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流轉型1／從「唱自己的歌」到「聽各自的團」 回顧台灣流行音樂發展史
音樂猶如一面鏡子，人們從詞曲當中體會人生的悲歡離合，度過每個需要被理解的時刻；一個個世代也從音樂的創作與消費中，嘗試凝聚某種共同的感受、思索當下困境的解答。流行音樂反映出某種集體性，本文透過梳理台灣流行音樂發展歷史，以另類角度看台灣社會的發展脈絡。
1932年：台灣第一首原創流行歌
回顧「台灣」的流行音樂發展歷史，最早或可回溯至日治時期。根據《維基百科》記載，1910年「株式會社日本蓄音器商會」在台灣設立分公司，隨後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唱片」商標使用權。該公司早在1914年就集結客家樂師林石生、范連生等15人赴日錄音，發行《一串年》、《點燈紅》、《三伯英臺》等唱片，並陸續培育歌手從事唱片錄音、出版、發行等工作，至1933年更名成立古倫美亞唱片公司。
直到1932年，該公司為電影《桃花泣血記》發行同名宣傳歌曲，由詹天馬與王雲峰創作的台語歌曲受到市場熱烈歡迎，因此〈桃花泣血記〉常被認為是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發展的濫觴。
隨後因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戰、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展開高壓戒嚴統治，台灣的流行音樂發展面臨語言限制、禁歌審查等困境。其中，在兩岸對峙氛圍下，官方有意識推動愛國歌曲(如〈梅花〉)、淨化歌曲(如〈美麗的寶島〉)政策；另外在美國援助的背景下，西洋的音樂及文化也大舉進入台灣，例如美軍電台(AFNT)便是當時台灣播送西洋音樂的一大管道，英國樂團「披頭四」(The Beatles)的歌曲及精神也深深影響台灣人。
劉家昌作詞曲、鄧麗君演唱的〈梅花〉即是當時知名的愛國歌曲。(擷取自YouTube)
1970-1990年：民歌運動與市場化萌芽
約莫在1970年代，台灣興起「校園民歌運動」，時逢台灣與美國斷交之際，國內以大學生為主的群體提出「唱自己的歌」的口號，主張用自己的語言、創作自己的歌。1976年李雙澤在淡江大學的一場英文民謠演唱會上拎著可口可樂上台，直問現場觀眾「為什麼我們不唱自己的歌？」後來他便創作了〈美麗島〉這首經典民歌；而演唱者則是素有「台灣民歌之父」之稱的胡德夫，他們都是此時期重要的代表人物。
胡德夫被稱之為「台灣民歌之父」。(饒辰書 攝)
事實上，當時轉向關注本土意識的民歌運動，也與反抗威權、爭取民主的黨外運動遙相呼應，因此像是《美麗島雜誌》之名便是受到此歌名啟發，而這首歌也成為黨外運動很重要的代表。此外，在黨外運動期間，〈望你早歸〉、〈黃昏的故鄉〉、〈補破網〉、〈望春風〉、〈媽媽請妳也保重〉這五首更是當時的「黨外五大精神歌曲」，亦可視為某種形式的流行音樂。
1980年代台灣邁向解嚴，長期研究台灣流行音樂發展的屏東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劉建志表示，這個階段走入明確市場化，唱片公司開始透過有計畫的市場行銷營造流行歌曲，而所謂唱片「巨星」也陸續出現。例如羅大佑在1982年發表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其中〈鹿港小鎮〉、〈光陰的故事〉、〈童年〉等皆為膾炙人口的傳唱歌曲。
羅大佑的〈童年〉是台灣流行音樂走向商業化的初期相當膾炙人口的作品。(擷取自YouTube)
1990-2010年：巨星誕生創造文化集體記憶
劉建志指出，在1990年至2000年之間因為大家聽音樂都必須買CD，所以唱片公司掌握很大的話語權，他們可以透過掌控通路和行銷宣傳來塑造話題、打造「巨星」，像是陳昇、伍佰、五月天、蔡依林、陳綺貞、周杰倫等都是在這個時空下出道走紅。
他說：『(原音)我覺得90年代的這批歌手他們在樂壇上是很長壽的樂手，我說長壽的意思就是即便經過數位衝擊、經過產業變遷，他們到現在都還是有話語權的，不像有些歌手可能紅極一時、但是也許過幾年就聽不到他們的歌，所以我覺得90年代的台灣唱片環境很特別，它的確是可以孕育出很厲害的巨星。』
2025年周杰倫在大巨蛋舉辦演唱會座無虛席，並邀請五月天擔任嘉賓，他們都是2000年代出道至今的長壽歌手及樂團。(取自杰威爾音樂臉書)
「街聲」旗下音樂媒體《吹音樂》總主筆陳冠亨回想2000年前後的音樂環境，由於當時人們都還仰賴錄音帶(或CD)，也會聽廣播電台、看共同的電視節目，像是在電視節目《康熙來了》會看到各種綜藝、通告藝人或歌手，所以他坦言「這好像是最後一個有集體文化記憶、有所謂巨星的時代」。
在電視廣告會出現音樂MV的年代，浪人祭主辦人蕭達謙形容：『(原音)我們在10幾、20年前是有簽唱會的，我們以前是在百貨公司前面，什麼(台中)廣三SOGO、或是什麼台南的大遠百、或是哪裡，就是到處都有簽唱會，或是說校園演唱會裡面有很多新人會去做演出。』
於2016年停播的《康熙來了》曾是全台集體回憶，更吸引許多歌手上節目宣傳音樂。(擷取自YouTube)
2010-2020年：數位串流、獨立音樂與西進中國
2005年左右，本土音樂串流平台KKBOX、影音平台YouTube相繼出現，隔年Spotify也宣告成立，「網路串流、隨選隨聽」的音樂消費模式逐漸取代傳統CD、乃至MP3隨身聽。
網路的出現某程度上也瓦解過去遭唱片公司壟斷的傳統音樂體制，市場逐漸走向分眾化，因此很難再出現「百萬神曲」。例如「街聲」在2006年成立，許多獨立音樂人便透過此管道上傳自己的作品，聽眾也由此挖掘自己喜愛的音樂。陳冠亨說：『(原音)從Demo時期就可以上傳(到街聲)，讓大家看到可能你一開始不那麼完美的樣子，但是它也可以讓你收穫聽眾，然後從這個階段開始，你可以到Legacy(音樂展演空間)演出、大團誕生(獨立音樂孵育平台)，你可以慢慢的開到一個專場、你可能去簡單生活節演出。』
「獨立音樂」雖早在2000年之前就有所發展，但長年被認為是地下的、非主流的。而正是在此一時代脈絡下，陳冠亨指出，2010年起台灣的獨立音樂出現一股大爆發，即透過社群媒體、Live House現場演出等途徑，催生出草東沒有派對、老王樂隊、9m88等音樂團體或音樂人，甚至得到金曲獎支持、一度邁向主流。
蕭達謙笑說，連他那個住在嘉義、已經60、70歲的爸爸都知道「美秀集團」，就知道台灣獨立音樂的影響力確實逐步擴大。
蕭達謙也觀察到「2010年中國市場開放」對台灣音樂產業影響深遠。他指出，明星歌手赴中演出因市場規模龐大、「一首歌可以唱好幾個城市」，可觀的商業利益對唱片公司及主流音樂人極具吸引力；然而在這種市場條件下，不少音樂人內心也多了份「還需要繼續創作嗎？」的猶疑。
2020年以後：音樂祭爆發與短影音衝擊
就在台灣獨立音樂因為Live House等現場演出文化逐漸盛行之際，2019年底爆發一場為期3年多的COVID-19疫情，讓這股風潮因為難以實體聚會而遭逢不小衝擊。其中，陳冠亨發現日、韓等國因善於設計線上展演的體驗，於是在疫情期間培養不少台灣粉絲，在疫情後成為台灣音樂市場的一大競爭對象。
疫情結束後，台灣近幾年萌生一波「音樂祭大爆發」，全台一年約有3、400個大大小小的音樂祭，大港開唱、浪人祭等大型音樂祭更達「萬人」規模；然而BLACKPINK、Coldplay等國際巨星來台開演唱會也進一步分食有限的市場。蕭達謙透露，2025下半年到2026上半年台灣幾個音樂祭的售票狀況「是有下滑的」，凸顯未來仍有新一波的挑戰與變化。
疫情之後台灣迎來音樂祭大爆發，圖為2025年浪人祭，規模已達萬人以上。(取自浪人祭臉書)
另一方面，「短影音」始祖TikTok在2017年推出，YouTube Shorts與Instagram Reels隨後分別於2021年及2022年出現，逐步成為主流的傳播媒介形式。劉建志分析，在黑膠唱片、卡帶的時代，因為聽眾無法自行排列曲序，創作者可以從整張專輯的概念出發創作故事；到了數位串流時代，創作者與聽眾對音樂的思考開始「從專輯走向單曲」；而如今短影音時代，則進一步從單曲限縮到「副歌」的幾個句子。
與音樂產業互動密切的《吹音樂》總主筆陳冠亨也觀察，現在很多人的曲風「很Chill(放鬆)、很像背景音樂」，可能就是無意識間去迎合短影音平台的傳播氛圍；又或者像中國歌手陳土豆的〈Miss Potato〉就是「很精準幾個小節讓你可以跳的一首歌」，即是所謂針對短影音「舞蹈挑戰(Dance Challenge)」文化而做的「抖音歌」。
中國歌手陳土豆的〈Miss Potato〉成功在短影音平台上引起舞蹈挑戰。(擷取自YouTube)
陳冠亨直言，在短影音時代「大家甚至不在乎是否為AI產出」將是一大危機，因為聽音樂的價值就在於和創作者的生命經驗及理念互動。他也觀察到當今傳播環境幾乎只容許簡短、刺激的宣傳形式，難以深度分享創作理念，對創作者而言確實令人沮喪。
台灣流行音樂的下一步？
台灣流行音樂的發展先受政治環境與政策干預影響，隨後遭商業市場與傳播媒體環境主宰，網路的出現某程度「解放」了龐大且多元的創作能量，卻也敞開了國際競爭的大門，短影音等傳播生態改變更進一步影響人們的創作與聆聽習慣。
如今，中國音樂強勢攻上KTV排行榜，縈繞在飲料店、小吃攤、計程車等日常生活之中。曾經是華語流行音樂搖籃的台灣為何逐漸失勢？身處不再有集體巨星的時代，失去或得到了什麼？華語世界中這片難能可貴的自由創作土壤又該如何重新定位、找回話語權？都值得再深入探究。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