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評：憂鬱的中國經濟難逃離低生育陷阱

二十世紀後半期，「人多」是中國主政者的憂鬱；到了二十一世紀翻轉成「人少」的憂鬱。這個憂鬱將會籠罩著中國非常長的時間──中國國家統計局在1月17日公布，2022年中國出生人口956萬人，死亡人口1,041萬人，人口自然成長率-0.60‰。年末全中國人口14億1175萬人，比上一個年度末減少85萬人，這是中國61年來的首次人口負成長，而這個趨勢會持續很久，也將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產生鉅大衝擊。

19世紀英國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用「憂鬱的科學」（dismal science）形容經濟學。後來誤傳成卡萊爾此語是用來評論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論》。《人口論》的確是讓人憂鬱，馬爾薩斯預言人口成長一定會超過食物增加，進而掉入食物供不應求的困境，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

「人多憂鬱」成了中國二十世紀後半期人口政策的主旋律──其間，雖在大躍進期間短暫受到毛澤東「人多好辦事」口號干擾，但從一九五三年提出避孕和節育以後，這個政策主軸一直沒有改變，一九六二年國務院也把計劃生育列為是社會主義的既定方針。到了文革結束後，一九八○年全國人大五屆三次工作會議上，當時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主張；「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爭取全國總人口在本世紀末不超過十二億。」，厲行一胎化政策，也讓中國成為全世界唯一全面控制人民生育自由的國家。

國家嚴格管控生育的後遺症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用國家力量嚴苛控制生育的負面作用出現了：

一胎化政策扭曲中國人口結構，在重男輕女的社會文化下，男嬰數目遠遠超過女嬰（許多女嬰「被消失」），2004年男女出生性別比高達121（正常值約105），之後雖略改善但長期維持在117上下。由於性別失衡，過去以女工為主的電子組裝工廠招不到足額年輕女工，只得招收男工。

中國每年淨增人口在2000年跌到1000萬出頭，之後五年逐步跌入700萬區間，到了2010年已來到640萬；中國 約 每10年做一次人口普查，2000年普查的人口自然成長率為1.22，2010年普查降到1.18人。於是中國逐步放開計劃生育政策。

2013年底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面決定，在全國範圍啟動「單獨兩孩」政策（夫妻一方是獨生子女可生育兩個孩子）。這個政策其實在部分地區已從1980年代陸續實施，這次只是把它全面施行。「單獨兩孩」政策效果不彰，原本預期會有兩百萬對合乎資格的夫妻申請（生第二胎要事申請），沒想到2014年全年僅有約一半、一○六萬對夫妻申請生第二胎。

「單獨兩孩」並未挽救中國節節下降生育率，2015年淨增人口又回落到600多萬人。於是2015年中國全面放開「二胎」。當年10月底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宣布「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等於宣告「一胎化政策」終結。之後兩年淨增人口短暫回升，但此後人口淨成長開始持續下跌，每年都再創1961年（當年大饑荒人口減少348萬人）以來新紀錄——2018年淨增人口為530萬人，2019年467萬人。

怎麼因應「人口紅利」消失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原本要在隔年4月公布，但一直未公布，4月底倫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中國人口已出現負成長，甚至跌破14億，所以官方沒敢公布普查結果。不過中國官方隨即否認，並於五月間公布普查數據：全國總人口14億4350萬人。而據《中國統計年鑒2021》，2020年中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人口淨成長204萬人，自然成長率為1.45%。隔年2021年人口淨成長更降到只有48萬人。到2022年，人口終於出現負成長。

隨著中國人口淨成長持續下降，「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也隨之流失。依由聯合國人口基金 (UNFPA) 定義，人口紅利是「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可能帶來的經濟成長潛力，主要來自勞動年齡人口（15 至 64 歲）比例大於非勞動年齡人口比例（14歲及以下，65歲及以上）」。

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路易士(A. Louis)的「路易士轉折點」，當開發中國家經濟開始發展時，農業部門勞動力會湧向製造業，製造業可藉廉價勞工而快速發展，但是當農業部門釋出的勞動力被吸收殆盡，農業部門薪資就開始上漲，製造業部門的工薪也隨著上升。路易士轉折點的出現，就是人口紅利消失的前兆。

中國研究農村與人口的學者、中国社科院副院長蔡昉指出，中國在2013年人口紅利開始 消失，人口撫養比從2013年開始上升，約在2015年勞動年齡人口開始出現負成長。他在去年一場論壇中指出： 2022年中國總人口將達到峰值，隨後人口進入負增長。「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側挑戰，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巨大制約。」首先，若其他條件不變，人口負成長消費也會負增長；其次，隨著年齡增高，消費支出水準下降，到85歲時降到最低點；第三是收入分配效應，收入差距太大也會導致消費萎縮。

蔡昉建議「破局需求側的制約」，通過再分配手段實質性地縮小收入差距。他表示，中國基尼係數仍高於0.4，OECD國家經驗顯示，必須透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基尼係數才可能降低35%。

中國經濟陷入憂鬱

中國推動生育鬆綁政策不彰，主因是它從一胎到二胎都是用行政手段管控，甚至要生小孩還得申請「准生證」，但是相關的社經制度配套不足，沒有創造出有利生育的職場規範與福利制度。以東亞國家為例，養育子女成本高、職場對懷孕生子的小孩不友善，讓生育率一直無法回升。（推薦閱讀：顧爾德專欄：地產、金融、債務，中國三大火藥庫綁一起）

一般預期，中國人口負成長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國家一旦掉進「低生育陷阱」就很難脫身。而根據歐洲經驗，國家投入家庭福利尤其是托育占ＧＤＰ愈高的國家，生育率也愈高。想逃出「低生育陷阱」，就必須從制度改革著手、投注資源創造誘因，這包括蔡昉所說的縮減貧富差距。如果再延續國家政策指導的老路，中國難逃離「低生育陷阱」，中國經濟也會陷入憂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