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名暉：台灣女婿薄瓜瓜只會有「一個中國」價值

1965年5月，毛澤東在井岡山曾言「幹部子弟是一場大災難」，至今將近半個世紀過去，出自於毛澤東女兒李敏的回憶仍不時驗證。自中共建政以來，部份幹部子弟如同古今中外取得政權的勳貴一般，極力保持自身的優越性與關係網路，有些人受限於教育與心性的限制，貪念與腐敗也隨之而生，藉由政治影響力獲取財富，最後身敗名裂或是身陷囹圄。

若要白話的理解所謂的中共「紅二代」以及更核心的「太子黨」，就好比一間企業的的原始股東與董事會成員，政權是由他們的父執輩所創建，而其中的黨與國家領導人自然就是持有股份較多的董事，其子弟所受到的恩庇或是能涉足的利益範圍更廣，並且能自成體系。例如，出身廣東省梅縣的葉劍英，有著指揮廣東戰役的功績，在廣東當地把持大量利益而被稱為「廣東王」。其子葉選寧雖然名義上只是少將軍銜，實際上能影響解放軍總政治部，並且被「紅二代」視為精神領袖，更統有1980年代幹部子弟的海外情報網路系統，即使在江澤民時期也無法動搖其地位。

因此，所謂的「紅二代」或是「太子黨」並不是一個尊崇民主自由的公民社會所應當跟風甚至欽羨的群體，尤其是正從黨國體制走出的社會，更不應以封建心態將其視為特殊階級。這種反現代思維的風氣在部份媒體的加工之下，實則是對台灣民主化的嘲諷，威權的神話與符號崇拜仍然是難以祛除的魅影，更何況薄熙來夫婦的不法罪行放在哪個社會都是不堪的醜聞。

薄熙來在重慶表面上「唱紅打黑」，實則是收取巨賄，其妻谷開來謀殺英商海伍德（Neil Heywood），心中沒有法治與人性，何況是民主與自由。家族所積累的財富則有著遼寧與重慶百姓的血淚，承襲其血腥財富者在台灣成家，而且還是在所謂的「民主聖地」，陳定南先生等人若有靈，不知如何看待台灣人對於威權神話的想像。

從政治或權謀的角度來看，薄家的政治符號早已失去正當性與號召力，薄一波雖然是「黨與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並且位列「八大元老」，但是在中國海外民主人士的眼中不過就是「六四」的劊子手，難以藉由其符號引起自由與民主的共鳴。「紅二代」中同樣因大案聞名的還有副總姬鵬飛之子姬勝德，他曾任職解放軍參謀本部情報部副部長，曾涉及20世紀末最大腐敗的賴昌星案，也曾經推動取得烏克蘭退役的瓦良格號，也就是現在的遼寧號。

從政治認同和意識形態來看，薄瓜瓜與大多數的海外幹部子弟家族相同，不可能認同「一個中國」以外的價值。他們的紅色血脈或許慢慢有著自由主義的成分，但是民族主義的結構仍舊延續，很難期待他們能有台灣認同，他們這一代人心中的中國也很未必是「自由中國」，處事方式也大多是「與人鬥，其樂無窮」，溫良恭儉讓的台灣民情難以與之博弈。

薄熙來在重慶表面上「唱紅打黑」，實則是收取巨賄，心中沒有法治與人性，何況是民主與自由。（維基百科）

薄熙來自幼在「紅二代」群體鶴立雞群，有著身高與外貌的優勢，但也由於其傲氣凌人，在同輩的人緣並不佳。他自幼生長於大院之內，以及部隊的學校，實際上也不理解真實的工農兵生活，參與紅衛兵的鬥爭心更讓旁人感到不安。中越戰爭期間，他也未如其他幹部子弟參戰，相同出身的旅美知名學者還曾親自上陣負傷，無論文名還是武功的實績都在薄熙來之上。薄氏夫妻的大案與惡名，很難將正面地的影響力難投射到後人身上，或是在中共內部和海外成為神話或是傳說，甚至對重慶和西南地區的一般人民而言，薄熙來主政期間急遽走高的房市，以及貧富差距拉大，才是讓他們苦不堪言的災難。

薄熙來身涉大案，但是北京並未將事態擴及其家人，寬容之處與文化大革命時期有著顯著不同。薄熙來本人的監獄生活也算養生，衣食無缺且無勞動，還能有閒暇以書法自娛，這也使得他的遭遇難以被敘述成悲劇人物。薄熙來的另一個兒子李望知，也就是薄瓜瓜的同父異母之兄在中國仍舊平安無事，2023-2024年期間，還曾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在「紅三代」之中還算正面好學。

薄熙來出事期間，薄瓜瓜兄弟都能平安無事，其他親朋好友也平安無事，甚至能到海外出行，也都是北京高層網開一面。至今即使北京對他或多或少有監控，但是薄瓜瓜未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也未與外國相關單位合作，這些舉動確保他能長期在海外過著相對滋潤的日子，如今能前來台灣也不足為奇，為回報北京網開一面，他們也難以為台灣相關單位所用，最多聊點家族瑣事和茶餘飯後，仍會避免描述具體事蹟。

其他有相似身分的幹部子弟在台者也不少，他們也盡可能低調度日，或為營商或是專注於充實文化生活，盡量不讓自己陷入複雜的事物之中。反過來看，遭受人身自由限制或是消息不明者的關聯人士，才是真正有價值的爭取對象，但是似乎並未受到正面看待，反而去成就不可能有為者的形勢。

1980年代至今從中國離開的幹部子弟或是太子黨家族如今大多無意於權，有意於仕途者也早已回國向北京宣誓表態。如同1949年後離開台灣的大家族遠赴海外後的模式，重視培養子弟，或者把玩文物和坐享歷史的敘事權，對於政治核心已無太多想法。若要藉由他們的餘熱扶持成類似於南北朝後梁的政權，他們恐怕也唯恐避之不及，他們的生活因為北京的授意才能得以有範圍活動，不可能反向成為密使，危害到自身現有的寬裕。

將過度的想像投射在意識形態、政治認同甚至立場作風都有問題的政治神話，恐怕只會帶給我們不必要的災難。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