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拜登的對華外交遺產

（德國之聲中文網）隨著1月20日臨近，拜登時代也將告別歷史。不過，拜登的外交遺產，尤其是對華外交，不會因他搬離白宮而快速消失，盡管民主共和兩黨在諸多議題上都分歧頗大，拜登和特朗普二人更是相互厭惡，然而，就像觀察家們認為的，拜登的對華政策在根本點上是特規拜隨，實行的是一條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接下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是拜規特隨，沿著拜登劃的線路，向前推進。

1月13日，拜登在美國務院發表的告別演說稱，“我可以向美國人民報告，在與中國的長期競爭中，我們的戰略地位比我剛上任時更好。你們都記得，許多專家曾預測，中國經濟將不可避免地超過我們……但這不會發生。現在，根據最新預測，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方向，他們永遠不會超過我們。”他還表示，美國在與中國的長期競爭中，正處於更佳的戰略位置。不難想見，拜登說這番話時那種溢於言表的自豪之情。

成就緣於對手的失誤？

拜登似乎有理由自豪。可嚴格說來，他只講對了一半。的確，在同中國的競爭中，美國目前處於更有利的戰略位置，然而，與其說這要歸功於拜登采取的對華政策，不如說是習近平一連串的國內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的錯誤才導致現在這種結局，因此，中國是否永遠趕不上美國的問題，取決中國是否會在一個較長時期還承襲拜登所講的“按照目前的發展方向”。

指出這個事實並非否認拜登在遏制中國發展上所做的“貢獻”。過去四年，美中實力和發展差距的拉大，拜登對華政策確實起到了某種讓差距“加速”作用。拜登全盤繼承了特朗普對中國的打壓，並且更加精細化，在人權、安全、科技和經濟四個維度上全力向中國開火，對比特朗普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八個字概括拜登對華政策的精髓

拜登進一步將中國鎖定為美國的長期戰略對手，其對華政策可用“投資、結盟、競爭或對抗”八字來概括。“投資”就是投資美國，做強自己；“結盟”就是團結美國的盟友，結成雙邊和多邊體系，借助盟友的力量圍堵中國；“競爭或對抗”就是需要和中國競爭或對抗時，必須競爭或對抗。這八字經是拜登對華政策的精髓。

具體而言，拜登的對華政策相比特朗普，在以下三個方面更顯突出：

其一，拜登在科技上采取“小院高牆”做法，試圖建立一個排除中國的供應鏈體系，進一步拉開美國和中國在高科技產業上的發展差距，以確保美國領先於中國的科技實力。

科技在國家發展中越來越重要，現代科技尤其以先進芯片為代表的半導體和人工智能對國家的競爭力更為至關緊要。拜登政府對中國的科技打壓說得上不遺余力，特別是針對先進制程芯片和量子計算等，出台了多部法律和行政令，通過出口管制等方式，限制美國的科技產品流向中國，阻斷中國獲得美國的先進芯片，拖延中國開發先進技術的能力。輿論把拜登政府此種做法稱為“小院高牆”，但實際上，“小院”的範圍在不斷擴大，限制和禁售給中國的科技產品不斷增多，拜登的目的是要兩國科技脫鉤，特別是去年11月美國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哈裡斯落敗後，拜登加緊對中國的科技打壓，將更多的中國科技企業列入管制清單，並於日前宣布對最先進的AI芯片和用於管理用戶與AI系統交互的專有參數的出口實施新限制。

其二，拜登修補了特朗普時期美國和其盟友一度頗為緊張的關系，團結和凝聚了西方，也讓美國重新回歸國際社會的領導地位，展示了美國的國際領導力。

特朗普是個不注重價值觀外交的總統，而且對美國承擔的國際責任也多有不滿，因此，在他當政時，和盟友關系處理得不順，也退出多個國際組織。拜登和特朗普相反，重視價值觀外交和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在他當政的四年，美國不僅團結了盟友，也重新加入之前退出的國際組織。

拜登的結盟策略是在兩個面向上推進，一是利用美國的國際話語權，通過民主/專制的敘述，將中國塑造成一個對西方民主有重大威脅的獨裁國家，以此凝聚西方，最好說明拜登這點的，是美國創設的全球民主峰會，在過去四年，已舉行了三次；二是在地緣政治上，在現有雙邊關系的基礎上，建立了三邊、四邊乃至多邊盟友體系，像美日韓同盟，美日印澳四邊對話機制，印太經濟構架等，並進一步強化五眼聯盟，北約等組織，試圖將北約引入亞太。拜登明白，盡管美國自身的力量要強過中國，但在和中國的長期競爭中要贏過中國，單靠美國力量不足以做到，必須團結盟友，依靠盟友來打敗中國。

其三，拜登也注意管控美中的分歧和矛盾，以避免美中的競爭/對抗失控，演變成軍事沖突。

特朗普不喜打仗，但在他主政後期，美中關系幾乎到了失控的邊緣。拜登清楚地知道，這種情況並非對美國是最有利的，故其策略是，在必須同中國進行競爭/對抗的同時，也注意管理兩國分歧。拜登部分恢復了特朗普時期完全中斷的兩國外交和經貿等溝通管道。中美據統計共有90多個雙邊政府間的對話平台和管道，但在特朗普後期，認為這種對話和溝通完全沒用，因而停止了所有的管道。拜登恢復了20多個，並且派內閣成員多次訪問中國。還利用和習近平通話和會談的機會，達成負責任管理兩國分歧的共識。習特別強調元首外交的重要性，拜登利用這點，讓中方認識到避免雙方的對抗發展到軍事沖突，對中國也是一個好的選擇，從而和美國一起，管控兩國分歧。拜登處理美中關系的這種手法，實際是既要讓美國獲得同中國競爭的最大好處，同時又不想這種競爭對美國造成大的破壞，應該說，他達到了目的。

拜登外交政策的幾大敗筆

盡管拜登誇耀在他四年美國相比中國處於一個更佳的戰略位置，然而，他的對華外交並非沒有瑕疵。拜登外交政策的一個最大失誤，就是將中俄打到了一起。從長遠來說，這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都會有嚴重沖擊。普京入侵烏克蘭，美國作為西方的老大，固然要譴責、制裁俄羅斯，並支持烏克蘭，但是，拜登在孤立俄羅斯的同時又號召盟友一同打擊中國，這不僅讓俄羅斯靠近中國，也讓中國不得不靠近俄羅斯。中俄貿易在前年就突破2000億美元，中國支撐了俄羅斯的經濟，讓普京能夠將這場戰爭打下去，一定程度上是拜拜登之所賜。坦率地說，中國之所以要和俄羅斯發展密切的貿易關系，有不得已因素。拜登在競選中曾說，他一旦當選，將會取消特朗普對中國加征的關稅，可他不但食言，還對中國采取了更嚴厲的貿易限制，包括打科技戰。拜登這樣做，當然是因為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的牽制，但這就使得中國在貿易上轉向俄羅斯，並在戰略上更加堅定地支持普京。

拜登外交政策的第二個失誤，雖然不是直接針對中國，然而作為美國的最大競爭對手，也從拜登的這種失誤中獲取了好處。這個失誤是，在以哈沖突中，拜登政府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以致讓美國的國際道義形象在這場沖突中受到很大損害。這也是很多全球南方國家，特別是穆斯林國家，認為美國雙標，向中國靠攏的原因。

拜登外交政策的第三個失誤，是他對中國采取的“小院高牆”實則脫鉤斷鏈的科技圍堵，讓中國警覺，美國是要在科技上置中國於死地的，這迫使中國不得不尋求科技自主，建立排斥美國的供應鏈體系，並在關鍵原材料上反擊美國。這將很可能讓美國科技公司完全失去中國這個大市場，它會對美國科技企業的創新和領先優勢帶來怎樣的影響，或許需要更長時間才能進行准確評估。例如，拜登在最後時間對中國祭出的最嚴厲的AI芯片限制，就飽受美國科技企業和半導體協會的惡評，也被歐盟等批評。

拜登給人的印象，是在最後一刻都要對中國科技無所不用其極地予以打壓。一個說法是，中國開發的AI大模型DeepSeek不輸於美國現有的先進產品，讓拜登政府感到震驚。但這樣一來，也惹惱了中國，商務部就直接點名批評拜登政府說一套做一套，利用剩余任期密集出台涉華貿易限制措施，這在過去是沒有的。可見中方的憤怒。

拜登最後的舉動，給即將上台的特朗普政府造成的影響是，將使中方對特朗普不會有絲毫幻想，因此，如果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對中國進行關稅制裁，中國會毫不猶豫地強硬反擊。從這個角度說，拜登的動機除了要打擊中國，也有發洩個人私怨的成分，即為特朗普上台塑造一種更加不利的美中關系，以阻止特朗普試圖同中國領導人任何修好的嘗試。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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