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破產數量攀升 德國經濟亮起了紅燈？

（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經濟的現狀究竟有多糟糕？企業破產數量常被用作衡量經濟狀況的一項指標。根據德國哈勒經濟研究所（IWH）的一項研究，今年6月，德國人合企業及資合企業的破產數量比2016年至2019年（即新冠疫情前）同期的平均水平高出80%。

個體工商戶、自由職業者和小微企業未被納入統計範圍，因為它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相對有限。而人合企業及資合企業的破產則關系到90%受破產影響的就業崗位以及95%受破產影響的債權總額。

哈勒經濟研究所破產研究負責人斯特芬·穆勒（Steffen Müller）指出，2026年第二季度，德國企業破產數量創下了二十年來的最高紀錄。鑑於近幾個季度越來越多的企業陷入破產境地，這一結果並不令人意外。

德國經濟多年來一直步履蹣跚，原本預期在今年出現的復蘇恐怕只會帶來微弱的增長。企業大規模裁員的消息卻層出不窮：大眾汽車稱，未來幾年可能削減10萬個工作崗位；汽車零部件供應商采埃孚（ZF）計劃至2028年裁減1.4萬個職位；博世（Bosch）則計劃在2030年前，僅在德國就削減超過2萬個工作崗位。顯然，陷入困境的不僅僅是汽車行業。

咨詢公司 Horváth的一項研究顯示，去年，德國工業領域流失超過10萬個工作崗位，今年預計還將流失多達10萬個崗位，涵蓋汽車制造、機械工程及建築業。

是市場洗牌，還是經濟增長出現結構性問題？

問題在於，眼前的這一切究竟是必要的市場洗牌，還是歸因於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問題？

企業破產也可能產生積極效應。當低效企業退出市場時，勞動力、資本和技術專長便得以釋放，從而流向生產力更高的經濟領域。這一過程會帶來符合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創造性破壞”原則的增長。

如果因破產而失業的人能迅速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那麼這更傾向於表明是市場洗牌。事實上，失業率的上升速度現在確實較為緩慢，失業者通常能找到新職位。但是，哈勒經濟研究所的穆勒（Müller）告訴德國之聲（DW），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嬰兒潮”一代正陸續退休，而且歐盟內部的移民流入也已停止。這也意味著，勞動力的流動未必是從低效企業流向高效企業。

新創企業數量帶來希望

不過，德國破產管理人與受托人專業協會（VID）董事會成員尤塔·呂德林（Jutta Rüdlin）也指出，在關注破產數據的同時，也應關注新創企業的數量。她說：“盡管初創企業申請破產的比率高於平均水平，但與上一年相比，新創企業的數量還是有所增加。”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2026年第一季度新成立的企業數量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0%以上。

“多年來，我們確實觀察到以增長為導向的初創企業數量在增加，”穆勒說道，“這是個好消息。許多企業活躍在人工智能領域，這無疑是一線希望。”他認為，這表明，我們目前正經歷某種結構性轉變。

破產原因多種多樣

與此同時，顯而易見的是，並沒有哪個特定行業遭受了尤為嚴重的沖擊。穆勒指出：“一年半前，工業領域出現了較多的大型企業破產案例。”如今情況已發生變化。當前的破產趨勢波及所有行業，這反映出存在結構性薄弱環節。

盡管如此，建築和住房行業受到的影響還是更為顯著，這主要歸因於利率變動。酒店餐飲業正因最低工資上漲而舉步維艱，能源密集型企業不得不應對飆升的能源成本；零售業也正深受消費者行為轉變的困擾。

不過，呂德林補充道，導致企業破產的原因通常並非單一。以往經驗表明，經營穩健的企業對外部沖擊具有較強的抵御能力。對於那些本已面臨根本性困難的企業——例如商業模式陳舊、管理決策滯後或未能進行必要轉型——諸如伊朗戰爭等沖突事件往往會成為引發破產的催化劑。

新冠疫情的滯後效應正逐漸顯現

更多表明市場正經歷洗牌的另一個因素是疫情的持續影響。危機期間，許多企業獲得了財政援助，現在需要償還——其中包括一些即便在正常情況下也未必能存活下來的企業。因此，呂德林認為，我們仍需考慮源自新冠疫情時期的滯後效應。這位破產問題專家認為，現在的情況是市場洗牌與結構性弱點相互疊加。

哈勒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穆勒對形勢的看法更為嚴峻。他指出：“我認為這不僅僅是一次市場洗牌，更關乎德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他提到，破產水平已處於“紅色警戒區”。“盡管我們尚未看到大範圍的連鎖反應或銀行陷入困境，但我們確實正經歷著重大的結構性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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