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齡社會想活得好，為什麼不能只參考日本？蔡晏潭：台灣長照的6個挑戰與解方
編按：迎接超高齡社會，鄰國日本因地緣與文化相近，長期成為台灣參考對象，但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高齡與醫療照顧協同負責人蔡晏潭提醒，歐洲高齡產業發展成熟，亦值得借鏡。他以瑞士Tertianum集團和荷蘭失智村為例，指出前者可讓住民從健康住到臨終，實現「讓養生村成為第2個家」的願景，後者不怕失智者走失，且不約束失智者。展望台灣未來，他提出6個長照產業的困境與解方。
2025年，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高齡政策與產業如何運作，才能妥適因應此一巨變成為重要議題。不過，過去台灣多將目光放在鄰國日本，但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高齡與醫療照顧協同負責人蔡晏潭認為，瑞士、荷蘭2國的長照產業發展模式亦頗值借鏡。
原因是，瑞士與荷蘭面積各約4萬1千平方公里，與台灣面積約3萬6千平方公里相去不遠；且瑞、荷2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各約20.9%、22.1%，亦與台灣即將突破20%相當。此外，荷蘭與德國的高齡化政策領先全球，瑞士又與德國相鄰，且以德語為主要語言，因此深受德國影響，使其長照觀念得以建立在成熟與進步的基礎之上。
蔡晏潭曾親赴瑞士參訪歐洲規模最大的高齡產業機構Tertianum集團，亦曾走訪荷蘭，參觀全球第一個專為失智者打造的失智社區霍格威村（The Hogeweyk® Dementia Village），前者讓住民可以從健康住到不健康，實現台灣業者常喊的「讓養生村成為第2個家」的口號，後者則不怕失智者走失，並致力讓失智者活得有尊嚴。如何達到上述目標？以下為《50+》採訪蔡晏潭的精華：
瑞士Tertianum集團 可從健康住到臨終的高齡住宅
在台灣，養生村業者經常以「民眾老後的第2個家」自居，但細究其制度會發現，當住民失能或失智，往往面臨被迫遷出的命運，顯得十分矛盾。
不過，瑞士的Tertianum集團，卻讓住民可以從健康住到臨終，不必因生病被迫搬家，還得重新適應陌生環境。箇中關鍵，就在於建築規劃和制度設計。
該集團在歐洲設有多個據點，蔡晏潭參觀的附服務高齡住宅由4棟建築組成，棟距遠，因此每個房間都能享有窗景和充足的採光。
4棟建築中，其中2棟是健康區，類似養生村，住民可以自由進出、接待訪客，另外2區為長照區，類似住宿型長照機構，有較嚴格的安全管制措施。住民健康時住在健康區，身體退化時則轉至長照區。
最特別的是，台灣社會對於長照中心往往只有愈住愈不健康，站著進去、躺著出來的想像與設計。但是在瑞士的Tertianum，若你的身體情況恢復得較好，還可以「逆向」再搬回健康區。
如何靈活調動健康區與長照區的床位？就成了關鍵，這樣的制度設計也讓居民更有動力維持健康，以保有生活自主權。而住民健康狀況欠佳時，則可搭配外包照護制度「Spitex」。
Spitex是德語，由spital（醫院）和extern（外部）2個單字組成，意指醫院以外的長照與醫療服務，概念近似台灣的在宅醫療。這群專業的外包團隊會依據住民的健康狀況，設計漸進式照護服務。好處是不需要讓居民動輒到醫院就醫，能靈活配置照護人力與社會資源。
荷蘭霍格威村 看不出住民失智的失智村
超高齡社會下，如何讓失智者活得有尊嚴，亦是台灣必然面對的課題。根據衛生福利部2024年公布的台灣社區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結果，推估當年65歲以上失智症人口數約35萬人，到了2041年，此數據可能攀升至68萬。蔡晏潭指出：「如果我們的政策只顧健康老人，卻忽略失智者，那就是失敗的政策。」如何照顧失智者？他認為可以參考荷蘭失智村「霍格威村」的經驗。
霍格威村採團體家屋模式，劃分為7大區，這些區域可依照住民興趣與屬性彈性調整，例如農夫區、藝術家區、金融人士區等，如果跟鄰居吵架，還能申請換區。整個園區裡有27個團體家屋，每個家屋6～7個人，另有照服員同住，但以協助而不打擾為原則。
園區內除了家屋，還有餐廳、超市、美髮廳、美甲沙龍等，超市員工由照服員扮演，住民去買菜，即使忘了付錢也沒關係，因為員工知道住民來自哪一家。園區內餐廳對外營業，住民可在此與朋友聚會，家人來訪也能來此用餐。這種對外開放的設計，使園區充滿生活氣息，而非隔離感。
蔡晏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這裡，失智者的皮膚普遍保有光澤，漂漂亮亮的，即使失智，人人照樣打扮、修指甲，從外觀上看，與常人無異。」「讓人看不出失智」是荷蘭模式的第1個啟示。
荷蘭模式的第2個啟示，在於建築設計融入照顧理念。為了降低走失風險，霍格威村的建築開口全都朝內，園區四周還種植樹木，形成「不像圍牆的圍牆」，以免失智者看到圍牆，覺得被關住想爬牆逃離。（相關閱讀：失智長輩走失怎麼辦？台灣失智症協會：「6個急救方法＋3個日常準備」找人更快）
設想周到的設計，使失智者得以不受約束，自由走動，過有尊嚴的生活，因為即使走失，範圍通常僅限於園區內，例如從自己家走到鄰居家，風險仍在可控制的範圍之內。蔡晏潭評論：「文明與不文明的差別就在這，到底應是人在適應建築，還是建築在適應人？」
超高齡社會 台灣長照產業的6個挑戰與解方
對照瑞士、荷蘭2國的高齡產業發展經驗，台灣目前遭遇哪些困境？有何解方？
挑戰1. 缺經驗
迎接超高齡社會，台灣的現實是長照中心床位數仍然不夠、失智長者走失的消息不斷上演，養生村則普遍無力照顧失能、失智住民到臨終，使「老後的第2個家」淪為口號。（相關閱讀：養生村翻轉！不靠子女，熟齡族的「新獨立宣言」與3大挑戰）
對此，蔡晏潭認為，種種問題背後最大的困境仍在於台灣老化速度太快。他分析，從高齡社會到超高齡社會，台灣只花了7年，但德國、英國等國花了30～40多年，無論中央、地方政府和民間，再怎麼努力都還是很難準備完全。只能多借鏡國際、同時發展本土經驗快速因應。
挑戰2. 缺土地
無論是瑞士Tertianum集團棟距遠、四面採光的建築，或是荷蘭霍格威村優美的空間，都需要幾千坪土地，但台灣地狹人稠，無地可用似乎已成事實。
對此，蔡晏潭認為，可將少子化退場的校地與高齡化社會的長照需求結合。早在2022年，時任私校工會理事長尤榮輝即指出，未來6年內，預估全台約50所私校將因少子化而關閉。蔡晏潭指出，這些校園往往位於交通便利、生活機能完善的精華地段，且一所私校動輒擁有上千坪土地，若能活化利用，將替高齡產業缺地的困境帶來解方。
然而，現實情況是，教育部面對校地過剩、衛福部卻為高齡產業用地匱乏所苦，2個部會各自為政，導致問題遲遲無法整合。蔡晏潭直言：「少子化與高齡化看似2個危機，其實是彼此的解方。」若能從跨部會的高度重新盤整資源，讓退場校地轉型為長照中心或養生村，將可解決土地不足的困境。
挑戰3. 缺彈性
土地之外，法規僵化同樣是台灣高齡產業發展的一大障礙。蔡晏潭指出，目前長照機構與養生村之所以無法在同一園區內融合運作，關鍵就在於制度落伍、權責分散。依現行規定，長照機構由衛福部主管，養生村的主管機關則為內政部，兩者分屬不同體系，導致實務運作經常遭遇阻礙。
使用執照規定僵化是另一個問題。現行建築使用執照一旦核定為長照，便不得改作他用；若標示為養生村，也不能轉為長照中心。這樣的制度設計，使得瑞士模式中「在同一園區完成從健康到失能、再回復健康的流動照護」在台灣幾乎無法實現。
此外，荷蘭的養老住宅並無嚴格的日租或使用年限限制，因此能依長者需求彈性調整空間與服務。相較之下，受限於法令，台灣養生村多半有最短租期限制，制度僵化讓業者難以創新。若政府能從法規鬆綁著手，讓土地使用與營運型態更具流動性，才可能真正打造出符合高齡社會需求的多元照護場域。
挑戰4. 缺人力
政府在人力與政策上的布局同樣影響長照產業。蔡晏潭指出，目前全台約10萬名照服員，但多數人力集中在居家服務。究其原因，台灣社會長期存在「將長者送進機構是不孝」的觀念，使住宿型長照機構被政策邊緣化。政府傾向將資源投入居家與日照服務，雖讓政府在數據上能呈現「服務量能提升」的成效，卻導致整體照護體系失衡。
因此，蔡晏潭認為，未來應重新調整居家、日照、住宿與養生村4大面向的比例，讓長照服務從片段式支援走向連續性照護，才能真正回應高齡社會的多層次需求。
挑戰5. 缺資金
資金亦為台灣長照產業發展的挑戰。瑞士採自費模式，但瑞士人均收入約為台灣的3倍，若業者想在台灣提供同樣高規格、全方位的服務，使用者是否負擔得起是一大問題。
因此，他認為推動台灣的長照保險制度將是關鍵一步。若能讓民眾以保險方式分攤成本，不僅能提升財源穩定性，也能吸引外資與企業投入，帶動高齡產業從補助型轉向自給自足型，讓高品質的照護服務真正普及化。
挑戰6. 缺合作
「高齡照顧不只是國家的責任，也是企業的責任。」蔡晏潭分析，政府已積極投入高齡照顧，但要加速解決問題，需要企業積極參與。
從經營層面看，高齡照顧做得好，員工更能安心上班，否則將影響到企業生產力。從商業角度看，高齡產業商機無限，跨產業合作更能發揮更大效益。例如，便利超商擁有完善的物流與商品系統，可考慮與長照業者合作，供應日常耗材、食品與照護用品，甚至成為社區照護的延伸據點。如此一來，高齡社會的照護網更加完整而有彈性。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