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日本參議員》塩村文夏談推動「AV新法」初衷：女性出演AV的風險是一輩子

「生活在數位訊息能永久流傳的時代，出演AV對一個人的一生影響太大了。」日本國會立憲民主黨議員塩村文夏，本周應民間組織亞太青年協會邀請來台，行程空檔接受《風傳媒》專訪時，她談及推動「AV新法」的初衷。

去年夏季，為了防止成人影片（AV）流傳重創出演者的身心與日常生活，日本國會跨黨派議員火速通過簡稱為《成人影片出演被害防止及救濟法》的新法，並於去年6月23日生效。根據這項新法，AV出演者的權益得到更完善且強而有力的保障，擁有反悔與下架作品的機會，而經紀公司或片商必須在合約中詳述拍片觸及的行為。

現年44歲的塩村參議員，大學畢業時碰上「失落的十年」，在就業寒冬裡踏入娛樂圈，擔任電視台節目企劃。她在官網自我介紹道：「20歲出頭，從事約聘工作，感受到個人再怎麼努力，能做的仍舊有限。30多歲，工作開始穩定下來後，我決定改變荒謬的世界、生存艱難的社會，一頭扎進政壇。」2013年，她當選東京都議會議員，2019年成功挑戰國會參議員席位。

她立志促進女性與性少數群體的權利。作為看盡女性演藝人員辛酸的過來人，從去年4月開始，她積極推動制定「AV新法」，主張應讓AV出演者可以安心拍攝與引退，以杜絕性剝削和對人格尊嚴的傷害。

AV業界真的乾淨嗎？她認為還有看不見的受害者

日本每年拍攝的AV影片多達萬支，文化輸出影響力不凡，「AV新法」引起台灣等亞洲國家消費者的關注；而在日本國內，不少業界人士擔心新法通過將讓AV產業走向衰亡。

自推動立法以來，部分AV從業人士抗議收入縮水，片商哀號難以回收拍攝成本。「AV人權倫理機構」聲稱立法是「多此一舉」，基於正規業者接受「自律」規範，行業內已經幾乎沒有強制出演現象，如今法律壓縮行業操作空間，可能會迫使更多人鑽漏洞，投入不受AV片商協會IPPA管轄的「同人無碼AV」拍攝，以維持生計。

塩村對《風傳媒》坦言，立法過程確實遇到阻礙，但她認為，「輿論反彈其實沒有那樣強烈」，因為法案的初衷是希望不要再有受害者，而這也是大多數AV產業人士的共識，包含1990年代的知名女優小室友里、跨性別「偽娘」出演者大島薰。同時她強調，任何議案都會有人反對，尤其當修法或立法要去嚴格規定某一種產業，肯定會遭遇該產業的反彈。

「當然，每個人都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並不是所有出現在AV中的女性都是受害者，我非常尊重奉獻於角色表演的人們。針對一些女優抗議的理由，我也深刻考慮過。」她繼續說道，「但很多人都忽略了，AV產業內部的實況是不透明的，在看不見的暗處，還有許多默默無名、無法尋求救濟的素人，這點許多業內人士也明白，因此完整保障每個出演者的權利仍是重中之重。」

她補充說，在議定法規時，女權支持者的想法也出現落差，有部分人認為，應直接立法遏止AV拍攝過程包含實際性行為，有人則認為「考量到產業現況，應優先避免新鮮人遭誘迫『下海』」。在與受害人、業界及專業人士深度討論後，多數民意代表投票通過當前「救濟與防止受害」的版本，她表示，這已經是為了避免過於衝擊產業而想出的折衷辦法。

至於不受新法管轄的其他數位性暴力案件，該怎麼辦？她指出，「AV新法」只是第一步，未來應如何完全防止人們遇害，身為立法者，她會繼續努力參考相關人士的經驗。

「AV新法」提供出演者哪些保障？

◎簽約後，需等待至少1個月後才可拍片。

◎從拍攝完成到影片上架期間，必須提供4個月「冷靜期」。

◎AV發行後的一年內，出演者可以隨時提出無條件解約（不需付違約金），之後的兩年內亦可以有條件解約，向片商要求下架作品，而片商需自行負擔下架成本。

◎誘使或脅迫他人出演的加害者，應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萬日元（約新台幣70.6萬元）以下罰款，法人則處以1億日元（約新台幣2356萬元）以下罰款。

◎對於個人拍攝、同人AV、網站FC2等，也可要求禁止擴散作品。

實際出演AV一年，就要冒一生風險

「日本有一種文化，就是如果你『髒了』，污點就會如影隨形。」塩村指出，儘管部分業界人士一再宣稱，自律規範讓拍攝過程「不可能」有非自願情況，但出演AV給當事人帶來的影響不僅拍攝那瞬間，而是一輩子，「AV女優通常入行大概1年左右就會引退，就算稍微出名的，繼續從事這份工作的時間也不會超過2到3年，她們之後的人生還很長，這件事的影響會很深遠。」

塩村強調，日本社會十分看重「清白」，AV出演者引退以後，不管是為了新的職涯或婚姻，希望片商能下架其作品是人之常情。在新法制定之前，「AV人權倫理機構」是常見申請終止作品發行的救濟管道。不過塩村指出，現轉型為作家的大島薰去年12月公開抗議該機構無視下架申請，顯示出演者不管生理男或生理女，退役後的生涯都可能受到影響。

大島薰近期發文表示：「AV行業的人們普遍認為，如果一部作品已經發行5年以上，向AV人權倫理機構申請停止販售，將能從網站下架。有人因此覺得『AV行業已經乾淨』。但我的經驗是，並非所有提交暫停販售申請的AV都被刪除了。」假如無法刪除AV作品，出演者就算隱姓埋名，也會永遠擔心周圍的人知道自己的過往。

女性從事AV與社會貧困結構有關

日本過去十年來，多次傳出年輕女性被誘騙、脅迫出演AV的慘案。內閣府男女共同參畫局2016年對此首次進行調查時，詢問2575名曾受「星探」邀約「要不要當模特兒或偶像明星」者，發現其中有197人同意簽約，最後被逼、被騙拍攝暴露或者性行為畫面者高達105人。這類案件被稱為「AV強要」，受害類型還包含「高薪求職陷阱」、「合約陷阱」、「拍攝現場性暴力」等等。

2017年在社會壓力下，AV大廠同意由「AV人權倫理機構」作為第三方倫理委員會，監管加入會員的片商、女優事務所等相關單位。由於許多出演者沒有辦法一輩子承受「很多人都認得自己的臉」，2018年起，「AV人權倫理機構」開始受理停止銷售作品的申請，但正如大島薰的例子所見，第三方機構仍缺乏法律介入與強力執行的依據。

而在新法去年6月生效之後，日本政府「性犯罪和性暴力受害者一站式支持中心」，新增至少103件AV出演者諮詢案例，求助者男性和女性都有，大多數為20多歲，詢問能否終止、撤除合約或讓作品下架，可見確實還有許多沒出面求助的受害者。

很多人可能以為，受害者是因為「太笨」才會上當。塩村文夏解釋，對於面臨「月經貧窮」的年輕女性來說，新人女優的片酬5萬日元（約新台幣1.2萬元）至10萬日元（約新台幣2.3萬元）是一大筆錢。「誘騙被害女性出演AV，作為出道當藝人的第一步，也是典型話術，」她總結，沒有社會經驗、為了活下去或圓夢而受騙並不是被害人的錯，貧窮、權力關係不對等才是問題所在。

根據日本男女共同參畫局，大學畢業女性比男性難以找到正式員工職位，性別薪資差距隨年紀增大，種種不平等都容易構成女性貧困。另一項統計顯示，新冠疫情發生前，日本女性非正規就業率接近60%，女性非正規勞動者的平均年收入為153萬日元（約新台幣36萬元），換算下來一個月連13萬日元（約新台幣3萬元）都沒有。（推薦閱讀：關注中國威脅、贊成台灣加入CPTPP　日眾議員來台感慨：台灣對日本很重要）

「追根究柢，這個議題跟社會正義息息相關，」塩村文夏說，再加上日本社會文化讓AV出演者背負「污名」，有非常多受害人擔心遭受異樣眼光，而不敢發聲，身為立法者，她堅信應優先創造能讓人安心求助的環境，一個尊重個人尊嚴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