點提升為拒止鏈；這不必然等於升高衝突，反而是提高穩定性的軍事互信工程。
結論：當「實力地位」撞上「內部脫節」：台海是否成為拒止防禦的最終破口？
北約秘書長呂特在2026年世界經濟論壇中的一句話，幾乎可以當作這個時代的戰略註腳：「如果你想要防止戰爭，就必須為戰爭做好準備……要確保他們知道，我們將採取的反應會是毀滅性的。」Rutte並非鼓吹戰爭，而是再次強調預防戰爭的方式，是讓侵略者在盤算之初就知道主動發動攻擊要付出極高的代價。華府也把話說得更直白。AIT台北辦事處處長谷立言重申：「freedom is not free」，並強調「美國只能在盟友自助的前提下幫助」，任何國家都應擔負起阻止侵略的責任，且美國「不應、也不必」獨自承擔這個負擔。然而，台灣內部政治卻不斷地出現相反方向的訊號——立法院國民黨與民眾黨及立委第九次阻擋新台幣 1.25 兆元軍購特別條例進入實質審查程序 ——國際社會自然會產生更尖銳的疑問：若台灣自己都拒絕拒止防禦的關鍵投資，那麼美國在第一島鏈所追求的實力地位，究竟要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廢弛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是否是藍白陣營與北京裡應外合的階段性目標？
更不容忽視的是，就在美國戰爭部公佈《2026國防戰略》的幾個小時後，中國國防部宣布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兩位上將涉「違法違紀」落馬，至少在傳遞兩個訊息：其一，習近平正以更強的控制力重塑指揮體系。忠誠仍是第一要件，但「能打勝仗」已不足以過關，還必須展現「敢打必勝」的政治意志，特別是在對台作戰構想與動員節奏上是否「同調」；其二，對台軍事準備被置於更高優先序；其三、在格陵蘭事件後，美國與歐洲國家的不和已經白熱化，西方世界面對二戰以來最嚴重的斷裂，這對中國而言，又再次開啟了戰略機遇期，隨著法國總統馬克宏與加拿大總理卡尼開啟了擁抱熊貓的序幕，預料歐洲國家的台海自由航行行動也將暫時畫下休止符。
當外界討論所謂 2027 年「戴維森之窗」是否可能提前「開窗」時，真正的政治意涵不是預測精確日期，而是回到《2026 國防戰略》的核心命題：美國要避免戰爭，必須先站穩「實力地位」，也就是讓對手無法藉由灰色地帶壓力或局部衝突取得「否決」美國介入與進入印太的能力；而要維持這個實力地位，僅靠美軍前沿部署不夠，還必須把「責任分擔」變成可運作的同盟機制——讓盟友在各自戰區補齊拒止鏈的縫隙、共同分攤風險與成本。換言之，北京的整肅與動員節奏越快，華府越會把問題轉化為一個可檢驗的標準：第一島鏈的拒止防禦能否閉合？盟友是否真的具備拒止的能力？若答案是否定的，對手就更可能認定美國缺乏對戰的籌碼；若答案是肯定的，美國才可能在危機中維持嚇阻與降溫的空間。
在實力地位的天秤下，和平的狀態來自於大國（great powers）對國家利益邊界的定義；當北京正在為戰爭清掃內部障礙，台灣若選擇自我癱瘓，那麼最終被「否決」的，將不只是美國的進入權，而是台灣決定自己命運的最後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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