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被能源寶藏拖入深淵的國家
韋安／媒體人
2025年12月底起，伊朗爆發新一輪全國性抗議行動，進入2026年1月後局勢明顯升級。德黑蘭、伊斯法罕、設拉子、馬什哈德等主要城市同步陷入動盪。這不是零星衝突，而是一場橫跨階層與世代的社會風暴。
直接導火線，是長期失控的通貨膨脹與貨幣崩跌。2025年伊朗通膨率約45%，食品價格上漲約70%，整體民生物價漲幅約50%。伊朗里亞爾從年初約81萬7500里亞爾兌1美元，貶至年底約140萬里亞爾兌1美元，全年貶值幅度超過70%。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維持基本生活已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伊朗政權隨即動用強力鎮壓，出現實彈射擊與流血衝突。隨著鎮壓行動升高，傷亡規模已明顯超出初期估計。人權組織統計指出，抗議行動至今已造成約2500人死亡；伊朗政府則罕見承認，死傷人數約在2000人左右。在通訊封鎖與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外界普遍認為實際傷亡數字仍可能持續上修。
國際環境亦同步升溫。美國總統川普政府警告，若全面以武力鎮壓，美國不會坐視不理；以色列則表示，將視情勢發展，不排除進一步打擊伊朗核設施。
然而，今天伊朗街頭流的血，並非突然發生，而是一百多年來，一次又一次制度斷裂與歷史選擇累積的結果。
一、石油的起點：從卡扎爾王朝開始的主權流失
理解伊朗今日的困境，必須回到二十世紀初。伊朗的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資源」，而是「能不能掌握資源」。
伊朗西南部札格羅斯山脈一帶，數千年來就有可燃的黑色液體自然滲出。直到十九世紀末，世界進入石油時代，內燃機取代煤炭，石油成為工業、交通與軍事的核心能源，伊朗的地下資源才被列強真正視為戰略命脈。
1901年，英國在掌握地質資訊後，判斷伊朗地下一定蘊藏大量石油。當時統治伊朗的卡扎爾王朝政權虛弱、財政破產、缺乏技術與談判能力，為換取短期收入，幾乎以象徵性價格，將全國性石油開採權打包出售給英國。
1908年，英國在馬斯吉德蘇萊曼成功鑽探出原油，中東第一座商業油井誕生。伊朗正式進入世界能源體系，但這並非國家崛起的開始，而是主權流失的起點。從此，伊朗雖擁有石油，卻無法決定誰來開採、如何分配、價格由誰決定。
二、巴列維王朝：威權現代化的結構性代價
卡扎爾王朝長期受英俄控制，國家主權與財政全面衰弱。1921年，軍人禮薩汗以恢復秩序為名發動政變，1925年正式建立巴列維王朝，開啟高度集權的威權統治。
巴列維王朝的治理邏輯，是由國家主導現代化、世俗化與軍事強化，並與英美合作換取支持。石油收入增加、基礎建設擴張、軍力快速提升，伊朗表面上成為中東最具現代化潛力的國家之一。
但結構性問題也在此時累積。石油收入高度集中於王室、官僚與少數菁英階層，政治參與被全面壓制，社會不滿缺乏制度性出口。威權現代化可以帶來速度，卻無法建立政治信任。當發展成果無法公平分配，壓力只會在體制內不斷堆積。
三、民主的死亡：1953年政變的歷史斷點
1951年，穆罕默德．摩薩台在君主立憲體制下，透過國會程序成為民選總理。他代表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力量，試圖讓伊朗成為真正的主權國家。
摩薩台的關鍵決策，是推動石油國有化，結束英波石油公司的壟斷。這是伊朗第一次嘗試奪回自身資源的控制權。
然而，英國無法接受失去核心利益，美國則在冷戰格局下，擔心伊朗成為其他產油國效法的示範。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英國軍情六處聯手發動秘密行動，操縱輿論、收買軍官、製造動亂，最終推翻民選政府，扶植巴列維國王復辟。
1954年，石油利益重新分配，美國正式取得約40%份額。伊朗再度失去資源主權，而這一次，是以民主之名被奪走。這場政變不只終結了伊朗的世俗民主實驗，也徹底摧毀了社會對西方式民主的信任基礎。
四、1979年革命：宗教為何成為最後接手者？
政變後的巴列維王朝，轉為徹底的專制統治。秘密警察SAVAK全面監控，所有世俗反對派被摧毀，知識分子、左派與民族主義者不是被監禁，就是被迫噤聲。
唯一未被完全取締的，是遍布全國的宗教網絡。清真寺成為僅存的組織空間，宗教領袖得以維繫社會動員能力。阿亞圖拉．霍梅尼因反對政權而流亡海外，卻在流放中累積聲望。
1978至1979年，全國性示威與罷工失控，國王出逃，霍梅尼回國。革命並非「選擇了宗教」，而是在所有世俗力量被清空後，只剩宗教仍能組織群眾。伊斯蘭共和國於公投後成立，宗教成為國家最高權力來源。
五、神權國家的生存邏輯：反美、戰爭與核路線
革命後的伊朗政權，其運作邏輯建立在恐懼與生存焦慮之上。反美成為政權正當性的核心。1979年，伊朗激進學生闖入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扣押52名美國外交與使館人員，長達444天，史稱「伊朗人質危機」。這起事件徹底切斷伊朗與美國和解的可能，也在國內清除了主張與西方緩和的溫和派政治空間，使對抗路線成為體制內唯一安全的選擇。
1980年至1988年的兩伊戰爭，進一步將國家推向全面軍事化。長達八年的消耗戰，使伊斯蘭革命衛隊迅速壯大，從革命防衛力量，轉變為掌控軍事、政治與經濟的核心集團，深入介入能源、建設、金融與對外貿易。核計畫在此背景下被重新啟動，其核心目的並非實際使用，而是建立足以威懾外部勢力的戰略籌碼，避免重演1953年遭外力推翻的歷史。
在直接對抗成本過高的情況下，伊朗發展出「代理人戰爭」體系，將衝突外移以維持區域影響力。伊朗長期支持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瑪斯，以及葉門胡塞武裝，並透過敘利亞戰場與以色列、美國及其盟友形成間接對抗。
這套體系降低了正面衝突風險，卻也帶來沉重代價：軍事與外援支出侵蝕民生，國際制裁長期鎖死經濟，讓年輕世代在高壓政治與停滯生活之間，看不到任何向上的出口。
六、伊朗神權政府會倒嗎？三條可行路徑
短期內，伊朗神權政府不太可能立即崩解。伊斯蘭革命衛隊仍掌控武裝力量，安全體系高度集中，反對勢力缺乏統一領導、組織與共同宗旨；同時，外部世界亦對神權政府瞬間瓦解後可能引發的區域失序保持高度戒心。在這些條件下，現行神權體制仍具備一定的維穩能力。
但中長期而言，伊朗神權政府的政治結構正逐步逼近其承受極限，未來大致存在三條可能路徑。
第一條路，高壓維穩的延續
伊朗神權政府持續依賴安全部隊與伊斯蘭革命衛隊鎮壓社會不滿，透過通訊封鎖、逮捕與司法高壓壓制抗議，並以外部威脅與民族主義敘事鞏固支持。這條路在短期內最為可行，但代價是經濟持續惡化、國際孤立加深，以及世代斷裂不斷擴大，實質上只是延後危機爆發的時間。
第二條路，神權體制內有限調整與權力重組
部分保守派或技術官僚可能嘗試推動有限經濟改革、對外關係降溫，以換取社會喘息空間。然而，這條路的前提是神權政府最高權力結構願意讓渡部分實權，而這正是伊朗神權體制中最難跨越的門檻，其實際操作空間相當有限。
第三條路，則是突發性的斷裂與崩解
若未來某次鎮壓失控，或經濟危機與政治事件疊加形成臨界點，伊朗神權政府可能在短時間內瓦解。但這種崩解並不必然通向穩定轉型，反而可能帶來權力真空、派系衝突與區域動盪，其高度不確定性也是國際社會至今保持謹慎的重要原因。
三條路徑之中，沒有一條是真正的安全選項，差別只在於成本如何分攤，以及風險何時浮現。
七、失去下一代的政權，沒有未來
伊朗石油儲量約 2,080 億桶，全球第四。1978 年，巴列維王朝末期，原油日產量約 580 萬桶，開採量世界排名第二，GDP 世界排名第 19 位。
四十年後的 2025 年，原油日產量約 330 萬桶，開採排名降至第九，GDP 世界排名掉至第 43 位。
對比全球第二大石油儲量國沙烏地阿拉伯（約 2,670 億桶），人口約 3,600 萬，2025 年 GDP 約 1.3 兆美元，世界排名第 19 位，人均 GDP 約 3.5 萬美元。
而伊朗人口約 8,900 萬，2025 年 GDP 約 4,500 億美元，人均 GDP 約4,250 美元，人均 GDP 相差 8.3 倍。
伊朗現政權未必會立刻倒下，但它已經失去了讓下一代願意繼續等待的能力。
這正是石油的百年詛咒。它讓伊朗成為列強覬覦的對象，摧毀民主的可能，迫使國家走上對抗與封閉之路，讓人民在富饒土地上陷入貧困。
1901年英國來了，1953年美國來了，1979年宗教接手了。2026年之後會發生什麼？沒有人能斷言。
可以確定的是，伊朗的年輕世代，已經不會再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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