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恐慌、信念瓦解……三個世紀前倫敦瘟疫實況，竟與當代如此相像！
瘟疫從未停止襲擊人類，無論是今天，或是三個世紀以前。在生命遭受傳染病的威脅之際，心靈也承受著嚴峻的試煉……
一開始只有少數因瘟疫死亡的案例，後來死亡人數開始節節攀升，直到消息瞞不住了，瘟疫正式宣告爆發。富人一個個率先舉家搬遷，然而對小市民來說，這場瘟疫才剛丟出第一道艱難的選擇題：要放棄所有財產，孑然一身離開這座城市嗎？窮人則是根本走不了，只能留在原地聽天由命。
後來整座城市開始充滿遭病痛折磨的人──染病的人、被駭人病徵嚇壞的人，下令封閉的一間間屋子都傳出發自靈魂的哀鳴。有些人不得不涉險工作，也有些人趁火打劫、大發瘟疫財。路見竊盜、搶劫案，也不能報警，因為這樣一來反而會讓自己暴露於染上瘟疫的危險之中。所有人都非常害怕，因為瘟疫隨時會找上門。「恐懼對人造成另一種影響，懾住人心，教人思路遲滯，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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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第二週，聖吉爾斯教區疫癘依然嚴重，有一百二十人下葬。儘管死亡公報上說瘟疫死者僅六十八人，但人人都說，若照那兒平日的葬禮次數來算，少說也有一百人。自治市本來沒有瘟疫。全部九十七個教區裡，唯一一名瘟疫死者是前面提過的那位法國人。可是那一週卻死了四個人，一個住木頭街，一個住芬喬奇街，兩個住彎曲巷，那時泰晤士河對岸的南華克還沒人死於瘟疫，完全沒有。
我住在阿德門附近，約在阿德門教堂及白禮拜堂地界中間，在馬路左手邊，也就是北邊。因為瘟疫尚未傳到我們這裡，街坊依然氣定神閒，但城裡另一頭已亂成一團。生活優渥的人，尤其是西區的貴族仕紳，很不尋常地紛紛舉家走避，僕從也一併帶走。離城人潮在白禮拜堂教區特別多，也就是在我住的寬街。街上但見大小車輛載著家庭用品、婦孺、僕人等等。車上滿是中上階層的人，由馬夫隨行匆匆離去。後來，街上出現空的大小馬車，還有僕人帶著備用馬匹，顯然是從鄉間回來的，或是主人要他們回來接人的。路上還有無數騎馬的人，不論是獨行者，還是帶著僕人的，大多帶著行李。瞧那行裝，任誰也看得出來，他們是要遠行的。
那景象很可怕，看了心情就沉重，可是我移不開目光，從早看到晚。其實那時街上也沒有別的景象了。我不禁十分認真思量即將臨城的大難，以及留下的人將面對的艱難處境。
因為這麼多人急於離城，有數週時間要進市府極為困難。那兒全是人，推推搡搡的，要辦遠行用的通行證及健康證明，以便離城後能獲准通過官道上的鄉鎮與投宿旅店。當時自治市尚無人死於瘟疫，只要是住在市內九十七個教區或特區的人，市長都不為難，直接發給健康證明。這種情況維持了一段時間。
這波離城人潮持續了幾週，橫跨五、六月，愈到後面人愈多。這是因為傳聞官府要在路上設關卡及路障，阻止人們離城，沿路城鎮才無須擔心會有倫敦人路過，將瘟疫傳給他們。其實這些傳聞毫無根據，純屬臆測，尤以初時為甚。
我認真思量起自己的處境，忖度自己該怎麼辦，是該留在倫敦呢？還是跟許多鄰居一樣，鎖上家門避難去？這些事情我之所以說得如此詳細，是因為也許日後有人會碰上相同的難題，必須跟我一樣做出決定。那麼，這些記載對他們會很有幫助。我希望這些記載可供後人做行事參考，而不僅僅只是記錄一己作為，因為我的境遇對別人來說，可能還不值一法辛 (法辛：farthing，當時的銀幣，約值四分之一便士；十二便士為一先令，二十先令為一鎊)。
我眼前有兩樁要事：一是繼續做生意，保住店面，畢竟，我的生意很大，也是我在人世間的全部身家；二是保住性命。顯然全城已是大難當前，對此我和別人同樣恐懼，那恐懼之深沉，倫敦再大，也承載不了的。
第一樁事對我十分重要。我是馬具商，主要生意不是來自開店或投機，而是做美洲英國殖民地生意的商人，因此我的財富泰半操在他們手上。我是單身沒錯，但手下有一批人為我做生意。我有一棟房子、一間店面，還有幾倉庫貨品。簡單說，在這種情況下離開，只能拋下一切，是來不及找到可靠的人打理事情的，那樣不僅會危及生意，也會危及貨品和我在人世間的一切。
那時我哥哥才從葡萄牙搬到倫敦幾年。我問他意見，他只說了一句話，以前我也曾問過他意見，雖然那時狀況迥異，不過他也只說了那一句話，就是「救救你自己吧」。簡單說，他認為我該去鄉下，他自己也要與家人下鄉避難。他說要預防瘟疫，還是走為上策，這大概是他在海外聽說的。我說如果我離開，就會失去生意、貨物或貨款。他以同樣的理由大力反駁，說我要留下來，任由上帝處置我的生命安全，才真是要斷送生意和貨物。他說：「將生意託付給上帝，跟你留在這麼危險的地方，然後將生命託付給上帝，不是一樣嗎？」
我不能辯稱無處可去，因為我們在北安普敦郡老家還有一些親友。而且，我唯一的姊姊住在林肯郡，她很歡迎我同住。我哥哥已把太太與兩個孩子送到貝德福郡，他也打算上那兒去，力勸我同行。我一度決定順他的意，可是卻找不到馬。儘管並非所有人都離開了倫敦市，不過我敢說馬兒大概都不在了。有數週時間，全市幾無馬匹租售。我一度打算帶個僕人徒步離城，並且跟很多人一樣不投宿旅店，就帶個行軍帳棚露營野地，反正天暖，不致受風寒。我說，很多人都這樣做，因為後來好些人那麼做了，尤其是曾參與幾年前戰役的人。必須說明的是，選擇餐風露宿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倘若多數離城的人都這樣做，瘟疫就不致蔓延到許多鄉鎮及人家，造成嚴重破壞，奪走無數人命。
可是我打算帶走的僕人卻棄我而去。他見瘟疫日益嚴重，嚇壞了，又不知道我何時啟程，便另謀出路，拋下我走了，我只得延後動身。不管我盤算用什麼方法離城，每回臨走總會出狀況，走不了，行程只得一延再延。若非如此，那麼我接著要說的話，便會像是無謂的題外話了。我要說的是，是上天讓我走不成的。
我提這件事，也是因為這是我能給人最好的忠告了。任何人，特別是行事但求問心無愧的人，若是碰上這種情況，又願意憑良心做事，那麼我建議他們留心周身發生的事情，將之一一納入考量，因為事事都是互相關聯的，而且都與他們眼前的問題有關。如此一來，他們就能確認事事都是來自上天的旨意，旨在告知他們當時應有的作為。我是指在碰上疫癘時，究竟是該離家躲避，還是該留在家中。
一天早上，我尋思去留的問題，深自覺得我們碰上的事，無一不是出於上帝的安排或旨意。因此，這些不如意必然有出奇之處。我該想想，這是不是上帝在明示或暗喻我別離開倫敦？我隨即想到，若是上帝真要我留下，就會保護我在死亡危機環伺下全身而退；而我若是想離開住處以保全性命，不理會這些我確定是來自上帝的指示，那便是背棄上帝，上帝會在恰當的時間和地點，向我討公道。
這些想法又改變了我的決定。我見到哥哥時，便說我想遵從上帝的旨意留下，聽憑上帝處置；更何況，基於我說過的理由，留下來是上帝特別差遣給我的任務，我更是不能走。儘管我哥哥信仰十分虔誠，他聽到我說這是上天給我的暗示，還是笑了。他一連舉了幾個他所謂的莽夫，說出他們的故事，說我正是莽夫。他說，若我因為病痛而行動不便，不能出走，那無庸置疑，的確是天意，應該遵從神的指引。畢竟，神既然創造了我，就可全權處置我。可是，如果只是因為雇不到馬離城，或只是因為本該服侍我的僕人跑了，就認為是上天在暗示我不該走，那就太荒謬了。我可是身體健康，四肢健全，也有其他僕人，輕輕鬆鬆就能徒步走上一、兩天，而且還能拿到健康證明來證明我完全健康，可以隨意租馬或在驛站更換坐騎。
他接著告訴我，在亞洲及他去過的其他地方（我哥哥是商人，我前面提過，他幾年前才從里斯本回國），土耳其人和伊斯蘭教徒因為自行其是，遭逢不幸；說他們奉行宿命論，認為每個人的結局早已注定，無法更改，因此毫不顧忌去惡疾流行之地，與病患交談，就這麼著，每週要死上萬人。反觀歐洲人，即信奉基督教的商賈，深居簡出，沉默少言，多半沒染上惡疾。
聽了哥哥這席話，我又改變心意了，決定要走，便安排好一切事情。總之，我周遭瘟疫加重，一週死亡人數增加到近七百人。哥哥告訴我，他不會再冒險停留。我要他讓我考慮一天，然後再決定去留。反正，我已盡力打理好一切，安排了生意上的事，也找了人料理事務。唯一剩下的，就是做決定了。
本文出自麥田出版《大疫年紀事（史上第一部瘟疫文學，歐洲小說之父丹尼爾‧狄福融合紀實與想像之震撼作品）》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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