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終戰80年／時代裡的兩種台灣人 理解、關懷、彼此接受

中華民國對日抗戰期間，台灣仍是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的統治下，有一種台灣人進入日本軍隊，成為軸心國對抗同盟國的一份子；但另有一種台灣人前往中國，與中華民國國軍一起對抗日軍。這篇報導透過近期採訪的兩場活動，嘗試呈現那個時代裡的兩種台灣人樣貌。

陸委會8月14日發出新聞稿表示，「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0週年，也是中華民國政府領導全體軍民團結奮戰，擊敗軸心國的威權擴張野心，取得反侵略最終勝利的80週年」，陸委會在新聞稿裡同時闡述了「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80週年」的真正意義。

台灣人．日本兵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鍾淑敏8月中旬在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歷史裂縫中的台灣與世界-終戰80紀念焦點論壇」裡，應邀以「巨變中等待轉機的台灣人」為題進行專題演講；鍾淑敏曾出版「日治時期在南洋的台灣人」等著作，是相關領域的專家。

鍾淑敏表示，日本在1937年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後，就逐漸希望他們統治的台灣人除了繳稅之外，也能在軍事行動裡扮演一定角色。以日本海軍「南進」的重要基地海南島為例，鍾淑敏指出，日軍當時占領海南島，發現鐵礦後的相關工作需要不少人力，「最容易投入人力、引進去人力就是台灣」，從1945年8月的數據來看，海南島的台籍軍人、軍眷，以及日軍允許入境的一般人，「總計有2萬多個台灣人在海南島」。

鍾淑敏另以日本靖國神社相關數據說明台籍日本兵在中國為日軍作戰的情況，當中被稱為「小台灣」的海南島人數最多，但中國其他地方其實也有台籍日本兵，鍾淑敏說：『(原音)在靖國神社，大家都知道有台灣人大概3萬尊是被祭祀在靖國神社，這個被祭祀在靖國神社有個叫做祭神簿的東西，祭神簿我們就可以知道到底有多少人，這些台灣人當中，可以發現死在中國的大概有1,600多個人，但其中有1,400個人是死在海南島。』

至於生者在戰爭結束後的情況，鍾淑敏表示，台灣人因為是伴隨戰爭前往海南島，加上「如同我們所知，中國軍隊去接收時會衍生很多問題」，導致這群台灣人在當地生存不易，必須想盡辦法回到台灣，像是日本商船「播磨丸」就見證了當年那段艱苦歷程。

好不容易回到家鄉，但故事並未結束，他們遇上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這些曾被日本人訓練過的台灣人，有些選擇繼續拿起武器對付同一個政權，鍾淑敏說：『(原音)因為在海南島有這樣的經驗，而且在海南島很多台灣人是巡查補、巡查，或者有軍人的經驗，所以相對其他，他們是曾經受訓過的一群人，所以在228事件時候，他們也形成一些力量，比如說我們所熟知的「二七部隊」。』

台灣人．中華民國國軍

那段大時代裡，台灣人還有另一種樣貌，他們是與中華民國國軍一起抵抗日本的「台灣義勇隊」、「台灣義勇隊少年團」，代表人物是組織及訓練他們的李友邦將軍。

李友邦在1952年就被當時的政府以「包庇窩藏中共間諜」等罪名判處死刑，所以這麼多年來，他的故事都是由其子李力群對外講述；李力群8月中旬應邀出席在台北市政府舉行的「吾土吾民，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80週年紀念圖片展」。

李力群表示，李友邦從小就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讀書時常跟日本學童吵架。李友邦有次被罵「清國奴」，便回道「如果是在中國，你們早就滾回去了」，此話被日籍教師聽到後，狠打李友邦一個巴掌，李力群說：『(原音)從此我父親裡面的情緒非常地憤慨，在幼年的心靈中烙下一道深深的烙痕，也埋下了抗日的種子。』

李友邦於1921年參加林獻堂與蔣渭水等人發起的台灣文化協會，1924年前往中國廣州黃埔軍校成為第二期學生，李力群說，李友邦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認為在台灣抗日會是一種無謂的犧牲，必須投靠祖國，透過保衛祖國的方式來收復台灣。

李友邦在校期間成立「台灣獨立革命黨」，想以此組織集合台灣的抗日志士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恢復台灣人民的尊嚴與獨立，並建立一個自由、平等、民主的新中國；而對日抗戰全面爆發後，李友邦籌備「台灣義勇隊」，「將台灣的菁英、知識份子全部帶回金華(浙江省)，1939年2月成立台灣義勇隊」，協助國軍最終取得對日抗戰勝利。

1945年12月李友邦回到台灣，故事一樣沒有結束，他也遇上228事件，只因在中國期間曾與中國共產黨接觸而再次被視為「通匪」份子並遭到逮捕，在其妻嚴秀峰努力奔走下才獲釋，但卻未能躲過接著出現的下一個風暴，如同前述，李友邦於1952年4月在馬場町刑場被槍決。李力群說：『(原音)我父親受到政客的讒言犧牲了，犧牲在他最深愛的台灣這塊土地，後來全部都平反；留取丹心照汗青，還諸悲冤於天地，我父親深愛台灣這塊土地。』

理解後產生關懷，關懷才能接受彼此

80幾年前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有人為日軍賣命，也有人為國軍犧牲；而80年後，同樣一塊土地，民進黨執政的高雄市政府紀念「終戰」，國民黨執政的台北市政府則紀念「抗戰勝利」。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學者李文環表示，那場戰爭發生在台灣被日本統治的時代，台灣人不論有意願或無意願，都因此投入戰場，但投入戰場後的台灣人事實上有很多面向，因此他認為各界對歷史的認識應有多樣性，而非「一刀砍」、只有兩個面向而已，李文環說：『(原音)很期待各界可以對台灣所處的那樣一個時代的特殊身分有更多理解，應該有理解才能夠產生一些關懷，這個關懷才能夠彼此接受這樣的、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可能會比較好。所以史博館有「戰和館」(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我們更有使命去推廣因為戰爭所導致的各個層面的一些問題，它應該是一個教育。』

李文環進一步指出，那段歷史是個事實，也是個記憶，所以應變成特有的文化資產，但不應被拿來進行對立或切割，且若能將歷史所給予的安排轉化為遺產，讓多元理解變成包容，所謂「韌性」所指，其實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