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藝術節矚目之作 王墨林《最後的錄音》首度獨演 衰老身軀寫下劇場墓誌銘
【記者 陳安婷/採訪報導】
舞臺上，一張桌子、兩張椅子。年近八旬的王墨林坐一張椅子，另一張空著的，留給已經離世的摯友卓明。身為臺灣小劇場先驅，王墨林首度站上舞臺，勇敢地、堅定地以獨角戲的方式正面凝視衰老，逾40年的劇場實踐、生命記憶與臺灣戰後歷史也隨之帶上舞臺，自10月16至18日，在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藍盒子演出《最後的錄音》，這也是2026臺北藝術節重要矚目新作。
摯友卓明離世前，王墨林曾錄下兩人的談話，想留住他最後的聲音與情感的牽連。然而，隨著科技設備更迭，舊有檔案逐漸難以辨識、讀取，曾想保存的聲音終究無法保存，記憶也隨之失聯。
對王墨林而言，尋找卓明的聲音，不只是追念一位故友，也是重新打開兩人共同走過臺灣小劇場的各種路線與爭執。當《最後的錄音》從私人記憶走向公眾視野時，這個過程也許是殘酷且赤裸的，卻讓觀眾進入王墨林的內心深處。
王墨林表示，其實《最後的錄音》在創作之初并沒有預設要呈現什麼，或最後走到哪裡，也沒有想要透過這個過程，跟觀眾說什麼。在三個月排練過程中，劇本改了十一版。最先提出來的，是他在軍中的記憶，以及跟卓明從少年、軍校，到進入社會、一起做劇場，最後走上不同道路的故事。經過這麼長時間，不管是詞句，還是對記憶的敘述，劇本已經非常精煉。
這段消失的錄音，也讓王墨林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山謬．貝克特筆下的《克拉普最後的錄音帶》（Krapp’s Last Tape）跨越時空呼應：年老的克拉普反覆聆聽三十年前的錄音，在過去的聲音裡重新審視與懷疑自己的選擇、欲望與失落；而王墨林在《最後的錄音》裡，從尋找卓明的聲音開始，進入戰後臺灣與冷戰世界的殘酷，撬開小劇場的神話，最後走向對自己人生的一頁回望。
他也坦承，接近八十歲的身體，在體力上確實是很大的負荷。何況不是演員出身，不太能適應一再重複的排練，最後決定以簡單的動作和臺詞呈現，回顧自己的歷史與生命、記憶。但即便如此，要承受這樣的負荷，並不容易。但他還是很勇敢地承受下來，希望能透過這種方式，留下些什麼。
在排練過程中，王墨林也有奇異的感受，他感覺自己好像走進一個黑暗的冥界，慢慢把之前的記憶，一一敘述出來。他在召喚三、四十年前的自己，他覺得自己面對一個非常遼闊的黑暗，像冥界一樣，要在裡面把字一點一點講出來，甚至有時他能感受到好友卓明就坐在那張空的椅子上，於是他淚流滿面。他很感謝能在劇場體會到如何在現實生活裡尋找記憶，尋找生命的感覺是什麼。然後透過記憶、敘事，生命慢慢展現出來。「你會發現，自己的存在非常沉重。不是體力上的沉重，而是經歷過那麼多事情，卻沒有好好用感情去接觸其中的傷痛與孤獨。」
舞臺上宛如墳窟的幽冥之境，令人感到滄桑與沉重。《最後的錄音》戲劇構作汪俊彥表示，「舞臺用了很多張辦公桌椅堆疊起來，想想看，每張桌椅都可能曾經坐過一個人，今天在現場它們都成為這場演出劇場裡的陪伴。透過這些物件，空間與身體的想像就展開了。」他強調，王墨林透過語言與身體，讓世界和空間重新建立起來。一方面讓那些事情回來，另一方面，也必須面對記憶的糾纏，在荒蕪、幽暗之中走出一條路，讓那個世界重新變得可見。這不只是身體的挑戰，也是重新處理記憶的挑戰。
汪俊彥也說明王墨林與克拉普最深刻的疊合，正在於「以一個人的意識與精神，直接面對肉體衰老」。王墨林將過去的自己與此刻逐漸衰老的肉身相互映照，所浮現的不只是回憶，更是一種無可迴避的悲愁，但從未停止的力量也始終伴生。
「這個戲可以作為我的墓誌銘。」王墨林從1980年代投身臺灣小劇場運動，以創作、評論與行動劇場持續介入社會，始終站在體制的邊界質問。如今，他集概念、導演與表演於一身，首次站上舞臺，衰老的身體、停頓與晃動都成為作品的一部分；觀眾看到的不只是一齣演出，更是一個人如何以肉身重返自己走過的歷史，挑動習以為常的劇場與表演認知。
一向以導演和評論者身份挑戰他人的王墨林，這次首次以表演者身分被挑戰，並獨自承擔舞臺。王墨林說，這或許不是一件百分之百完美的作品，然而，當他親自走進舞臺，以肉身承接一生難以言說的歷史與失去，「這件事情，對我的生命是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