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彭南元法官
圖片 : 達志(示意圖，非當事人。)
大陸來臺的新住民，在臺灣本來就處於比較敏感的地位；雖然同文同種，但生活習慣與文化水平的迥異，夫妻雙方對婚姻的圖像落差大，維繫大不易。
這些年，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兩岸矛盾叢生，在在都影響了尋常的婚姻角力。例如，本文中指出，在調解或開庭時，男方就不時流露出一些歧視污衊女方之語，諸如「一旦離婚了，希望她立刻離開臺灣，放棄中華民國國籍，滾回大陸去，永遠不准回來。」
案例中夫妻雙方都有外遇，各自婚外生活璀璨，只是苦了夾在中間的孩子。因此，案子不算複雜，但調解委員責任重大，處理棘手與耗時甚久。經過多次調解、諮詢和法官開導，要怎樣取得最美善的結局？
案情概述
夜深了，已沒有什麼客人，張勝一準備收攤了，隔壁老闆忽然說︰「咦，那是你太太噢，剛剛坐摩托車離開了⋯⋯。」張勝一終於證實長久以來的懷疑：離家三年的太太有外遇了！ 一夜輾轉難眠，張勝一知道要結束這段婚姻了！ 果然，兩個月後太太至法院訴請離婚，並希望以共同親權的方式教育照顧唯一的女兒！
張勝一多年前經朋友介紹，認識大陸導遊小姐余小可，小可二十出頭，並不想這麼早結婚，在父母極力介入主導下，很快就與張勝一結婚，婚後來臺灣與婆婆同住，婆婆六十出頭身體很好，除在家做些手工外，還可協助煮飯料理家務。
不久小可生下女兒小昕，婆婆協助照顧，小可在家無聊，徵得婆婆同意開始外出工作。勝一話不多，除了在食品廠工作，晚上就守在家裡做資源回收賺外快，假日也沒有休閒活動，只知存錢，從不消費花錢，生活費用全由母親支付，小可賺的錢會交給婆婆；勝一偶會至小可工作場所探視，總是會引起一些無謂的紛爭。
女兒六歲時，勝一因事至廣州出差一段時間，認識當地女子，交往後想娶進門，著魔似地要與小可離婚。後來三人住在一起，小可不甘心，與勝一爭吵，勝一無理居然揮拳打小可，小可心寒，這段婚姻生活本就枯燥無味，加上勝一性需求無度，小可無法承受，
長期為此爭執，雙方不快，小可想通了，決定離婚成全勝一。小可在臺灣舉目無親，無依無靠，沒能力帶孩子一起生活，僅能依照勝一要求由他擔任女兒的親權人。
離了婚，勝一常去大陸女友處，兩人後來交惡未結婚，勝一回過頭來要求與小可復合，小可當時已和朋友一起經營飲料生意，勝一得不到小可的承諾，經常到店裡胡鬧，以致小可的生意做不下去而另謀出路。
令小可料想不到的是，勝一竟以協議離婚不具備二人以上證人簽名要件，訴請法院確認兩造婚姻關係仍然存在，小可對法官說明兩人當時確有離婚之真意，因她不懂臺灣的離婚程序，一切都是由勝一處理，證人也是勝一安排的，她並不認識。
官司勝一贏了，小可在極端懊惱之下與勝一恢復夫妻之名，但並未回去同住，兩人仍處於分居狀態，勝一不止一次帶著女兒去小可工作地點糾纏，常與其同事發生衝突，場面難堪到甚至要報警處理。
勝一為了復合，在小可並不知情的情況下，曾自行跑到大陸花錢討好岳父母及姨妹：付出四萬人民幣幫岳父母修繕房屋、借姨妹三萬人民幣買車（最後錢也沒歸還）。
勝一認為小可沒良心，岳父母和姨妹收了好處也沒幫忙；勝一氣難平，認為自己當了冤大頭：當時外遇只是一時迷昏了頭，他對小可一向不薄，積極幫助小可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現在才可以順利工作賺錢、逍遙過日子。
小可極度思念女兒，偶而打電話給孩子，不是被掛掉，就是由勝一回應，惡言惡語，謾罵一陣；去學校探視孩子時，小昕竟會驚慌逃跑。小可內心糾結，思前想後，為了與女兒團聚，她常想就與勝一復合吧！ 但想到勝一的惡行惡狀又畏懼不前，不敢想像未來的生活。
女兒小昕已小學三年級，活潑、善於表達、不怕生；喜歡上學，對課業有興趣，一直由祖母照顧，晚上睡同一間臥室，放學後會幫忙祖母做手工。小昕常想念媽媽，她知道媽媽打電話來，她不敢接聽，有時爸爸帶著她去找媽媽，她很害怕，不想去，因為不能與媽媽說話，但她害怕爸爸生氣只好跟著去。
當父母進入訴訟時，父親的情緒明顯惡劣，祖母也不敢多說什麼，靜悄悄地做著手工。小昕的行為開始脫序，課業落後，常與同學因細故衝突，也有偷竊的行為。
勝一接到老師的電話，非常訝異，女兒一向乖巧，怎麼會變成這樣？ 勝一陸續又發現皮夾裡的錢減少了，他質問過小昕，偷錢的事小昕一概否認；欺負同學的事，她說是同學先動手，她氣不過才還手。逼急了，小昕就不說話，一聲不吭地關在房間裡，威脅要去自殺。
小可外貌清秀， 性格溫柔， 人緣頗佳， 她多次拒絕異性追求—第一次婚姻決定太倉促了，可不能重蹈覆轍，心想應該先站穩腳跟、經濟獨立。
轉業幾次工作都不穩定，最後她應徵到一家餐廳接待客人，因服務周到有禮，餐廳許姓老闆十分器重她，許老闆對待員工十分厚道，相處久了小可對老闆心生好感，老闆也對小可有意。
那一天晚上收工後，兩人到夜市逛逛，沒想到撞見勝一，匆匆騎車離去。事後，許老闆建議她勇敢面對，願意協助她打官司解決問題，小可下定決心到法院訴請離婚。
案子經法官先開調解庭後，移付調解委員進行調解。
專業觀點與策略
這個案子看起來並不複雜，但處理起來卻十分棘手，歷時甚久，經過多次調解、諮詢和法官的開導才達成協議。
一般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案子，都是非常困難的，主要原因在於一方的情緒極度高漲；勝一就是如此，在調解過程中顯現出權控型的人格，缺乏自省能力，認為自己的行為都是合理的，無視別人的感受，違反他的意思就勃然大怒，他把唯一的女兒當作籌碼，想要迫使小可回到自己身邊，而不是基於夫妻的感情。
好在雙方無財產分配的議題，情況相對而言算是單純的。調解專注在照顧孩子、重建母女關係的議題上，勝一對小可離婚的訴求反彈激烈，完全忘記當初是他因外遇強迫小可離婚。調解時，他的心態矛盾反覆不定，先同意兩人可以維持分居狀態，但堅持要維持法定婚姻關係，隨後又說希望太太回家共同生活。
小可表達回不去了，兩人可以當朋友，因小可態度溫和，提示他婚姻是兩廂情願的，勝一的氣焰稍降。幾經討論折衷，雙方暫時約定︰
(1) 維持婚姻關係但分開住。
(2) 做合作父母，依照計畫表探視孩子。
(3) 每月訂兩個家庭日，視母親的工作安排時間。
法官要求雙方上親職課程，三個月內完成，小可六個小時，勝一十個小時。並安排社工協助孩子的偏差行為，並擇期要女兒小昕到庭。
小昕到庭時，由於勝一表示小昕拒絕見母親，基於尊重她的意願，先詢問其意見，她毫不遲疑表示願意見到媽媽，這才讓小可進入調解室。母女一開始有些陌生，小可忍不住淚流滿面，小昕也跟著擦眼淚，當媽媽移到她身邊坐時，小昕卻是不知所措地看著調解委員。
在調解委員的建議下兩人先握手，媽媽很快地輕輕抱著女兒，接著很自然地相擁而泣。兩人都表示思念對方，小可詢問女兒可安好？ 小昕無言，最後母女約定每週週末共處一天。
母女會面後，邀請勝一進入調解室，母女都有點緊張，小昕兩手拿著一張衛生紙覆蓋在臉上，勝一冷冷同意母女每週相處一天，但又很有自信深沉地說，見面也要女兒願意才行，接著表達女兒不會要見母親的；調解委員對勝一表達謝意，希望能成全。
勝一無視女兒感受，態度強勢，又自顧自地說著：「要離婚，妳要放棄臺灣的身分證回大陸去。」調解委員遂請小昕離開調解室，避開父母的衝突。女兒離開後，小可幾近哀求的請勝一放了她，以後可以做朋友，兩人相處時心情會輕鬆些，共同合作照顧女兒長大成人。勝一未予理會，逕自走出調解室後帶著女兒離開了。
小可與女兒的會面正如所料，遭到勝一刁難，約定的日子，門開一小縫，說前一天帶孩子及母親出去玩了一天，並讓小昕在門內大聲喊「她累了，不想出去了！」小可只能摀著臉大哭，飛奔離開！
再度調解時，採單獨與勝一諮詢，他雖仍表達對太太的不滿，但情緒沒有過去那麼高漲，說仍愛太太，可原諒她不回家及對他不忠，希望太太能回來給孩子一個溫暖的家！
當提及母女相處建立關係是很重要的事，勝一不經意地說出曾對小昕說過的話︰「不然妳去媽媽家住啊！ 我這裡不給妳住了！」
提及小昕聰明活潑時，爸爸很沉重地說女兒會偷學校福利社的錢，在家則會偷祖母和爸爸的。小昕常與同學吵架，甚至還把同學推倒在地上，行為粗魯。勝一表示孩子本質並不壞，他對小昕有很高的期望，小昕變壞讓他非常難過失望，他不知該如何處理？
針對孩子的狀況，再度安排調解，不談離婚。由於孩子在父母的離婚風暴中，嚴重影響身心發展，讓雙方輪流誦讀「孩子的十大權利條款」，逐一解釋討論，希望他們瞭解孩子的需求，孩子有權利與雙親保持規律的接觸與相處，能同時接受父母的關愛，最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
小可在誦讀討論時流淚不止，勝一表情凝重，情緒似乎陷入低潮。調解委員追問了三個問題︰「孩子一向乖巧，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是什麼原因造成？ 孩子行為問題不儘快處理，未來可能變成什麼狀況？ 父母不和，無法好好溝通，沒有心思關注孩子、瞭解孩子，有沒有感受到孩子在夾縫中的痛苦。父母之間如何建立良好互動關係，合作照顧孩子？」
早幾年，勝一還在與大陸女友戀愛、準備結婚時，曾經一度把孩子交給小可照顧，當時小可經濟狀況不好，與友人共同租屋居住，空間狹小，小可工作時間長，無人協助照顧小昕，實在沒辦法，她只好把孩子交還給勝一和婆婆照顧。
現在面臨小昕的改變，小可表示理解勝一的憤怒，她難過地拭淚並喃喃自語︰「現在無論如何，也要努力克服困難救孩子，再拖下去，孩子就難救了！」
小可與女兒會面困難重重，勝一故意不接她的電話，又突然因都更搬家，也不肯告知地址，小可則因工作較忙，常不定時加班，勻不出假期，無法探視女兒，以致照顧計畫始終無法落實。
這個案子歷時甚長，在法官的主導下，審理、調解交互進行，勝一強悍傲慢的個性難以融化，審理時，法官多次告誡他、提醒他，糾正他的觀念，要求他書寫親職課程的心得報告；調解過程中調解委員則花許多時間精神，幾乎可以說是用教育的方式在進行調解。
小昕在父母爭訟中長大，逐漸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勝一心裡明白，女兒大了會自己去找母親，便不再強力阻攔母女見面。小可始終拒絕復合，對勝一的無理和蠻橫低調應對，勝一在報復刁難小可的同時，自己的人生歲月也搭了進去。最終，在法官的協助下，勝一同意離婚，小昕與父親、祖母同住，小可能固定探視女兒並支付扶養費。
心理諮詢觀點
這個家庭故事呈現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那就是，在衝突的夫妻關係夾縫中，孩子會出現各種型態的問題。事實上，小昕是個有能力的孩子，她的不適應行為是來自父母的衝突。理論上，孩子是家庭問題（尤其是夫妻議題）的代罪羔羊，她用問題行為來平衡家庭系統的衝突。
在處理離婚事件時，能從照顧子女的角度切入絕對是最佳策略。因為，即使離成了婚，結束了夫妻關係，而雙方一輩子不可能卸下的是孩子父母的角色，如何扮演孩子的合作父母，就成了勝一和小可非常重要的人生課題。
在勝一的家庭故事裡，處處可見他缺乏對他人的尊重，他不只針對太太，對小孩也一樣，常使用威嚇性的語言。如果，他多一些尊重，將小可和孩子也當成一個獨立的個體，而不處處以自我本位的心態面對，將可以建設性地解決所面對的家庭困境。另外，勝一將夫妻關係衝突和小可的身分證糾結在一起，將親子議題和夫妻議題掛勾在一起，這是非常辛苦的事。
從家族治療大師莫雷．包文（Murray Bowen, 1913-1990）的理論來說，他自我分化的程度顯然不足，因此面對自己或家庭問題時，會將所有的事情攪和在一起，以致造成自我和他人的困擾。
換句話說，勝一無法一碼歸一碼地處理相關事務。這個離婚事件對勝一而言，是危機也是轉機。如果他可以正向看待既存的問題和事實，把握機會透過轉變認知提升自我分化的能力，例如將自己的認知及情緒分化，將夫妻議題和親子關係分化等；那麼，在他的生命歷程中，這將會是珍貴且深具意義的一課。
勝一和小可的家庭故事也凸顯了多元文化的議題。小可隻身來臺，在臺灣的主流文化之中是非常的孤單；再者，其周遭的人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就將「我尊你卑」的價值觀透過肢體動作及語言與其互動，時間久了，此種失衡的狀態自然將夫妻關係置於決裂的境地。
在認知上，也許大家都知道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在行為實踐上卻不容易做到，所有人都需要不斷提醒反思，不應該因為種族、階級及性別的因素有所差別，而表現出歧視的態度和行為。
會談室中，孩子見到父親時用面紙遮臉，這個鮮明的畫面似乎在傳遞著「我跟媽媽在一起之後，不知道要如何面對爸爸」訊息。孩子在衝突的父母關係之中是為難的，她有忠誠的議題。現實環境上，孩子需要依附父親生活，需要對父親忠誠，這是她求生存的必要方式。
然而母女親情乃是天性，緊張衝突的父母關係卻不容許她對母親表現親近，此種內在的衝突，是一個孩子無法承受之重。如果小可和勝一可以看到此點，則有助於彼此在面對需要解決的問題時，正向地以理性語言溝通，尋求解決之道。
法官觀點
一、法律訴求解析
本件是跨國界、跨文化的婚姻關係，由於夫妻雙方對婚姻的圖像，以及生活上諸多的看法，相當歧異；加上夫妻間溝通不良，彼此的情感關係早就出現破綻，且難以恢復，為此，雙方曾有兩願離婚之舉。
其後，男方想破鏡重圓，然為女方所拒，男方就以離婚的法律程序不合法為由（離婚證書上的證人沒有在離婚登記前確認女方是否有離婚真意），向法院訴請離婚無效，使得原婚姻關係敗部復活，雙方又恢復了婚姻關係。女方無法認同這種以訴訟強行復合之舉，又因男方爭取復合的行動造成女方諸多困擾。再次顯現出：除了仍是孩子的父母外，雙方幾乎是形同陌路了。
女方鑒於即使雙方在法律上的婚姻關係仍然存在，實質上的情感關係卻難再續，不得已再向法院訴請離婚，並請求可對孩子有共同親權，這些都為男方所反對，他拒絕離婚。這就是本件訴訟的由來。
二、法官審理方式
本件女方的離婚法律訴求看似單純，為離婚後仍能方便照顧孩子，故對孩子請求共同親權，倒也合情合法。以在法言法的立場而言，法官以裁判准許離婚結案，雙方共同親權，孩子可與父親同住，母親可以探視子女，應是可行的。然以此裁判結案後，可能產生的後遺症令人非常擔心。
由於雙方係在男方極力反對下，經由女方訴請法院判准離婚，對男方而言是無法接受，他在憤恨之餘常會阻礙母女的會面交往。這種行徑，表面上似配偶之間的爭鬥，實質上是嚴重傷害孩子的成長發展。
實不容法院坐視不管，必須力求避免。法院對於本件夫妻情感的修復，甚難掌握，但對協助雙方在離婚後成為合作父母，則是法律賦予的重責大任，也是藉著審理本件希望達成的目標之一。
為此，我不僅在開庭時，告知他們審理此件官司的順序：先協助他們認識失和的夫妻，還有一個重要的身分與角色—學習做孩子的合作父母。等到他們能夠在生活中落實此項艱鉅的任務後，法官才會審理並解決他們的離婚官司。他們為了要達到彼此的目的，就必須耐心配合法院的各項作為。
由於當時的兩岸關係條例以及其他相關的一些行政措施，對於大陸新住民有許多不合理的限制，雙方結婚的身分與地位，非常不對等。女方來此結婚、生活都相對弱勢。
法院在審理此類離婚，以及未成年子女的親權與會面交往事件時，需要非常謹慎，不僅不能歧視，更應念及她們隻身在此，對於此地的文化與環境有適應上的各種困難，更需要提供到位的支持與關照，才能達到真正實質的公平。
在調解或開庭時，男方就不時流露出一些歧視污衊女方的言語，諸如「一旦離婚了，希望她立刻離開臺灣，放棄中華民國國籍，滾回大陸去，永遠不准回來」等語，筆者會非常敏銳而堅定的反映：「我知道這些雖都是氣話，但是非常不當。因為她能否取得我國的國籍，是否離境不能入境等，都是國法規定，不是其他人可以任意左右。」
「法官期待你，是否可以身為父親，給孩子樹立個好榜樣，要教導孩子學習尊重父母。這種不當的言詞是家庭暴力的一種，請以後務必節制，否則對你會有不利的認定。」男方後來就收斂了許多。
我知道因為此種審理方式，會讓這個家庭經歷一段學習改變的辛苦歷程，但這種受苦是有意義、有目標的，寧可現在忍受「學習改變」的小苦，避免以後遭受家庭變故的大苦，這樣應該是很值得吧！
本件因為雙方需要改變先前不當的認識，又須在日常生活中落實合作親職，期間還發生了一些男方阻礙女方探視孩子、以及不告而別帶走孩子等事故，凡此都經法官堅持的陪伴，繼續提供雙方諮詢服務，繼續試行調解後都一一解決。
在這種耗時較久的歷程中，即使基於行政管考的限制，不得已先結束調解的時程，筆者仍以調解法官的身分，親自在裁判的時程中，不斷以先前調解委員們累積的調解功效上，繼續不斷地協助達成共識，終於成立了訴訟上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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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家事法庭裡的春天》，啟示出版，彭南元法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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