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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觀察》越反腐基層越「躺平」?中共首季立案24.5萬件,揭官場「不求幹成事、只要不犯錯」的集體自保學

風傳媒

更新於 05月21日03:15 • 發布於 05月22日01:00 • 田暢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近日點名批評基層幹部「過度請示」現象,直指一些地方幹部凡事層層上報、事事等待拍板,不敢決策、不敢擔責。(美聯社)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近日點名批評基層幹部「過度請示」現象,直指一些地方幹部凡事層層上報、事事等待拍板,不敢決策、不敢擔責,導致基層治理陷入「程序空轉」。

文章罕見地將問題歸結為「政績觀不正」,點出部分幹部存在「不沾責任、不沾風險、不沾矛盾」的心態——只想當官,不想幹事;只想攬權,不想擔責;只想出彩,不想出力。

這一表述迅速引發中國官場和民間的輿論關注。因為它揭示的,並非個別幹部的懶政,而是中國基層官場長期積累的一種制度性心理:在高壓問責與單一考核體系下,「不犯錯」往往比「幹成事」更重要,「不出事」比「做實事」更安全。

從「積極作為」到「安全第一」

過去多年,中國地方官場的政績邏輯,往往圍繞「可視化成果」展開:修廣場、建地標、搞大項目、造形象工程,越能被上級看見,越容易轉化為升遷資本。

而近幾年,隨著中共持續強化反腐、高壓問責以及整治形式主義,基層幹部的行為模式卻出現明顯轉向:從過去的「過度作為」,逐漸滑向今天的「過度請示」。

中國經濟、躺平現象、青年失業。(美聯社)

黨媒《人民日報》此次批評的「過度請示」,本質上就是一種避責機制。幹部並非不知道該怎麽辦,而是更傾向於把責任向上推,把風險向外轉。請示越多,責任越少;程序越複雜,個人越安全。

這種邏輯之下,基層治理效率被嚴重稀釋。原本可以當場解決的小事,往往要層層簽字;本該及時處置的民生問題,最終被拖成輿情事件。幹部不再追求「把事情辦成」,而是追求「確保自己沒事」。

24.5萬件立案背後:基層官員的真實壓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該文發布的前一天,中共紀委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監督檢查審查調查情況。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收信訪舉報96.8萬件次,處置問題線索57萬件,立案24.5萬件,處分18.3萬人。

其中,立案省部級幹部30人、廳局級幹部1267人、縣處級幹部1萬人、鄉科級幹部3.3萬人;現任或原任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被立案者更高達2.3萬人。處分方面,僅省部級幹部就有56人。

這似乎向外界表明一點「反腐早已不是「打虎」層面的政治象征,而是深入縣鄉村三級治理結構的高壓常態」。越靠近基層,幹部感受到的問責壓力往往越直接、越具體。

尤其是鄉科級幹部和村幹部,他們既面對最現實的民生矛盾,也最缺乏制度緩衝空間。一旦處理失當,輕則被舉報,重則被立案。

在這種環境下,「不出事」自然成為最優先目標。對很多基層幹部來說「最大的政績不是把事情辦成,而是確保自己平穩退休」。

「躺平式治理」開始成為一種官場自我保護機制。(AP)

「正確政績觀」為何反複被強調?不是官僚主義,而是制度理性

事實上,「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已成為中共近年幹部治理中的高頻詞。

今年以來,中共高層多次強調,要堅持「為人民出政績、以實幹出政績」,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和歷史檢驗的實績,同時要求持續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

這意味著,高層已經意識到,當前地方治理中的最大障礙之一,並非單純的執行力不足,而是幹部評價體系本身出了偏差。

理想中希望的是「幹事型幹部」,但現實中形成的,卻往往是「避事型幹部」。一個幹部推動創新項目,即便成功,往往只是「應當如此」;一旦出現偏差,則可能面臨問責、處分,甚至政治前途終結。相比之下,按部就班、程序合規、絕不冒險,反而成為最理性的選擇。

於是,「躺平式治理」開始成為一種官場自我保護機制。

基層單位為了規避責任,往往把「有沒有蓋章」看得比「事情是否解決」更重要。印章不再只是行政工具,而成為責任切割的象征。

從民眾辦事時遭遇的「循環證明」「奇葩證明」,到單位內部層層審批、重複簽批,背後都反映出同一種官場邏輯:誰都不願成為最後那個拍板的人。

章越多,責任越分散;流程越長,風險越可控。這並非簡單的官僚主義,而是制度激勵下形成的理性選擇。幹部害怕的不是事情辦不好,而是「誰來承擔辦不好的後果」。

因此,當中央批評「過度請示」,實際上是在觸碰整個官僚體系最深層的安全邏輯。

基層減負,真正要減的是「政治風險」

近年來,北京持續推動「為基層減負」,從精簡文件、減少督查,到限制形式主義考核,政策不可謂不密集。

但現實中,很多幹部感受到的並不是「減負」,而是另一種更隱性的加壓:責任更重了,容錯空間卻沒有同步擴大。文件可以少發,會議可以少開,但一旦出了問題,追責機制依然嚴厲。

在這種環境下,幹部自然更傾向於「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換句話說,真正需要被減掉的,不只是文山會海,而是基層官員心中的「政治風險預期」。

如果這一點不改變,再多的制度文件,也難以真正改變幹部行為。

從「誰負責」到「誰敢負責」

中國基層治理的難題,從來不只是效率問題,更是激勵機制問題。

當一個體系持續獎勵謹慎、懲罰冒險時,它最終篩選出來的,往往不是最能幹的人,而是最會自保的人。24.5萬件立案、18.3萬人被處分的現實,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官場心理:寧可不作為,也不能出問題。

所謂「正確政績觀」,在本質上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一個制度命題:究竟是鼓勵幹部解決問題,還是鼓勵幹部規避問題?(推薦閱讀)中國高官不只貪腐…還因「愛讀禁書」被撤職!爬到高位也難逃「中共壓制思想自由」

中國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會請示的幹部,而是更多敢拍板、能擔責、願意把事情辦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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