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終戰50週年／我的家人是難民？台灣囡仔用攝影機尋身世之謎
今年適逢越戰終戰50週年，事實上，越戰結束後曾出現難民潮，我國僑委會在1970年代起曾推行「仁德專案」陸續接納越南難民大約6千人，例如紀錄片導演鄭博元的家人就受惠於這個專案，他直到成年才得知自己的家人是越戰難民，他有9名家人克服萬難遠赴台灣，雖然在台灣必須重新適應陌生的語言、文化，但是，他們沒有後悔，因為在台灣能呼吸到自由民主的空氣，這令他們甘之如飴。
原來我生在難民之家？我的家人是偷渡客？
越南新二代鄭博元：『(原音)現在這個階段我想要再往…去更深地理解難民這件事情，就是明明過了50年，這個族群還是不斷地在世界各地這樣冒出來，烏克蘭難民、羅興亞難民、敘利亞難民或是非洲的一些…蘇丹難民，好像世界一直在轉，時間一直在過，可是這些東西還是層出不窮地冒出來，就好像還是沒有一個對於人類共和世界的解方，好像大家還是拿著武器在幹架的感覺。』
今年適逢越戰終戰50週年，現年28歲的鄭博元坦言，雖然他在台灣有9名親戚來自越南，但是，他一直天真地以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新住民子女，在25歲、26歲以前，他也不太懂什麼是「難民」，直到他赴美國參加一場研討會，受母親所託去拜訪他的堂舅，他才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家族史跟越戰密不可分。鄭博元說：『(原音)大概生活了一兩天，他問我「台灣生活怎麼樣啊？在台灣的家人怎麼樣啊？」我就說「都很好。」因為那個時候是Covid(新冠疫情)才剛過，我也很好奇說(堂舅)當時候是怎麼來(到美國)的？為什麼我媽媽他們是在台灣？我以為是可能工作或是有更好的升遷管道之類的，然後我舅舅突然說出兩個字，我蠻驚訝的，他說他是「偷渡」來的，其實，「偷渡」對我來說還蠻遙遠的。』
在台灣土生土長的鄭博元不諱言，他原本對「偷渡」存有負面觀感，「我的家人怎麼會是偷渡客？」他冷靜地聽著堂舅娓娓道出生命故事，並憑著一股直覺與衝動，先把堂舅提供的照片都數位化，回到台灣之後，他開始嘗試揭開自己的身世之謎，除了查找文獻資料之外，喜歡攝影的他也扛起攝影機訪談家人。
越南難民：台灣自由民主怎樣都比被越共政府統治好
鄭博元說，他的外公、外婆只要一談起越共政府就氣得牙癢癢，他們之所以不顧一切說什麼也要逃出越南，就是因為留在越南接受共產政府統治的生活實在過不下去。鄭博元說：『(原音)家裡的那個雜貨店直接被全部沒收，就是沒有理由地被沒收，然後土地跟房子也是，然後又規定說你們家3個人要去經濟特區什麼的，大家可能覺得民不聊生吧，就是明明原本自己有安居樂業的方法、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專長，卻好像就要一直聽從政府的，有點那種戒嚴的感覺，因為沒有言論自由嘛！也沒有結社或是遷徙的自由，你想搬去哪都不行，因為你就在這裡，規定你在這裡打工，不是打工，是開墾，他規定說你這戶人家3個人去開墾，然後每天都有人來查水表、查戶口，很像戒嚴的那種感覺，就是9點、10點就不能在外面遊蕩。』
鄭博元指出，我國僑委會在1970年代起曾推行「仁德專案」，陸陸續續接納越南難民大約6千人，由於他的外公在胡志明市一間關帝廟擔任理事長，算是越南華人社群裡比較活躍的人物，因此一家人有幸受惠於「仁德專案」，他的外婆還記得自己約莫是在1993年搭乘撤僑專機來到台灣。
鄭博元表示，他的家人原本習慣講越南語跟廣東話，來到台灣勢必要重新適應陌生的語言、文化和生活環境，不過，當時台灣已經解嚴，據他的了解，外公、外婆認為，只要能呼吸到自由民主的空氣，在台灣就算生活再怎麼辛苦，都比留在越南受共產政府統治來得好。
感念家人與台灣政府新二代持續以影像記錄越戰血淚史
鄭博元把家族故事拍成紀錄短片《僑樑》，他坦言，最初的起心動念只是很想要解釋自己的存在從何而來，並了解家人為何會遠渡重洋移民來台，當他越是了解自己的家族史，就越是感謝長輩的勇敢決定。他說：『(原音)家人這麼努力地想要逃離原本不好的背景，然後在一個更好的環境去生下我，或是去培育下一代，然後讓我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環境跟更好的生活品質，就是拍到現在，我覺得在外面很常會覺得很感激吧！就我也沒有辦法去想像說，在台灣這個地方到了一個歲數之後，還要再移動到另外一個地方重新開始，會覺得蠻困難的，然後也會覺得他們做出這個決定，或許是我在台灣社會上需要去貢獻一些什麼，就是當時他們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受惠，就是提供他們的一些機會能夠來這裡，那我就想說，或許這個作品就是我希望回饋給家人或回饋給當時的政府的救濟的一個方式。』
紀錄短片《僑樑》獲選為2024新北市紀錄片獎優選作品，不過，鄭博元並沒有停下創作腳步，在公視的資金挹注下，他現在扛著攝影機正在越南、馬來西亞、美國、台灣等地之間流轉，希望透過影像紀錄讓這段歷史不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