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十年代》到《美麗島雜誌》 只想打破不合理的威權統治秩序
作者序：今天是國際人權日。國際人權狀況不很好。41 年前的今天，我們在高雄要集會紀念人權日，不幸發生激烈軍警民衝突，事後當權的蔣政權大逮捕異議人士，送上審判席，是為美麗島事件。
今年 7 月，國家人權館出版了 5 本政治受難者的訪問記錄。其中一本《走過白色幽曖：1960、1970年代政治案件訪問記錄》，收錄一篇2015年薛化元教授訪問我的紀錄，大致勾勒了我對1970年代末那段經歷的回憶。5年前化元兄要訪問我，我覺得他們只是在作口述史的史料記錄，所以送來整理稿後偷懶沒有很認真校正，今年初，化元兄說要結集出版，我才懷著歉意認真的校正了一番，但限於時間的壓力，也只能大致勾勒一個輪廓。適逢美麗島事件41週年，當日其情其景，記憶如新，這裡把訪問記錄中美麗島事件的部份，摘錄貼出，但因文長，分段貼出，以為存念：
（本文經作者慨允轉載，係為作者對《美麗島雜誌》創辦到美麗島事件發生時的回憶點滴，共四篇，將依序於本報轉載。原標題為：從《八十年代》到《美麗島雜誌》。文內小標題由編輯增訂。）
大概在 1979 年 3、4 月的時候，我就再次上來臺北，到康寧祥那裡幫忙參與《八十年代》雜誌的編務。雜誌在6月正式創刊。我在那裡待了幾個月後，覺得自己好像跟那邊的環境比較不能合拍，再加上許信良在偶然機會之下，看過我前一年為張德銘寫的文宣，包括因終止選舉而沒有發出去的兩萬字大字報，就邀我到《美麗島》雜誌社當主編，所以我大約 6、7月之間轉到《美麗島》那邊工作。現在回過頭看那段過往，簡單來說，我認為康寧祥比較是屬於另一種類別的政治工作者，他的經歷使得他比較相信學者或學者型的知識分子，他在立法院很受齊世英、梁肅戎、吳延環這一型帶有傳統知識分子氣味的老一代國民黨人的影響，而他們也很器重老康這樣本土成長的政治菁英。而本土環境中，他會跟像李永熾、鄭欽仁與司馬文武等這些偏書生論政的學者比較親和。他們對整個運動的發展和辦雜誌的理念，感覺好像跟我不太一樣，雖然怎麼不一樣，不是很具體地清楚知道，但後來的發展證明這種感覺不算很離譜。而《美麗島》雜誌社那邊的人，都是比較大而化之、水滸般的江湖型人物，像黃信介、許信良與施明德這些人。這兩個雜誌的調性是有些不同的，而我個人感覺，我的想法調子跟《美麗島》雜誌社這邊比較合拍，符合我想要參與辦雜誌的理想目標，而且許信良告訴我，儘管放手去搞。
康寧祥與學者型知識份子接近
這裡舉一個簡單例子。有一次，美國有一個研討會，邀康寧祥去參加並發表演講，康就找了《八十年代》編輯部的人，跟他熟識的一些學者，討論要講什麼，那幾位學者的建議是用當時很流行的，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1927- 2008）講的第三世界政治發展理論，來討論台灣的政治發展。我不以為然，就說，康先生要去一堆學者參與的場合講學院的理論模式，講得再好也沒有獨特性，頂多在這些理論花環中加一小朵小花，為什麼你不講一講你對臺灣民主實際發展的經驗與觀察，這裡面可能有些獨一無二的特殊經驗，這是其他人無法提供的，是你獨特的經驗……。當然我的意見無足輕重，康先生可能還是講杭廷頓去了。
舉這樣的小例子，是要說明，我當時初生之犢的性格跟《八十年代》那個環境是不怎麼合拍的。因此在這段時間，我做的事情大概就是一般編務、校對等，最主要的是編選《自由中國》選集。我生也晚，《自由中國》發行時，我還在念國民學校，又生長在農村，根本不會知道這個雜誌。應該是受到閱讀殷海光先生著作的影響，在考完聯考進東海前，在南海路老的中央圖書館一本合訂本一本合訂本閱覽過《自由中國》，受到很大的影響，覺得應該編一本選輯，作為民主教育的理論武裝，我向康先生作了提議，也許他也有類似的想法，就由我負責進行。我向田（朝明）醫生借了《自由中國》全套，有缺的再去圖書館印。
作者認為，康寧祥比較是屬於另一種類別的政治工作者，他的經歷使得他比較相信學者或學者型的知識分子。（圖片摘自網路）
我們總共編了四冊：《地方自治與選舉》、《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和《反對黨問題》。我寫了一篇長達萬餘言的〈「自由中國」選集總序〉，先交代《自由中國》出現的時代背景與宗旨，及其後來的命運。接著講了一些為什麼要編選《自由中國》選集的想法，指出《自由中國》雜誌試圖在動盪的歷史環境中建立中國自由主義之思想和政治的陣地，並以此為基點來評估、檢討行憲以來「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的成績。序文強調《自由中國》這些評估、檢討，不但有珍貴的歷史價值，「而且對於今天的我們仍有現實上的參考價值」。最後說明選這四個題材的原因，並強調這四個題材並不涵蓋《自由中國》雜誌的所有重要問題，還說這次編選只是一個開始。
本來，我的構想是想要把《自由中國》選集弄成七本，這四本之外，再編選「自由」「民主」「總論」三個題材。不過，當時弄到最後是有點忙不過來，所以先編了四本，每一本又有一篇〈編者的話〉，不少文章還加上長短不一的「編者按語」，或說明文章背景，或借題發揮，針砭 70 年代的現實政治。這裡必須說明一下，四本選集雖然最後由我總其成，統一格式、加寫編者按語等，但《反對黨問題》是由周渝負責編選，《地方自治與選舉》則由賀端蕃負責編選。
許信良要我放手去幹
不久以後，許信良找我談，說他們那邊也要辦雜誌，一堆稿子沒人處理，要我過去《美麗島》雜誌社幫忙，並說總編輯張俊宏擔任省議員，主要時間在南投，你可以放手去幹等。我當時初生之犢不畏虎，考慮之後覺得換個環境好像也不錯，於是就答應了。大概就在1979年7月初，正式到《美麗島》雜誌社上班，殊不知這是影響我後來人生的重要轉捩點！
當時《美麗島》雜誌社的辦公室在臺北仁愛路三段百齡大廈。那裡已經運作了個把月，是黨外各路人馬出入的地方，實質上等於黨外總部。編輯部在裡邊有個房間，還在草創階段，跟彭明敏、謝聰敏共同起草、印製《台灣人民自救宣言》（1964）兩度入獄的政治前輩魏廷朝已經在那裡上班，處理一堆各路「英雄好漢」罵國民黨的、縱論時政的、指點未來道路的……稿子。我去了以後向他了解那些稿子的狀況，他把一疊稿子堆到我面前。我問他怎麼樣，他苦笑。大魏人寬厚，又歷經苦難，處世比較寬容。我花了整天看完，實在不滿意。當時年少氣盛，初生之犢不畏虎，覺得一份反對運動的機關誌，這些稿子大多不適用，心裡決定留下一些可用的，其他的就另行規劃。
那些打算不用的稿子，有的作者格局比較大，像施明德，說尊重年輕人的決定，不以為意；又如許信良被彈劾，「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他「休職二年」，黨外人士在總部開會，會後記者會，性格比較剛烈的林義雄憤怒地說，「國民黨假借民主，欺騙友邦；假借反攻大陸，壓榨台灣百姓」，又說「國民黨造反，是叛亂團體」（這我印象很深刻，這裡根據張建隆等編《沒有黨名的黨 ── 美麗島政團的發展》口述史 p.209 所載劉峰松的日記摘要轉錄）。這在當時是很刺激的驚人之語，大概事後也覺得太過激烈，就跟我說雜誌的稿子不要再強調這件事情，但張春男就是圍繞這幾句話大寫特寫，我只好整篇拿掉。據說他跑到黃信介那裏抱怨，但經黃信介安撫後也諒解；但有些作者就很不滿，留下嚴重的後遺症。
許信良要杭之負責編務，放手去幹。（本報資料照片）
呂秀蓮的長稿散漫沒重點
像呂秀蓮拿了一篇一萬八千多字的長稿，我覺得全文散漫沒重點，又太長，不想用，許信良認為可以改，我說無從改起，他就要田秋堇改，秋堇隔天說，實在不曉得要怎麼改。老許有點不高興，說怎麼可能，呂秀蓮是我們桃園的才女呢。你們去吃飯，我來改。我和秋堇就到樓下一家叫「蜜蜂咖啡」的咖啡店吃飯，而且故意吃很久，大約兩個多鐘頭。回辨公室時，我還記得，老許搔著頭，說糟糕啊怎麼會這樣，然後說「那就用這一段好了」，我就把那一段頭尾修飾一兩句文字，其餘一字未動，那就是後來在創刊號刊出的〈談法統〉，大約兩千字。題目是我根據內容加上去的。她後來把全文收到她寫的《台灣：過去與未來》的第四部分〈台灣的未來〉。因為這樣一件事情，事後發生了一些令人感嘆政治人格的事，還有一些後遺，令人難忘。
當時黃信介他們在申請雜誌時，幾度被刁難要求改名。「美麗島」的名稱是周清玉建議的，帶有草根本土味道，許信良主張要在雜誌封面明白標出英文名稱，Formosa：The Magazine of Taiwan’s Democratic Movement，擺明就是一個政治運動的機關刊物。施明德說得更清楚，這是在「黨禁」不准組黨的情況下，試圖組織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我開始工作以後，陸續找了一些人來幫忙。東海一起搞「東風社」的同學林劍奇負責美工設計，雜誌封面以群眾集會照片為背景，創刊號大紅封面，熱情燃燒的氛圍，很醒目。其後每期變換顏色，到第四期，原來的規劃是黑色，印刷廠老闆張榮華是黃信介隨扈，專門印黨外會被警總找麻煩的刊物、傳單，跟黃信介報告，黃信介認為不吉，要求換顏色，「第四期又用黑色，穩死」。林劍奇很不滿這「干涉」，我打圓場，希望他體諒年紀大一點的人的「迷信」。最後用了藍色，第五期再用黑色。誰知沒有「第五期」了！
我當時心裡想，既然要作反對運動的「機關誌」，運動性當然是雜誌的主體，更要展現反對運動的理論水準，因此，除了黨外人士的問政、政論外，我還規劃了不同專題的座談會，並且邀請一些過去黨外雜誌比較不會碰的題材。例如，70 年代的國際社會充滿動盪，我們就邀約了很多這方面的文章，蘇慶黎（一帆）討論了尼加拉瓜蘇慕沙家族，在芝加哥的吳乃德以「吳怡農」的筆名介紹了歐共主義、東歐的反抗運動，後來他用這筆名為其新生兒命名。
我們取稿的方向很強調批判性、現實性。像第二期「揭穿韓國經濟奇蹟的神話」，就是王鴻仁根據艾琳達提供的英文報告編譯的，刊出後引發韓國駐華大使館的抗議施壓，我在調查局被偵訊時他們也說這是我們編出來「指桑罵槐」罵國民黨的。這當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兩個「四小龍」在六、七○年代的發展道路是有些異曲同工的味道，都是剝削農民、勞工去成就資本積累。又如當時一些「主流學者」會從學理上構築「東方式民主」「符合國情的民主」之類的論述來合理化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我就和吳乃德、王杏慶（南方朔）合寫一篇長文〈讓我們來打破各種神話〉，分三期刊出，分別就政治文化和經濟發展、民主政治、法治和合法性等各方面，批駁金先生論台灣經濟變遷與政治發展之關係的演講，全文長達三萬言。這些文字，帶有「論戰」的意味，擺出要從理論高度來較量的姿態。
作為民主運動的機關誌，政論當然是很重要的部份。我們規劃了「發行人的話」和「黨外政論」兩個專欄。前者由黃信介署名，我代筆，連發刊詞共四篇。在發刊詞中，我們強調《美麗島雜誌》的目標是要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追尋一個更合理的社會」，「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認為這「是在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貢獻」。
後者，我們刊發了五篇「黨外政論」，署名「本社」。五篇中，大魏寫了三篇，第二期的一篇譴責極右派在美麗島創刊酒會中的暴力攻擊，第三期在國慶呼籲改革，第四期評論韓國政變。我寫了兩篇，一篇是第三期的〈民主、法治與合法性危機〉，反擊國民黨以扭曲的「法治」來攻擊民主，另一篇是創刊號的〈民主萬歲〉。這篇許信良與我討論後由我執筆的社論，總結選舉期間及其後，在極右力量蠢蠢欲動之險惡情勢下，黨外抗爭的決心。文中一再指出，面對民主潮流的挑戰，「國民黨在掙扎、扯裂、焦躁、怯於外來挑戰的矛盾心理下，開始受到軍事特務統治的誘惑與壓力」，呼籲國民黨勇敢地抗拒，強調對抗此種倒退潮流是半年多以來新生代政治運動的主要意義。
這個呼籲國民黨勇敢地抗拒軍事特務統治之誘惑的訴求，在當時是直指國民黨威權統治正當性核心的攻擊點。此外，我們還試圖從學理上強化這訴求的正當性。第二期還刊登了尤清的〈論抵抗權〉就是一個例子。在這篇文章前，我加上「編者案」凸顯其論點：「對統治者運用『不正的法』以侵害人權（如人權宣言中逤確立的原則），人民有權反抗（甚至以暴力反抗，即革命的權利），在西方，這項源於自然法的觀念有其久遠的宗教與政治淵源。本文作者識西德海德堡大學的法學博士，就此淵源將『抵抗權』的觀念作一闡述。」接著我更借題發揮，說在中國古代，「孟子堅持政治以人民為出發點，以人民為歸結點，肯定人民對暴虐政治的革命權利和對暴虐統治者的抱負權利」，並引《孟子‧梁惠王篇》「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為證。這些講法即使在今天都算 radical，何況威權統治當道時。
《美麗島雜誌》共刊發了五篇「黨外政論」。（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上面說過，我一到雜誌社就大刀闊斧的把各路黨外人士送來的稿子，刪的刪、改的改，引來很多不滿。其實，我在黨外人士當中是相當年輕的，但是我能夠這樣放膽做，除了年輕的銳氣、初生之犢不畏虎外，我很感謝黃信介、姚嘉文、許信良、施明德、張俊宏的支持與包容，他們把大多的時間精力在外面做政治活動，跟國民黨鬥爭，而把辦雜誌的工作放手交給我們。在那短短的半年中，他們不曾干涉給過我，唯一的例子是上述用黑色封面的事，但誰都看得出來那是迷信心理，無關政治；另外一個壓力是負責發行管理的姚嘉文一在抱怨我們沒有準時出刊，他說這一期出了就有人問他下一齊什麼時候出，所以他要我們準時一點。另一位參與編輯實務的魏廷朝很寬容客氣，我才能這樣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決定很多事情。當然這也無形中得罪了很多人。幾十年過去了，我對黃信介他們對年輕人大氣的信任，還是很感念。
《美麗島》雜誌談論「獨立』的文並不多
回頭看《美麗島》雜誌出版的這幾期中，不時有人會問到好像「談論『獨立』的文章不多」。我個人的理解是這樣，當時黨外最急迫對抗的是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就像創刊號的社論一再強調的，呼籲國民黨抗拒軍事特務統治的誘惑。當時黨外人士最關心的還是這方面，甚至更前面一些，國民黨統治集團打擊鄉土文學的是說它是「工農兵文學」，換句話說，不管統獨左右，只要它認為對其政權有威脅的都打，因此當時的黨外即使知道誰比較統、誰比較獨，基本上也就停留在心知肚明，相互尊重，不會很強調這種隱含的衝突。你看「美麗島雜誌社」刻意整合，希望海納百川，就是這個意思。
另外，那時的政治氛圍恐怕也還很難像海外那樣公然打著獨立或統一的旗號，就算有人想講也不敢講。或只能用迂迴的方式去側面講獨立的意思。比方說在第二期，我們編輯群去訪問長庚醫院張昭雄院長等三位醫師，從醫學的角度，對當時轟動一時的連體嬰方割手術成功，談談醫學上的意義及技術上的成就，另外還有一篇詩〈生命獨立〉，頌連體嬰分個成功，最後兩句說這「是一千八百萬心靈的興奮啟示：分割成功！生命獨立」。言外之意，不言可喻。大概要到美麗島事件後、 1980 年代左右，「民主、自決、救臺灣」變成選舉的主軸之後，那臺獨的概念才慢慢比較公開地浮上檯面，而許曹德、蔡有全因為發表臺獨言論而被關的最後幾件事情後，整個臺灣國內才真正公開主張臺獨 。
當時包容各方的另一個例子是，小說家陳映真跟中國時報記者李慶榮在 10 月 3 日早上被捕，但在海內外的聲援下於 4 日晚間釋放。美麗島雜誌主動邀請陳映真將這次被捕的種種寫下。蒙他賜下〈關於「十‧三事件」〉乙稿 ，我們將之登在第 3 期。這篇文章的原稿中，陳映真用了相當的部分（約 2300 字）記述有關他政治思想的見解，我編輯時將之從略，並在文前加上「編者按」說明。我這樣處理，當然有些考慮，首先，就如上面說過的，當時雜誌社希望整合各路人馬，所以社務委員、編輯中都納入各方人馬，我想不必要在這個時候因陳映真很鮮明的左統表述，讓其他右獨立場的人有意見、甚至爭論；其次，當時的言論尺度，陳的表述算很踩線的，所以我就比較謹慎處理。
那篇文稿刊出後，據說有些統派的人不高興，說我們「不尊重作者，刪人家的稿子」，甚至上綱到說這是「民主運動中的兩條路線紛爭」。例如，東海大學有位研究生郭紀舟，以《夏潮》為主題寫碩士論文，後來改寫成書《70 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出版，好像是這個主題還不多的研究之一，作者訪問了陳映真、王曉波、王津平、蘇慶黎等人。在敘述《美麗島》的相關段落時，作者說《美麗島》刪掉陳映真這段既「左」又「統」的文字，「可以想見黨外內部『統獨』路線上的爭執之激烈情況」。其實這完全是一些人硬要將歷史套進他們設定的框架裡的想像，這一點又跟下面要談到的，我跟《夏潮》的關係有關。總的來說，作為實際的主編，我的主觀認知與客觀認識，《美麗島》雜誌當時著重的不是統獨的問題，整個社會的時代氛圍也不是以統獨為主。當時的時代氛圍是反抗國民黨的高壓統治，追求的是整合聯合陣線反抗國民黨爭民主。至於「兩條路線紛爭」恐怕是他們主觀想像大於客觀事實。
但是，美麗島民主運動也不只是挑戰、對抗威權獨裁體制而已。從大環境看，繼 70 年代初國際外交受挫之衝擊，或明或晦，整個世代的主軸是，在與台灣之土地、人民休戚與共的意識下，對台灣政治、社會經濟等現實問題加予關注與反省，從而形成對「台灣之未來」的追問。我在其他地方曾以 24 節氣的「驚蟄」來形容那時代，蟲兒凍了，封凍的寒冬要過去了，「雨水」來了就要「立春」了，春天要來了。那個時代會出現「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之類的意識覺醒不是偶然的。同樣的，這些覺醒的意識又強化了時代意識的主旋律，那就是對台灣現實的關注。在這種氛圍下，我在寫《美麗島》雜誌的發刊詞時，就很自然的寫下：
「玉山蒼蒼，碧海茫茫，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是我們生長的家鄉。我們深愛這片土地及啜飲其乳汁長大的子民，更關懷我們未來共同的命運。」
這是像雜誌號召的「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培養新生代的生機，建立一合理的社會」一樣，是一種新的共同體的想像吧！
林孝信好奇《美麗島》雜誌有左派的味道
也許在那個共同團結抗拒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年代，從時代氛圍匯聚成的洪流中，各有自己的想像。比方說，雜誌確實因我引入許多過去所謂「黨外」刊物比較不會出現的稿子與議題，有更多「左」的味道。大約第 2還是第 3 期時，張富忠從美國回台，加入編輯部，他就跟我說，美國有同鄉（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他說的是芝加哥林孝信他們那一群的）很好奇，《美麗島》雜誌應該是獨派的刊物，為什麼有不少左派的味道？這當然是一種慣性印象的結果。其實，當時臺灣社會的時代氛圍並不是統獨，最少檯面上是這樣，高壓還在。但關懷現實，就會比較關懷弱勢的、勞工、農民這樣的議題。加上雜誌一直要營造整合的氣象，所以在發刊詞與每期的稿約中，我們號召、也承諾「將提供廣大的園地給所有不願意讓禁忌、神話、權勢束縛，而願意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講話的同胞，共同來耕耘這美麗之島。」
黃信介同樣給雜誌社的年輕編務人士極大的空間。（本報資料照片）
我費詞講這些，是要說明當時的時代氛圍，儘管有立場、思想之類的異同，但主線是要打破國民黨不合理的威權統治秩序、對新的秩序有一些想像，其他的都是第二位以降的。這裡有必要順便要講一下，有左統的朋友後來對當時關於《美麗島雜誌》的事情有一些講法是悖離事實的。上述講《夏潮》那本書主要是根據文獻及相關人士的訪談，很多跟《美麗島雜誌》有關的事實敘述，有不少嚴重的錯誤。
比方在討論《美麗島》創刊時的政治形勢，就有很多錯誤與偏頗。作者除了根據王津平與王曉波的說法，去演繹上述「兩條路線紛爭」外，更根據王津平和陳映真的訪談，說為了不在民主運動中缺席，蘇慶黎、王拓及陳鼓應、黃順興同時進入《美麗島》的運作中，並說我是夏潮系統這邊的人，「有策略性的進入美麗島編輯行列」「是一種戰略的部署」。這些講法都很誇張，憑一己之想像。很奇怪的是，作者也訪談了蘇慶黎，拿王津平的講法問她，她回答得很明白：
「杭之他不是我們《夏潮》的人，他是跟唐文標的關係很好。王杏慶沒有，他只是寫稿。我的印象，我不覺得這是什麼策略，…… 在那（按：《美麗島》成立）之前，已經有一個助選團，那已經朝向組織化的工作。我和王拓已經參加那個助選團，所以我和王拓到《美麗島》只是一個順勢。……沒有說什麼我們這邊開過會，派我們兩個進去《美麗島》，我的印象，我們兩個進去，還有人不高興。」
不僅此也，作者在綜論他作為論述主要根據的訪問時，也再一次提到蘇慶黎的否認，也提到我的否認。很奇怪的是，蘇慶黎是《夏潮》的核心人物，而且也實際參與當時的黨外運動；我是當事人，更是實際負責《美麗島》的人，但在作者的判斷裡，兩人的講法遠不及王津平的說法重要，即使在《夏潮》運作過程中王的重要性絕不如蘇，且王根本未參與《美麗島》。這樣，他的說法卻被當做根據，寫成論述本文，更下「這就變成夏潮集團在政治聯盟鬥爭策略上，相當難以解析的一個問題」。這種史料運用的方式真的很奇怪。
蘇慶黎整個訪談其實很有價值，清楚呈現當年左翼運動在民主化潮流中的位置。在《夏潮》相關的圈子裡，因不同的人對運動的發展有不同的判斷，以致對要採怎樣的策略有分歧，她跟王拓、陳鼓應是主張要介入以選舉為主軸之民主化運動的，陳映真、王曉波、王津平等則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不贊成去投入。蘇慶黎還很清楚的說她與王拓對黨外的介入，不是「一個集體的力量的介入」，她反省說，「這是我們這個集團（按：應指《夏潮》）發展的關鍵，從中壢事件後，黨外的步伐不斷的加大、加快，那當時如果我們也去介入的話，可能跟後來的情況完全不一樣。……這整個發展可以在美麗島事件上作一個很明顯的分野。」
這些跟我沒有直接的關係，但跟當時整個民主運動的發展形勢有關，順便在此帶到，藉此也說明了那些說要「策略性介入美麗島的運作」這樣的說法，太多個人主觀的想像，沒有事實的根據。
※杭之，本名陳忠信，政論家，曾任立委、國安會副秘書長。作者為當時《美麗島雜誌社》主編，也為美麗島事件受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