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80週年系列（五）不可忘、不可辱的國軍敵後抗戰史
【引言】若認為國軍在抗戰時期僅居於正面戰場、而與敵後作戰無太大關聯，這是大錯特錯、扭曲歷史真實。八年抗戰中，國軍敵後作戰規模浩大，影響深遠。無數國軍游擊健兒深入敵後，不畏艱險，潛伏偵蒐，襲擊敵營，摧毀交通，穿越層層封鎖，翻山越嶺，行走蘆葦蕩，奔襲青紗帳。不論是允文允武的黃埔子弟、還是忠義豪邁的綠林草莽、抑或是毀家紓難的世家大族，他們都是敵後抗戰中的金戈干城與中流砥柱，更是不可忘、不可辱的鐵血英雄。
「敵後游擊」備受國軍重視
「游擊」並非任何武裝或陣營專利，古代就已有「游擊將軍」這種軍事官職。游擊作為一種遍佈正面和敵後、機動靈活、小規模實施、注重隱蔽的戰法，被各路軍事力量廣泛使用。對國軍來說，他們的敵後游擊抗戰，是在敵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偽軍（在地協力武裝）、中共三方並存的複雜格局中進行的。
抗戰中，中華民國政府對游擊戰的重視程度遠超想象。七七事變後的1937年8月，蔣中正下令參謀本部要在敵後組織別働隊並將便衣人員散伏於社會以執行欺騙和破壞行動。白崇禧將軍在1938年武漢軍事會議提出「以游擊戰配合正規戰，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作戰構想。1938年11月，軍事委員會在南嶽衡山召開軍事會議，確立「政治重於軍事，游擊戰重於正規戰」的抗敵原則。此後，設立游擊戰區、開辦游擊幹部訓練班以及組建游擊部隊等舉措成為推進游擊戰的具體方案。
首先是設立游擊戰區和游擊區。七七抗戰爆發後，華北、華東幾乎大部淪陷。為了有效開展敵後游擊戰、配合國軍在其他戰場上的行動、牽制敵軍，軍事委員會於1939年正式設立兩大游擊戰區——魯蘇戰區、冀察戰區。魯蘇戰區主要包括江蘇北部和山東南部。冀察戰區包括河北、察哈爾、山東北部。當時幾條重要的鐵路動脈例如平漢線（北京到武漢）、津浦線（從天津到南京浦口）、隴海線（從連雲港到蘭州）、膠濟線（從青島至濟南）幾乎穿越其中，影響敵我運輸、保障、補給，戰略意義重大。除了中央層級的游擊戰區外，各大戰區自己也會設立游擊區。前行政院長閻錫山抗戰時擔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統領山西、綏遠抗敵，將山西劃分為7個游擊區。在第三戰區的浙江，劃分了浙西游擊區。
其次是開辦游擊幹部訓練班，培養游擊人才。1938年南嶽軍事會議後，軍事委員會由軍訓部籌組「軍事委員會軍訓部游擊幹部訓練班」，也稱西南游擊幹部訓練班，蔣中正擔任主任，白崇禧、陳誠擔任副主任。在西安，1939年設立了西北游擊幹部訓練班，教學門類涵蓋軍事、政治、鐵道技術。在廣東，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在廣州淪陷後，於「第十二集團軍軍官補訓團」中設立「第七戰區游擊幹部訓練隊」。為防止游擊部隊作風散漫、擾亂地方、不聽號令，游擊幹部訓練班尤為注重政工教學，其講授大綱《抗日游擊隊的政治工作》特別強調國軍敵後游擊武裝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鞏固提高部隊戰鬥力、動員民眾與配合正規軍作戰、瓦解敵軍與爭取偽軍反正、並輔導教育抗戰建國之意義。
第三是發動民眾、協同地方政府、建立最廣泛游擊武裝。抗戰時期，正規國軍會根據需要參加游擊戰。同時，游擊戰的特性要求國軍與地方政府及民眾相結合。當時的省級政府有保安團武裝；縣級政府設有民眾自衛隊、自衛團；亦有其他各種規模大小不一的鄉勇民團等民眾武力，配合國軍的作戰需求而採取游擊行動。國軍各大戰區透過協同地方、發動民眾，建立了眾多擁有國軍番號、軍地結合的游擊縱隊。若再加上擔負敵後特種作戰任務的別働軍「忠義救國軍」，抗戰時期國軍敵後部隊門類可謂相當之多。
永遠的「游擊隊之母」 冀察戰區之光
談起抗戰時期的國軍敵後游擊，沒有人比趙洪文國更傳奇。她是遼寧人，滿族鑲黃旗，氣場宛如《楊家將》中的佘太君。九一八事變後，她年過半百，卻和家族上下組建「少年鐵血軍」，擦亮了東北義勇軍的招牌，成為中外媒體鏡頭下的明星。七七抗戰後，她繼續在河北、遼寧、熱河一帶組織游擊隊抗敵。由於傳言能左右手同時拿手槍射擊，趙洪文國被稱為「雙槍老太婆」，成為國軍上下公認的「游擊隊之母」。她動員民眾，並前往華南、香港、東南亞等地宣講敵後抗戰。她的兒子趙侗寫下《抗戰七年的經驗和教訓》一書，她在序言中說：「不要忘了前方將士，他們需要軍衣、糧食、子彈、醫藥、用品、金錢等等。」趙侗作為冀察戰區的國軍游擊縱隊司令，與敵軍堅持作戰。趙侗的游擊隊最終在抗戰時被中共消滅，趙侗與妹妹一同陣亡。1945年抗戰勝利時，陪都重慶舉辦了「陪都各界歡送游擊隊之母趙老太太大會」。趙洪文國為抗戰獻出兒女、毀家紓難、投身游擊、協助兵役動員，不求名利。她唯一為自己而致函給政府的，是一枚遲遲未收到的抗戰勝利勳章。1949年國共戰爭末期，中華民國政府、陸軍官校由四川成都遷至台灣。趙洪文國帶領游擊部隊在四川繼續游擊，中共方面稱其為「女匪首」，最終將她俘獲並在1950年處決。
被共產革命史批判為「摩擦專家」、早年畢業於保定軍校的張蔭梧在七七抗戰後建立了河北民軍並擔任總指揮。民軍一直襲擾交通線、盡力收復失土，與敵接戰不斷。1939年4月張蔭梧所部第五團第一和第二中隊在河北安國至定縣公路與敵車隊激戰，僅18人突圍，其餘77人均陣亡。張蔭梧與中共衝突極大，成為抗戰時期國共對抗的典型代表。1949年中共佔領北平，人在北平城的張蔭梧旋即遭到逮捕，不久病逝。
另一位被共產革命史視為「頑固派」、「頑軍」的，是冀察戰區國軍第九十七軍朱懷冰。他的部隊於1939年與中共嚴重衝突，遭受巨大損失。但他們一直堅持對敵作戰。僅1940年2月，該部第九十四師破壞大隊就在河北高邑鐵路站炸毀敵列車，3名國軍陣亡。同年4月下旬，該部在河南博愛、焦作等地，與敵軍田治師團之白木聯隊、豬狩旅團及偽軍作戰六次，70餘國軍傷亡。
中學畢業的盧尚秀，在抗戰爆發時以一半家財組建抗敵義軍，後被編為「冀察戰區第二路第五支隊」。他的家宅因此被敵軍焚毀。1939年1月，他和袍澤為了保衛冀察戰區總部所在地而與敵激戰時陣亡。保定軍校第九期畢業生張國基在家鄉河北省吳橋組建抗敵武裝，後獲國軍番號「冀察戰區津浦游擊縱隊」，轉戰冀魯邊區。為配合徐州會戰，縱隊炸毀鐵路、破壞電線、抵抗敵軍進攻。此後敵軍數次圍剿，吳橋縣城陷落，幸得奧地利籍馬博愛神父庇護（馬神父晚年在台灣新竹傳教），縱隊部分隊員倖存。縱隊亦曾奪回被敵軍搶走的耕牛、解救被強征的華工。1939年的喬王戴、高家集戰役，縱隊遭遇敵軍圍攻，秘書萬啓煜、北大學生韓家驥等英勇犧牲。張國基的游擊隊與中共衝突不斷，1940年11月遭包圍，張國基等被俘而遭處決。
英豪輩出的魯蘇戰區
前些年，在山東出土了一塊曾經被破壞的國軍第六十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的殘碑。碑文不全，僅餘文字為：「溯自倭寇侵略我國，迄今已越四載，山河破碎…建設三民主義之新中華而奮鬥，乃克挽國運…劫掠燒殺，無所不用其極，我官兵凜國難之方殷…不下百餘次，壯烈為國、捐軀之將士已達數千之眾…為吾後死者之圭臬，非特充溢表現我革命軍人之…豐烈偉績，洵堪矜式爰將四年來本軍抗戰陣亡…陸軍第六十九軍…中華民國三十年…」
抗戰爆發後，山東幾乎全境淪陷。國軍第六十九軍進入山東南部的沂蒙山區從事敵後游擊。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游擊司令范築先則在魯西北的聊城堅持游擊作戰；1938年11月聊城陷落，范築先陣亡。魯蘇戰區成立後，于學忠任戰區司令，成立游擊縱隊，設立各游擊指揮部，配合國軍正面作戰。
1939年11月，山東第十三區保安副司令韓炳宸為阻擊進犯萊陽的敵軍，本人及所部全數陣亡。日軍於1942年開始對國軍進行大掃蕩。同年5月，國軍魯西游擊司令、暫編第三十師師長朱世勤及所部1500餘人大部在單縣激戰後殉國。1942年8月，山東保安第十七旅旅長竇來庚所部全體官兵傷亡殆盡，竇來庚自戕成仁。
魯蘇戰區總部於1942年開始遭受日軍強攻，最終其總部被迫撤往安徽。其後，國軍第二十八集團軍在李仙洲帶領下試圖進入山東，卻遭日軍阻擊，也與中共方面發生衝突，最終撤離。此後，山東堅持抗敵的國軍游擊部隊被改編為「山東挺進軍」。近年來被熱議的青島保安總隊，在青島市秘書長李先良、國術冠軍高芳先的領導下，歷經300餘次戰鬥，成為鏖戰敵後的「嶗山游擊之花」。而被共產革命史視為「反動派」的張景月、趙保原、秦啟榮等，他們的敵後抗戰一直在堅持。在山東壽光，張景月部隊保安第三師的陣亡將士墓已被毀，其刻有「烈士公墓」字樣的石匾曾被砸斷散落地面的景象，成為這段記憶在當今的某種折射。
江蘇鹽城，位於蘇北黃淮平原，如今轄阜寧、濱海、響水、建湖、東台、射陽、大豐、鹽都等區縣。皖南事變後，中共新四軍於鹽城重建軍部，這裡因而成為紅色之城。如今鹽城市中心，新四軍士兵騎馬造型的銅像，成為地標。當地的新四軍重建軍部紀念館，是中國大陸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言及抗戰，當地人幾乎不知道國軍曾在此進行過可歌可泣的敵後游擊戰。
上海、南京、徐州相繼失守後，蘇北成為國軍游擊區。日軍視為頭號大敵的，正是魯蘇戰區副總司令、江蘇省主席、蘇北第一游擊區總指揮韓德勤將軍所領導的國軍敵後武裝。中國大陸1985年革命電影《黃橋決戰》將韓德勤描繪為「不抗戰、搞摩擦、勾結日偽的頑固派」，然歷史的真相截然不同——韓德勤始終嚴防汪精衛勢力滲透，堅決禁止汪偽旗幟進入轄區，以實際行動捍衛國軍氣節。
抗戰期間，韓德勤部與日軍在蘇北反覆拉鋸。1938年6月至8月，他率部反攻，光復阜寧、東台、鹽城。敵軍為報復而大舉掃蕩，宿遷危急之際，他下轄的第三十三師一個團在綠林出身的團長胡文臣率領下誓死抵抗，終於彈盡糧絕，胡團長及部下全體成仁。在南通地區，1939年4月，國軍游擊隊為破壞日軍長江水運，由如皋、啟東等地發起突擊，攻克海門縣城。然而，韓德勤部與東進的中共新四軍發生嚴重衝突，終於在1940年爆發黃橋戰役，國軍慘敗，第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殞命。自此，蘇北的國軍游擊力量由盛轉衰。但國軍「蘇北挺進軍」的建立讓敵後游擊堅持了下去。蘇北挺進軍是被遺忘的傳奇敵後武裝。中國大陸的中學語文課本中曾有《挺進報》篇章，歌頌共產黨人在國民政府監獄中辦秘密報紙。但其實，《挺進報》這個名字曾出現於蘇北挺進軍第七縱隊，用來動員民眾。1942年1月成立的蘇北挺進軍第七縱隊一直活躍在東台、興化一帶。1942年11月，他們曾夜襲東台，自己則6人受傷。1943年1月，敵軍對蘇北游擊總指揮部進行掃蕩，蘇北挺進軍第二縱隊司令李其實陣亡。
1941年2月，日軍自揚州北上，圍攻江蘇省政府所在地興化縣，韓德勤部被迫向鹽城突圍，轉戰淮安，繼續奮戰。1941年6月，韓德勤致電層峰，哀痛告知邳南地區國軍游擊指揮官劉耀庭對抗敵軍進攻時殉職——這位被當今共產革命史評價為「頑固派」的將領，最終以生命寫下桓桓忠魂的一頁。
生於1875年的鹽城建湖人馬玉仁，出身江湖綠林，曾入青幫、投身辛亥革命、歷經北洋軍與中原大戰，甚至曾討伐蔣中正。1930年，他雖被任命為軍事參議院參議，然草莽本色未改，因領兵擾亂鄉紳，遭國民政府通緝。七七抗戰爆發後，他召集舊部，再披戰袍，出任國軍「魯蘇戰區第一路游擊縱隊」司令。1940年1月初，他在蘇北阜寧與敵軍激戰時近身肉搏，壯烈殉國。另一位鹽城建湖人陳中柱，畢業於陸軍官校第六期。1939年任「魯蘇皖邊區游擊第四縱隊」司令。1941年6月4日，他率部與敵軍激戰，壯烈犧牲。他的頭顱被敵軍割下。妻子王志芳毅然前往日方軍部，親自索取亡夫首級。日軍指揮官為她的氣節所動，不僅交還陳將軍首級，並為他上香祭奠。在場日軍無不肅立，向這位忠烈之士的遺孀行禮致敬。
遍佈大江南北 與美英友盟並肩
除專門的游擊戰區之外，抗戰時期的各大戰區都依據需要設置了游擊區，為戰局的推展作出極大貢獻。
大別山，這塊豫（河南）、鄂（湖北）、皖（安徽）三省交界的地方，現在被稱為「紅色革命聖地」，中國大陸小學語文課本裡專門有篇《千里躍進大別山》，歌頌中共中原野戰軍在國共內戰時如何英勇。但在抗戰時期，這裡卻是國軍第五戰區豫鄂皖邊區游擊戰的區域。廖磊、李仙洲兩位將軍帶著北伐時期有「鋼軍」之稱的第七軍以及第四十軍、第八十九軍、第三十九軍、第八十四軍，外加一眾地方武裝，在山中與敵軍周旋數年。1941年，國軍游擊隊的「反掃蕩」，予敵重創。在安徽安慶市的太湖縣大石鄉，國軍第五戰區第十一挺進縱隊第一支隊陣亡將士公墓建造於1944年，埋葬674具國軍陣亡烈士。第五戰區第十一挺進縱隊第一支隊由留學日本的潘覺民擔任指揮官，到1944年歷經亳縣、巢縣等地的反覆與敵拉鋸戰役。公墓在1949年後被毀，2008年、2009年卻因盜墓而重見天日並獲得重修。
第三戰區的浙江，杭州淪陷後，浙江省政府南遷後組織軍民堅持游擊抗戰。隸屬浙江省政府的「國民抗敵自衛團第八支隊」，在盛產蘿蔔乾的蕭山，為抵抗敵軍而陣亡的軍人遺骸直到2022年才被發現，由民眾立碑建墓於寺廟中。1944年衡陽保衛戰中赫赫有名的國軍第十軍在蕭山、紹興一帶游擊堅持甚久。在浙東沿海，海上綠林出身的王相義組織了受國軍指揮的護航隊以打擊敵軍運輸、維持地方治安；他本人更成為後來大陳義胞遷台的靈魂人物。在與安徽和江蘇兩省接壤的浙西游擊區，國軍第十、第三十二集團軍與包括鄭器光率領的「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五支隊」多次抵抗住敵軍的流竄和掃蕩。天目山一帶堅持游擊的國軍第六十二師不斷與敵抗衡、破壞公路電線，但與中共新四軍積怨日久，被當作「頑軍」而在1945年兩度被擊潰。1942年8月，敵軍進攻麗水，浙江保安第三團頑強抵抗。1944年8月，敵軍再次進攻麗水，一直從事敵後作戰的國軍第八十八軍新編第二十一師六十三團自團長彭孝儒以下千餘人陣亡。
江西名勝廬山，是蔣中正發表《廬山宣言》動員全民抗戰的地方。陸軍官校第四期畢業、曾參加南昌暴動而加入中共紅軍、後因家人在紅色土改中被牽連而重歸國軍的楊遇春，以江西省游擊總指揮部副總指揮身分，統領江西省保安第三、第十一兩個團，在廬山堅持游擊作戰達8個月之久。當時著名的教育家程宗宣在《廬山孤軍》一書中直言：他們的功績不亞於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
在第七戰區的廣東，各縣組織了抗日自衛團。國父孫中山的故鄉中山縣及附近的順德，第七戰區挺進第三縱隊由民間武裝組成，長期從事刺殺敵偽行動，並堅持作戰，俘獲偽政權海軍將領。在粵東揭陽大脊嶺深山中，國軍獨立第二十旅官兵堅持游擊達3年之久。國軍第一五七師、獨立第九旅、保安第五團、第九區民眾抗日自衛團等武裝一直堅守在汕頭、南澳等地，這些游擊隊員的臂章圖案是在青天白日中繡上紅色的「勇」字。1942年11月，保安第二團在海豐縣鹿境鄉與敵軍遭遇，14人陣亡。他們的公墓後來被毀。當地民眾在大陸改革開放後，重新為他們樹立勇士碑、重修墓塚。廣東的敵後作戰也見證了國際友誼。國軍游擊武裝與英國方面有過通力合作。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英方撤離人員得到了國軍的接應和救援。後來的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與包括蕭德強、梁永元等領導的國軍游擊隊在內的眾多國軍敵後武裝合作，偵蒐敵情、為美軍辨識和提供空襲目標。
鐵路破壞在敵後作戰中非常重要，有時要保衛鐵路，保障己方運輸；有時要破壞鐵路，阻敵後勤。很多戰區以及軍隊都組織了「鐵路破壞隊」。1939年10月，由前副總統、時任軍委會政治部部長陳誠題名的《粵漢鐵路抗戰殉職員工追悼會紀念冊》記載了第九戰區的鐵路人員的抗敵事蹟。21歲的王鼎為了保衛鐵路而遭敵機轟炸身亡。34歲的蕭俊在粵漢鐵路的湖南臨湘段，為阻敵列車前進，對鐵軌進行爆破，使敵軍列出軌，但自己在敵軍還擊時身亡。隸屬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的忠義救國軍，他們的鐵路破壞隊直接由美軍負責訓練。1943年4月，美國與中華民國正式設立了「中美特種技術訓練班」，培訓游擊人才。其中的第二班由美方總教官Lt.Joseph Bennett指導，訓練了粵漢、湘桂兩條鐵路的別働軍，除參與第六、第九戰區國軍作戰（例如赫赫有名的常德會戰）外，還專門設立了「粵漢鐵路北段破壞隊」，襲擾敵方交通。
讓記憶欽崇在「歷史」這座忠烈祠中
八年抗戰時期的國軍敵後游擊戰，參戰部隊種類眾多、作戰形式多樣、遍及區域遼闊，對最終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正面與敵後是不可分割的概念，不存在脫離於正面戰場的敵後游擊。抗戰時期的國軍敵後作戰，主要目的是配合正面戰場行動。且國軍的敵後游擊戰非單純軍事行動，也是收復失地、恢復政權、動員民眾的政治行動。這也是國軍敵後作戰中，與中共不斷發生衝突、對抗的最根本原因。
以中國共產革命的視角看，在敵後建立根據地是將抗戰的民族革命與未來的解放革命相結合的產物，是為將來共產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基礎。但對國軍來說，在敵後區域恢復政權組織、貫徹國家法令，是恢復戰前國家主權之應有作為。
因此，國軍與中共軍隊的敵後衝突，並非單純軍事對立，而是關乎國運、國體、政權的拉扯，這種對立於雙方而言均不可調和、不可妥協。所以國共戰爭，其實早在抗戰時期的敵後，就已拉開序幕。這也是很多當年的國軍敵後抗戰游擊區，如今成為中共紅色革命聖地的緣由。
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國軍敵後抗戰史」成為了一個關乎歷史認知的記憶之戰、情感之戰。當年的國軍游擊隊碑墓幾乎消失殆盡。紅色革命小說《紅岩》則也塑造了一個名為「雙槍老太婆」的女性角色，她是紅色游擊隊首領，專打「地主惡霸和反動派」。知名革命樣板京劇《紅燈記》和紅色電影《鐵道游擊隊》則以鐵路交通線的敵後作戰為題材，講述了共產黨員偵蒐敵情、破壞鐵路的故事。這些作品深入人心，形成了大眾對敵後抗戰的認知——雖然，他們的真實歷史原型，其實是英勇無畏的國軍游擊健兒。歷史的真實因文藝作品的嫁接，而走向湮沒。
今年適逢抗戰勝利80週年，回溯這段早已嚴重扭曲、變形的國軍敵後抗戰史，並非爭功諉過，而是要回歸對歷史求真求實的基本態度。歷史觀不僅是情感價值和事實認知，它更是關乎如何看待生命的道德命題。抗戰中的國軍游擊軍人不是小說、戲劇和電影的角色；他們的敵後抗戰並不浪漫且充滿艱辛。敵後國軍健兒不是配角、不是影子、更不是無形的隱秘和禁區；他們是敵後八年抗戰中當之無愧的金戈干城，也是這段歷史最為沉重的一頁。正因為歷史的不可動搖，正因為他們打過這一仗、付出過血淚、犧牲過生命，今人才要在「歷史」這座無形的忠烈祠中，為他們入祀一個名為「未來和永恆」的靈位。畢竟，勿忘的，不能忘。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