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想像與誤讀：從李雙澤當年的那隻可樂瓶談起

自1975年楊弦在台北中山堂舉辦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以來，所謂「民歌運動」亦即將於明年（2025年）邁入五十周年，並且預計在台北小巨蛋舉辦連唱三天的「民歌五十」演唱會。

耐人尋味的是，我身邊竟有不少樂迷朋友們，迄今仍津津樂道於當年（1976）李雙澤在淡江大學的校園演唱會上拋掉可樂瓶，拿起吉他開始「唱自己的歌」的傳奇佚事。

但殊不知，這樁在台灣民歌歷史上多年來一直口耳相傳-李雙澤手持吉他和可樂瓶上台演唱所引發的「淡江事件」（或根據楊祖珺的說法，稱之為「李雙澤可口可樂行動」），其實早在七年前（2017）楊祖珺為悼念好友李雙澤昔日在淡水興化店海邊「捨身救人」逝世四十周年所拍攝的紀錄片《尋覓李雙澤》，即已公開澄清當年李雙澤並沒有扔砸可樂瓶。

回到現場，或許李雙澤本人並沒有想到，當初他刻意安排在淡江「西洋民謠演唱會」舞台上演唱〈思想起〉和〈國父紀念歌〉，甚至還安排找人來現場爆出噓聲-刻意製造「舞台效果」的這場「戲碼」，不僅達到了他原本想要引起眾人關注的目的，甚至遠遠超出他的預期。

該起事件發生後，由於外界不斷透過各種口耳相傳，以及校園刊物的追敘、論戰，加上後來突發的一場溺水意外導致他不幸英年早逝（誠如好友林洲民在紀錄片《不羈》當中深自感概：他死的時候永遠年輕），就連當年他手上的那隻可樂瓶，也都成了台灣民歌史上建構「李雙澤神話」不可或缺的一種（精神）象徵符號。

有趣的是，在普羅大眾的集體記憶中，當一個人被形塑為「神話」，其後所衍生某種既定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那麼就算是身邊相關的當事人出面澄清，似乎也都很難一時抹除「神話」本身帶來的巨大影響。

近年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在導演侯季然拍攝民歌運動紀錄片《四十年》（2016年上映），影片裡開場的展覽動畫上還特別呈現了被傳頌多年的李雙澤當年怒砸可樂瓶高喊「唱自己的歌」的想像場景，即使當時在場擔綱節目主持的見證者陶曉清後來出面再三強調，砸破可樂瓶一事是誇大渲染，李雙澤根本沒有打破可樂瓶。事實上我們雖然也都明白這是虛構，但這深植人心的畫面，畢竟還是令人難以抵抗。

「那是一隻在神話場景中爍爍發光的玻璃瓶。熱血歌手拎著它上台，慷慨陳詞，然後憤然擲之於地，霹靂一響，流光四濺，全新的歷史篇章於焉開啟」。在我有限的閱讀記憶裡，若說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回溯李雙澤往事的文章，大概不會有比馬世芳所寫這篇〈一九七六年那隻可樂瓶〉更熱血激昂、更精彩生動、更戲劇化的開場白了。

然而，正因為這段經典的「開場白」寫得實在太過誘人，儘管「民歌本人」（馬世芳自嘲語）在文章後半段已有澄清：李雙澤當時根本沒有在台上摔破那隻瓶子，那是後來的人加油添醋的情節。但我想，這或許也可能導致某些讀者因此產生「誤讀」，若非只讀了前段、而沒留意後段，要不就是前段開場太精彩、太熱血，讓人不禁已有了先入為主「怒砸可樂瓶」的強烈印象。

總而言之，吊詭的是，我認為這篇文章雖然並非傳播「李雙澤神話」的源頭，但卻在過程中明顯產生了某種推波助瀾的媒體效果。

類似這般以虛構傳說混淆真實歷史的著名案例，另外還有30年代台灣作曲家鄧雨賢和女歌手純純之間的曖昧想像。

由於長久以來，台灣一直沒能出版鄧雨賢的傳記（直到2016年才有正式出現第一本的《台灣歌謠的春雨傳．鄧雨賢》），過去幾十年來，台灣社會大眾對於鄧雨賢的生平認知，有極大部分幾乎都是來自鍾肇政的長篇小說《望春風》（1976年）。

《望春風》小說裡對於女歌手純純和鄧雨賢之間的愛戀與情感關係每每多所著墨，乃至過度渲染的部分被放進了日後相關講述鄧雨賢一生故事的各種戲劇或音樂劇當中，包括2007年的音樂劇《四月望雨》，以及2012年公視播映的電視劇《歌謠風華-初聲》等，後來這些情節甚至引起了鄧雨賢後代家屬的抗議：表示鄧雨賢本人非常注重家庭、夫妻恩愛，因此在小說中描述他與純純之間的曖昧關係純屬「子虛烏有」。

為了兼顧史實並留有想像空間，《歌謠風華-初聲》劇中雖仍未完全刪去鄧雨賢與純純或許可能發生的私人感情，但卻也同時強調鄧雨賢與妻子日常生活的鶼鰈情深。

回顧過去這些歷史，我們有時的確很難判斷其中有多少是絕對真實的，裡頭又有多少是投射在現實之上的想像與誤讀呢？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