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與反抗】習大帝的中國夢之下　「低端人口」還有翻身的機會嗎？

「我覺得低端這個詞，還真挺形象的，有點像科技的端口，高端、低端，還真挺形象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落幕，全國的人民沒有多少話語權，反倒是以「清理低端人口」著稱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得以進入中國最高的政治領導機構。看在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眼裡，北京的混雜、不排外性格幾乎蕩然無存，徒留階層化的社會，以及對人的漠視。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新建村的聚福緣公寓發生一場大火，死了至少19個人，燒出農民工的生存處境。亡者的頭七之日，藝術家華湧曾到現場拍攝，見證政府派出的怪手如何掀翻、摧毀、驅趕，把農民工賴以為生的樓房全部夷平，房客的家當都來不及收拾，跟碎石破瓦一起攤在冬天的太陽下。

當時，中共十九大剛結束一個月左右。時隔五年，中共二十大拔擢了蔡奇，當年被驅離的大批農民工卻不知流落何方。紀錄片導演聞海接受《上報》訪問，憶起他年輕時「北漂」，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剛要起飛，生活成本其實不高，而且北京到處都是外地來「尋夢」的人。多年後北京清除「低端人口」，他已移居香港，聽聞此事相當震驚；現在住在台灣的他，看到政治局常委清一色是「習家軍」，也對習近平的極端作法感到意外。

20日，中共二十大期間的北京一景。（美聯社）

習近平的理想中國：「控制」的國度

在習近平的二十大報告中，維穩取代經濟，成了他演說的主旋律。數一數報告中的關鍵字，提及「安全」共計91次。提到「市場」18次、「改革開放」11次，加起來還遠比不上「安全」在習近平心中的重要性。

共產黨執政下的中國人民處境從來稱不上自由，但在胡錦濤時代，卻還是有短暫的相對開放環境。隨著網路普及，開展出公民維權的空間，特別是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之死，「三博士」上書促使政府廢除收容遣送制度，更標誌了「公民維權元年」。隨後又有奧運、世博登場，中國彷彿正逐漸向世界開放。

「我們當時認為，經濟的變化必然帶來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必然會帶來民主自由的需求……大家覺得肯定是沒問題的，這是一條好像是必然的、普世的道路。」聞海說，從胡錦濤後期逐步限縮自由，到習近平執政時更進一步「亮劍」，當前的中國正重返一個「危險的時代」。

《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一書作者羅谷（Dexter Roberts）接受《上報》越洋視訊採訪時說，「習近平認為安全是首要之務，一部分的經濟成長可以、也應該被犧牲，以確保中國可以更強大、更安全。」羅谷指出，習近平關心的不只內部問題，更感受到來自外部、尤其是美國的威脅，並把這理解成外國「想阻擋中國合法正當的崛起」。

羅谷認為，習近平有野心也有自信，他相信自己是獨一無二、理想的領導人，有責任「拯救」中國，把「迷失方向」的中國「拉回正軌」。在習近平看來，從鄧小平以降的中共領導階層弱化太多，改革開放「走得太遠」。為了實現心目中的理想中國，十年的時間不夠；他要的是由上而下的控制，希望黨在經濟上扮演更大的控制角色。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召開；二十大落幕幾日後，習近平也率領新一屆政治局常委赴陝西延安「瞻仰革命紀念地」。由左至右分別為趙樂際、王滬寧、蔡奇、習近平、李希、丁薛祥、李強。（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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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擢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以及上海市委書記李強這樣的人，代表習近平更在乎忠誠，更關心下屬是否聽命行事。今年初上海新冠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封城期間人民不滿幾乎到達臨界點，結果李強非但沒有落馬，反而平步青雲。

北京和上海的主政者雙雙高升，或許顯示習近平對治理城市乃至於治國，有一種特定的想像。羅谷指出，這兩個城市都把控制人口、縮減人口當作目標，符合習近平的理想中國樣貌：乾淨、有秩序、不擁擠的「樣板城市」，不存在住著農民工的貧民窟。

習近平曾稱，中國越來越多地方罹患了「城市病」。面對環境汙染、交通阻塞、房價過高、資源不足等問題，北京2015年設下目標，要將2020年時的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上海則限制在2500萬人。北京還進一步推動「疏解非首都功能」，讓批發市場、製造業等「非核心功能」的產業「退出北京」。政府下達政策，人民不得不配合，但正如紀錄片《大火之後》的農民工所言，「北京不是我們老百姓的北京，他們不把我們當人」。

中國「無權勢者」的反抗力量

瘟疫蔓延的時代，控制更加無遠弗屆。新冠疫情爆發之後，中國以「健康碼」制度，建立更嚴密的監控體系。聞海借用友人的話，形容這是「異議人士的待遇變成全民待遇」，以前通常只有抗爭者和新疆人、西藏人被監控，現在所有人都逃不出政府掌握之中。羅谷也指出，從防疫出發的數位監控，會漸漸發展出「更醜陋的一面」，例如打壓異議人士。

新冠疫情下中共更強力控制人民生活，核酸檢驗、掃健康碼成了例行公事。（美聯社）

習近平的中國容不得任何組織運動，異議人士走的走、逃的逃，更有不少人早就下獄。隨著經濟成長衰退，習近平更把個人威望押在疫情防控上，為了實現清零而不擇手段。二十大之後，各界對中國市場越來越失去信心，港股、中概股一齊大跳水；在中國置產、經商的富人和商人害怕當局馬上要開鍘，紛紛拋售產業，決定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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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習近平似乎暗示將推動稅制改革和財富重分配，但目前未見實際措施，且若僅止於打擊企業和富人，也不表示底層的窮人必定受惠。

未來五年，中國會如何？控制到底的結果，有沒有可能導致共產黨自身走到盡頭？

從過去十年的發展來判斷，羅谷認為有兩種可能的劇本。「中國經濟真的有可能變得非常糟，導致中共面臨的壓力大到讓他們認知到，這種控制的經濟並不管用，應該放鬆管制、推動改革……比較不樂觀的情況是，他們找到其他的正當性來源，找到培養中國人對共產黨支持的其他做法，例如激起民族主義情緒。」羅谷認為，第二條路較有可能發生。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高級研究員羅谷（Dexter Roberts）接受《上報》越洋視訊採訪。羅谷過去派駐中國20多年，曾任職《商業周刊》（Businessweek），著有《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一書。（視訊截圖）

藉由「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類敘事，習近平把當代局勢類比中國幾世紀來遭侵略的「國恥」，主張「中華民族復興」才是正確的道路，聲稱唯有如此，才能擺脫被外國「霸凌」的命運。中國對台灣的武力恫嚇，也反過來成為大內宣的工具，凝聚中國內部的向心力。

環境看似一片黑暗，聞海卻抱持一絲希望，「可能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樣，失敗得多了，再失敗一次也無所謂」。他舉東歐的革命者為例，像已故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原本是劇作家，後來投身政治運動，撰寫《無權勢者的力量》，這些行動的根基正是源於內心對理想與善的追求。中國傳統上也不乏介入社會的知識份子，「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不就是匹夫嗎？匹夫就是無權勢的人」。

「如果我們太物質地去看這個世界，就覺得會嚇死：你怎麼對抗這樣的一個龐然大物啊？」身為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聞海替自己設下「游牧」的邊緣人定位，看見不同的圈子，平視社會底層，紀錄「中國主流的芸芸眾生」。

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接受《上報》採訪。聞海自2000年起從事獨立創作，作品包含《喧嘩的塵土》、《我們》、《凶年之畔》、《喊叫與耳語》、《在流放地》等，2008年獲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評委會特別獎。著有《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等。（周昱君攝）

日前北京「四通橋」上演罕見的抗議行動，有人在二十大前夕，設法在鬧區掛上布條，批評習近平是「獨裁國賊」。「四通橋勇士」的壯舉，掀起中國海內外不少人聲援響應，雖然現階段僅有小規模抗議，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或許也能替中國的未來燃起一盞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