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人間】被偷走的人生　周子飛囚籠去來40年

1986年，遭瘖啞榮民張雄囚禁6年的8歲原住民兒童周子飛被警方自囚室救出，因成長過程缺乏刺激，他完全無法言語。這則戲劇性的「啞童」故事轟動一時，新聞沉寂後，他短暫輾轉於原生家庭與寄養家庭間，最後被中原大學副教授戴浙收養，從此隱入人群，受過義務教育，投入不同的勞力市場，為自己掙取生活所需。

許多年以後，周子飛在餐廳打工，瞥見廚房餿水桶裡翻動著的白白的蛆，忽然想起童年的菜色。他頓悟了：原來，人類世界裡，是沒人拿蛆作為食物的。又過了許多年，42歲的周子飛坐在我們面前，腦中閃過這些畫面，他忽然有點納悶：「一般小孩吃蛆，是不是會有什麼病？是不是會死掉？」他又問，「後來我想想，ㄟ，我有吃蛆。那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是一個健康（的人）？」

代兄被囚　失語六年變啞童

1980年初，育有11名子女、住在新竹縣五峰鄉的泰雅族原住民周瑞霖以新台幣5萬元的「售價」，將9歲的次子周文星賣給山下的榮民張雄作為養子，周文星從此改名張文星。數月後，張文星自行翻開屋頂瓦片，逃離「新爸爸」家；張雄不甘，再上山，趁周瑞霖夫婦農忙，抱走年僅2歲的周子飛「抵債」。也許是怕周子飛逃跑，張雄將他關起來，這場囚錮，長達6年之久。

整整6年，周子飛與原生家庭斷了聯繫。6年裡，周瑞霖曾試圖找張雄要回兒子卻遭拒。後來他對外表示，自己身體不好，識字不多，長達6年要不回孩子，卻不懂得報警。

1986年3月，周瑞霖、15歲的張文星終於帶著警方前來張雄家，救出周子飛。一同被救出的，還有張雄買來、囚禁多年的妻子郭關關。眾人這才發現，郭關關、張雄與周子飛，3人皆無法言語－郭關關是瘖啞人士且患有精神疾病；張雄則疑因戰爭或疾病傷了聲帶，導致又聾又啞；本該是學齡兒童的周子飛時年8歲，不聾不啞且聲帶正常，卻因長年被囚且無人對話，完全無法使用語言。

時值台灣解嚴前後，此事一度在新聞上沸揚。此後2年間，媒體多稱周子飛為「啞童」，與之伴隨的詞彙大約不脫「猴兒似地」、「猴童」、「狼童」云云，亦有報章形容這是「折翅乳燕」的離奇境遇。沉寂多年後，2002年，24歲的周子飛被發現在投注站賣公益彩券，彼時網路媒體甫興，記者湧入投注站，用詞不脫20年前範疇，故事以極具張力的方式擴散：「半人半獸」的「猴童」長大成人，入世賣彩券了。

「那時朋友會講：『阿飛啊，那個報導…你是猴童喔？』我聽到就很不爽。」在此之前，新交的朋友沒人知道周子飛的過去，24歲的他與人對談無礙，不願又被貼上「獸」的標籤。「那些編輯的人，為什麼要寫那些…猴童？你可不可以寫比較完整一點？好啦，就算小時候是猴童啦，長大，你要有長大的程度嘛。一想到猴童的那個意思，那個感覺就是奇檬子很不爽…那些編輯人，不會去想到後面的，就是，（我的）感受。」「猴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啦。」

以洞窺外　精障養母成玩伴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都是後天學會的詞句。周子飛腦中的畫面大抵如此，他在紙上畫出被擄走的那6年，草草幾筆勾勒出一幅囚室平面圖，「這個門，這是床…廁所在這邊…」張雄的屋內僅有一室一廳，周子飛和養母郭關關長年被鎖在房內，門上有一小洞，「他老婆（郭關關）舌頭就一直吐來吐去，整天在那個小洞上，看看看。」周子飛有樣學樣，挨在門上往小洞裡看，「有車啊，有人啊，有陽光啊。」

沒有語言的世界裡，周子飛的影像記憶鮮明得驚人。他尤其記得淋漓的紅，鮮豔而濕潤。那通常是血。郭關關與周子飛一同被囚，與其說是母子，不如稱他們室友或獄友。他說養母天天對外張望，「每天眼睛一睜開，就看到不會說話的媽媽…，她不會跟我玩，反而我玩她。」他曾放置尖銳棍子於養母座位，導致養母坐下流血。小周子飛頑皮，「東跑西跑，有次叩（撞）到頭，我那個疤在這邊…」他摸摸額頭，說異物當時直接嵌入肉裡，「一摸，唔？怎麼紅紅的，濕濕的，那時沒感覺痛，也沒有哭。然後一直流流流，咦？久而久之，就好了。」

白蛆當餐　外出放風繫狗鍊

白色是另一道明亮的顏色，那通常是食物的顏色。張雄有時會買來一袋白色液體，許多年後，周子飛推測那是豆漿。有時，張雄端來粥狀物或液固體混合物，「後來猜，應該是讓我吃餿水。餿水裡面有肥肉和蛆，蛆在稀飯裡面滾動啊…蛆都吃下去啊，我每次都吃好幾隻，」他一邊作勢攪拌空氣，模擬蛆隻在粥裡靈活翻騰。

但周子飛怕極了另一樣白色物體：肥肉。張雄常讓他吃肥肉，「肥肉很肥，我吐出來，還要吞回去。」為何要吞？「我不知道。那時候我意識到，肥肉就是噁心。我吃到肥肉，吐出來…又再吃。（不吃的話）好像張雄…感覺會打人。」

也不是沒有快樂的記憶。排隊的螞蟻和飛舞的蒼蠅是現成玩具，「蒼蠅有黑的，有彩色的，彩色蒼蠅有七種顏色。」「很多螞蟻，牠們排隊啊…，我跟螞蟻一起玩，有小螞蟻，也有大螞蟻，大螞蟻就跟昆蟲一樣大，有些很肥。我碰牠玩牠，用夾子夾牠…不玩了（的時候），就把黑螞蟻拍掉。」

也曾有過「放風」的日子。他像是慎重地從大腦中提取出那段吉光片羽：「張雄有次帶我出去玩，去逛街還是幹嘛，拿一個繩子就把我綑起來，我印象深刻。好像怕我跑掉啊。」這一天，他見了天日，見到地上一排白色物體，「我把它們踢掉、踢掉，他（張雄）就把我拉回去。」多年後他回想，被踢掉的，應是鄰人曬的白蘿蔔。

放風用的繩子，當時繫在他的頸上。我們再和他確認一次，答案簡短而明確，「對啊，就是狗鍊嘛。」

平淡的日子裡偶有怪事。夜裡，年幼的周子飛有時被吵醒，見眠床震動，又見養父母未著衣物，「張雄光頭，又不穿衣服，突然脫光光，變成好像怪物、外星人。」有一回，他玩心一起，踢了張雄，「連環腳，我把張雄踢到床下。」

養父偶爾打養母，養母又偶爾打周子飛。「他老婆會打我，就是用捶的，如果我又把她弄流血，她會很生氣。」下手重嗎？會不會痛？「不知道。」害怕挨打嗎？「也不會啊，」他大笑，「我連頭破掉流血，都不會感覺痛了…」

獲救返家　食指浩繁難照應

1986年3月29日，周子飛獲救，我們試圖接觸重要人證還原現場，其中一名參與救援的員警已亡故，另一名員警因病婉拒訪談。同年，家扶中心介入周子飛案，時任桃園家扶中心主任林平烘如今已退休，猶記張雄經濟生活窮困，卻不吝展現對周子飛的疼愛，例如周子飛嗜喝養樂多，張雄總為他買來養樂多，「其實我判斷，（張雄）應該是真的疼他啦。」與周子飛核對這筆回憶，他一臉茫然：「不記得。」他想了一下，簡短補充：「我沒有特別喜歡養樂多。」

重要當事人一一凋零，郭關關從此不知去向，周子飛到了城市之後，再沒見過張雄。1994年，張雄亡故於花蓮玉里，享年64歲。40年前的人死了，40年前的故事卻還沒完。

「他發育比同年齡小孩稍微弱一點、差一點…」這是林平烘對8歲兒童周子飛的第一印象，也是最後的印象。

事實上，周子飛獲救後，曾被送回五峰鄉老家，然而周家食指浩繁，沒人能照應「失而復得」的孩子，更沒心思與他溝通。1個多月後，周子飛又被帶下山，安置在桃園一處寄養家庭，印象中的「新媽媽」是個老師，「教我鋼琴、唱歌、寫字…我覺得她好像很嚴格，會打人一樣。」還沒學會說話，就被要求寫字，他坐不住了，「反正一進到她家就是做功課，做完功課就是教音樂。do re mi fa so la si do。我待不住啊，就哭啊，鬧啊。」

周子飛對世間一切水土不服，此時中原大學心理系副教授戴浙出現了，主動對家扶中心表示，希望領養周子飛。林平烘記得這件事：「戴老師的意思是，可提供基本溫飽，但收養的目標有點像是：『哇，難得有這種案子…』尤其（周子飛）剛從五峰鄉被帶下來，他就很積極地想參與。」

教授收養　料理家務如丫頭

我們好奇，家扶中心當時的收養機制如何？如何決定讓戴浙收養周子飛？林平烘答：「那時台灣還沒有很完整的收養制度，不過我們私底下評估，（收養案）應該暫時擱著。」他委婉說：「收養是要提供兒童足夠的成長環境，我們的專業考量是，不願意收養人有某種特殊目的，因而收養兒童…我沒有正面跟戴浙老師這麼說，因為這樣講很傷人。」1986年下半年，林平烘調職離開桃園。幾個月後，戴浙完成收養手續。

今年9月，我們到訪周子飛位於桃園中壢的租屋處，約好做個人專訪，門打開，卻見戴浙等4名長者。一進門，周子飛端出戴浙讓他奉上的養樂多，熱心招呼我們與戴浙的友人。我想起1988年《人間雜誌》採訪戴浙，記者到訪時，見戴浙舒服地坐在沙發上喝茶。該報導如此形容10歲的周子飛：「在家裡，他像『丫頭』一樣幫爸爸料理家務、照顧弟弟，甚至還會幫著招呼客人。」

此刻我們彷彿又見到那個丫頭。周子飛坐定，長者們排排坐在他身後，訪談正要開始，戴浙卻先開口：「我覺得，這是蠻值得去探討的社會議題。主要是，我們（當時）想知道，他還會不會再講話？」他提及這些年如何辛苦照料周子飛，又對這項研究抱有多大期待，「有時候我們（中原大學）學生就給他錄個音啊，照照相…就是想做研究，後來不做了，原因是需要國科會的批准，需要費用。」

這裡說的費用，指的是當年向國科會申請的研究經費，「也沒多少錢啊，1、200萬，這在學術上是很有價值的一件事，反正他們就門戶之見啦，國科會沒批准。」不過，相關資料卻顯示，當時他以研究周子飛為由，向國科會申請的經費是新台幣300萬元。戴浙多次強調，他從法國學成歸國，國科會當時卻偏好留美學者，「沒有批准（研究經費）就算了，」他看了沉默的周子飛一眼，「這小孩呢，我給他辦了一個收養，辦了一個收養的話，就不好再做研究了，就養大。」

戴浙自稱收養是因為人道考量，「我覺得，沒有很好的立場要（繼續）做研究，因為後面的支持不夠…因為我又想研究他，但是我又不能不收養他。如果他發生什麼意外，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好像有這責任…就乾脆給他收養算了。」

戴浙共有3任妻子，生了4個兒子，長子與周子飛一同長大，目前長年旅居國外。「我退休了，住在附近。給他（周子飛）一個家的感覺。將來老的時候，我覺得跟他住在一起，比較好一點。」周子飛仍然靜默，戴浙卻笑開了，「我親生兒子不怎麼聽話，他（周子飛）比較聽話啊…他是原住民，原住民的天性比較樂觀開朗…。」

周子飛靜靜地聽。戴浙說完了。輪到他說了。

被帶到桃園後，周子飛進入一般學校就讀。他以一句「一片空白」概括了小學六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他比一般人更晚上學，同班同學幾乎都比他小2歲。

「印象中他會趴在地上跑…，類似…很快地爬。」周子飛的國小同窗劉吉榮受訪時斟酌用詞，「以前流行泰山，你會覺得他就很像泰山。上課的時候，他會暴走。他的體能非常好，大隊接力的時候，他像子彈一樣。」

1987年，周子飛就讀普仁國小，低年級導師胡淑貞與四到六年級導師黃辛材是夫妻，2人常交流周子飛的學習情況。黃辛材回憶，周子飛來學校報到時，胡淑貞剛懷孕，「同事們跟我太太說：『妳不要整天看著周子飛哦。妳懷孕，要多看看漂亮的孩子。』」

是啊，誰都喜歡看著漂亮的孩子。周子飛也不例外。他分享著小男孩的異想世界，低年級時，老師排座位，他見隔壁被排了漂亮可愛的小女生，生出一股難以名狀的情緒，「就是喜歡，感覺害羞…害羞到都會哭出來咧。」又過了幾年，他終於懂得這股情緒名為緊張，「（老師）要我去跟那女孩子坐。感覺心裡會怕，會緊張，啊我就開始大鬧大哭啊，不敢坐。」

被當研究　上廁所也遭跟拍

學會說話之前，哭泣與生氣，是自我表達的工具，亦是自我防衛的鎧甲－只是，那通常無法替他抵擋什麼。戴浙收養周子飛後，曾讓他住在學生宿舍，有一回，戴浙託一名男學生照顧周子飛。一晚就寢前，大哥哥一改平日態度，突然拿起枕頭，悶住周子飛的頭臉，「我就掙扎…我沒有打翻東西，也沒有破壞東西，都沒有啊…啊怎麼把我蒙起來？」「如果說壓枕頭，壓了五分鐘十幾分鐘，感覺是生命就會斷掉…不過他還是有把枕頭掀起來。」

當時還無法說話的周子飛，記不得此人名字，卻非常篤定此人姓氏，「我還記得他姓邱…長得高高的。他那個眼神喔，感覺是很邪惡的…我看到他，感覺會害怕、恐懼。」此生若見得此人，他說必當報仇，「我要打他。血海（深仇）啊。」

問周子飛，這麼多年過去，還恨著這位大哥哥嗎？「嗯。會啊。我恨他。」

戴浙的學生們頻繁出現在周子飛的童年。小學生周子飛下課後，每每前往中原大學，彼時中原大學心理系有座猴子園，周子飛有時會觀察猴子發呆，也曾領著同學們來看猴子。大部分的時候，心理系的大哥哥、大姐姐會對他進行拍攝和研究，這種拍攝持續到五年級左右，「他們就是無時無刻都會拍，上廁所也要拍。」就連大小便也要被拍攝嗎？「對啊。」為什麼？「我怎麼知道為什麼。」你抗拒嗎？「不會啊。那時候我哪知道…，隨他們去拍。」

鑑定智障　美術體育都亮眼

我們在周子飛住處進行訪談，請他多談童年和青少年記憶。戴浙數度打斷補充：「他很會打架，當然我們不鼓勵打架啦，但沒人敢跟他打架。」他讚賞周子飛的體能，「躲避球很強，騎腳踏車很強，小時候他騎腳踏車載同學，一趟賺10元，我大兒子說：『爸爸，我們可以靠他（周子飛）賺錢耶。』」沉默良久的周子飛這才補充，「其實我跑一趟是賺15元。」戴浙接著評論，周子飛的運動才能和原住民血統有關，「這是優點。」

戴浙又說，從小就給周子飛辦了殘障手冊，因而周子飛現在領有補助。言談提及周子飛是輕度智障，周子飛說：「是中度…」兩人各自堅持了好一會兒，最後翻出身心障礙手冊，障礙類別印著「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障別欄寫著中度。

戴浙一愣，「中度？怎麼才給你3千元呢？應該要給你很多錢才對啊…」他忙不迭追問：「那現在（政府）給你多少錢？3千元？4千元？」周子飛答3千元，戴浙一臉惋惜，「中度，怎麼會只有3千塊呢？」

周子飛究竟有沒有智能障礙？拿這個問題去問他的小學老師黃辛材，他答：「他智障喔？我真的不相信。應該是去鑑定時，詞不達意，也許當時他根本無法理解題目。」國小時期的周子飛，雖然語文發展較同齡兒童遲緩，但美術、體育表現亮眼，「他的字很漂亮，畫無敵鐵金剛，比例抓得非常精準。」

無獨有偶，周子飛和黃辛材都提及了躲避球賽。 「讀書沒動力，對玩，我有動力。」中高年級，周子飛積極參與校內運動賽事，「黃老師（黃辛材）教一堂課，我忍不住了，就想爆發那個感覺…，那時我已經知道什麼叫老師，就說：『老師，我要出去玩，我要打躲避球。』老師就全班帶出去打躲避球。」球場是社會化的場域，他是全場飛的小悍將，馳騁風發。

智能躍進　心理學家也稱奇

問周子飛，覺得自己患有智能障礙嗎？「一半一半啦，」他有點不好意思，「有時候很笨啦，有時候很聰明啦。有時候我同學說：『喔，大家想不出來這個事情，你就可以做出來。』」我嘗試換個問法：你覺得智能障礙通常是什麼症狀？「智障喔，思想低吧。會流口水。ㄟ，搞不好是…生理受創啊。」

升上國中，周子飛交了新朋友，常和同學一起玩。同學帶他釣蝦、釣魚、撞球、籃球、保齡球、打電動，有時到了半夜，一票男生還約打籃球。

也曾有過少時綺夢。「就有喜歡妹妹啊，就有一種愛意啊，我虧妳，妳虧我，從那時就開始磨練。」國中畢業旅行，他第一次牽起心儀女孩的手，「我就去了解，跟女孩子互動，會不好意思，變成說我要主動去牽她的手。ㄟ，會害羞、會緊張、手會冒汗。」周子飛認真回憶著，一邊用左手摸了摸右掌心。戀情很快結束，他也不悲傷，也許痛覺早在他的童年被弱化與鈍化，他笑著形容失戀心情：「分手了，我不覺得痛。沒有感覺。」

他介意考卷上的分數。「六年級考試，也沒有很在意考幾分。可是讀到國一，我就開始有點，好像有進步一些，比如說三十幾分，有四十幾分，起碼比國小好一點。好像到國中以後，我能力已經是一個極限嘛。」「數學是最差的。考過2分，不然零分最多。國文的話，考50分、60分。」

當時的升學主義制度當然不會告訴他，一個被耽誤語言學習黃金期、小學階段連話都說不清楚的人，國中國文能考60分，已經是連發展心理學家都稱奇的進展了。

「原來台灣也有Genie。」台大心理系副教授、劍橋大學社會與發展心理學博士趙儀珊指出，周子飛的案例與發展心理學課堂上常討論的案例「Genie」非常相似。Genie出生於1957年，2歲到13歲遭生父囚禁，與世隔絕11年，錯過發展關鍵期，被救出時，是70年代美國社會轟動一時的兒虐個案，一生沒有學會說話、生活至今無法自理。

趙儀珊訝異於周子飛的後天發展，進步幅度之大，「這真的非常神奇，有沒有可能是中原心理系或他的小學老師，用什麼方式治療或協助他，發揮了作用？」趙儀珊推測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個人天賦，「人類的個別差異非常大，發展心理學叫Individual Difference（個別差異），有可能他的先天潛力非常好，所以即使太晚接觸刺激，仍可以激發潛能。」趙儀珊推測，關鍵轉捩點可能在周子飛小學階段，某些學習經驗也許刺激了他的發展；與此高度相關的是學習動機，「這和動機有關。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做一件事，你就會去把它學起來。」

如果躲避球課是小學生周子飛最大的學習動機，那麼，少年周子飛的學習動機大概來自電玩。

學會文字以來，不少人曾誇他聰明。「同事啦，同學啦，都有。但誇獎，要看到什麼程度。有些是假的誇獎，有些搞不好是真的…」他其實知悉，這世間的讚美可略分成真誠或客套，但不論如何，「我一生中，比較厲害就是畫畫啦，還有打電動。我還參加過打電動比賽。」

鍵盤苦手　電玩成格鬥天王

周子飛在國中時期接觸電腦，他學人上網咖，想跟網友聊天，卻連敲鍵盤都有問題。「打電腦鍵盤，ㄅ在哪裡我都…我差不多找了10分鐘。好不容易，找到一個ㄅ。」

天道酬勤，不知過了多久，他終於上手了。「比如我想打一個『不』字，找到ㄅ，那ㄨ在哪裡？我找找找，ㄅ，ㄉ，ㄇ，每個位置都不一樣。我玩到一個境界，發現只要看螢幕，不需要再看鍵盤了。大概用背的，每個字都打得出來。」

記不得哪一年的事，他迷上打格鬥天王。國中畢業參加打電動比賽，好多人圍觀，「比賽那天，一路一直打打打就打到冠軍了。」他還記得獎金是3千元。他滿口術語，彷彿是遊戲實況主一樣評論當年的戰事，講完有點遺憾：「可惜那時沒有照相。」

說來也真是風光。有時比賽完，一些戰友會跟周子飛討教：「你好厲害喔！你教我怎麼打。」回憶當年勇，他有點飄飄然，「我就跟他們講，你去看書就好了。看什麼書？看《三國演義》啊。」

周子飛嗜讀歷史、武俠小說，最喜歡讀《三國演義》《三國志》，有時睡前會讀《道德經》。他從文學作品中研析角色，苦思各路戰略，再把心法應用在網路遊戲。虛擬世界裡，他有自己的幫會，費心思摸索人性、經營人際關係，還曾出面幫隊友喬事，「我創過幫會，（成員）從一人變一百人，收服人心。」

年少時的周子飛大概沒想過，埋頭網路「遊戲人間」，有天竟能為他換來一頓溫飽。許多年後，他將近2個月沒有工作，待業期間，他賣掉打《九陰真經Online》攢下的裝備，「那時候就感覺比較危險，明天我吃什麼？怎麼辦？就把身上最好的裝備賣掉。」「我玩遊戲，衝裝備，一賣就賣1、2萬，就是上8591（8591寶物交易網，遊戲交易平台）買賣。」

國中畢業後，周子飛念了1個月的啟英工家就不讀了，原因是上學的距離太遠，「乾脆休學啦，第一份工作我在外場賣土魠魚羹，內場做泡沫紅茶，我等於做全場，兩邊都做。」此後他是做工的人了，他曾任鐵工、搬運工人、洗車廠工人、土水工人、包子店工人，曾賣公益彩券，也試過在殯葬公司打掃墓地、招呼客人。

身體大約是在包子店工作時出了問題。周子飛做了4年包子店工人，每天負責上下蒸籠，工時10小時，月薪3萬5千元。「每天就是每分每秒沒有休息，一直上（蒸籠），一直上，吃飯就吃幾秒鐘，吃一口，繼續就做…做到身體有狀況、有問題了，就做不下去。我做了4年，肩膀就開始痛。」

他在養父戴浙的引薦之下，向戴浙友人學習防水工程，一做又是3年。我們第二次採訪他時，見他四肢多處脫皮，他笑說前幾天做防水，被太陽曬的。做這行看天吃飯，做防水要看風向，雨天不能做，若要延期，就得早起趕工，「有時候拿刮刀，順著就是比較好做，逆著就不好做…」他在泥水裡觀察一沙一世界，發現處處哲理，「這些都是跟《三國志》內容有關，玄之又玄啊。」

怨成廢人　對養父恨且失望

台灣俗諺有云：生的請一邊，養的恩情大過於天。這樣的論調總是刮著周子飛的耳朵，他卻很難開口反駁。1987年有一則標題為「後天啞童打開話匣 副教授戴浙．諄諄教誨情深深 周子飛開腔．牙牙學語喚爸爸」的報導，提及戴浙受訪表示即將要送周子飛念小學，當時戴浙說：「將來可能還要培養他念大學，寫下世界新紀錄。」1988年，另一篇報導寫著戴浙的最新「研究進度」：「2年前在新竹被發現的後天性啞童周子飛，在心理學博士戴浙的安排下，將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接受學術性的探討和研究，目前正辦理出境手續。」

事實上，周子飛沒有被送往法國巴黎，也沒有機會念大學。詢問戴浙當年對周子飛的研究方法、研究限制與結論，以及曾發表的論文或相關文獻，戴浙說找不到了。我追問，不是做了大量的錄影、錄音資料嗎？戴浙答：「錄影帶在哪裡呢？在我家裡呢。我要找。都是VHS錄影帶，受潮就完蛋了。」言下之意，目前找不到影音資料。那麼，當年的研討會資料和結論呢？他答：「那是學校的研討會，不是外面的學術刊物找得到的，名稱…應該是…『後天感官剝奪的案例－周子飛』…」我們不死心，查遍文獻資料庫，同時詢問中原大學心理系、圖書館，一無所獲。所以，這場研究沒有結論嗎？「也沒有。反正就收養，我就多了一個養子。」

我試著詢問戴浙如何看待倫理問題。既然收養了周子飛，為何以兒童監護人身分，持續對兒童進行研究？這時他稱：「那是學生們做的研究」，「別的學生給周子飛攝影，但是我們並沒有直接去處理這些data，其實我們發表的能力也不夠啦。」再追問戴浙：當時是否通過學術倫理審查？「那個不需要審查啊，」他又稱，「直接送到國科會啊。」

至於那場沒有成行的巴黎學術之旅，戴浙回應：「我想去（巴黎）。我寫信給我老師，我老師說你可以把他（周子飛）帶來。這又牽扯到收養問題了…如果不是我自己的小孩，我無法決定他的來去；但收養以後，變成有倫理的考慮。自己的小孩有什麼好研究的呢？你也不能批判我怎樣。有人說我利用他出名，這有什麼好出名的？我不出名可以了吧？」

我問戴浙，這場研究周子飛持續多年，當時中原心理系是否有治療計畫？戴浙答：「我們其實就在治療啊。我為什麼收養他？一個名詞叫做…叫做…常規治療。我不把他當病人看。我把他放在正常環境裡，我們包容他的差異。」他覺得「常規治療」的效果不錯，「子飛今天其實變得相當正常喔。他可以在一般人社會裡生活。他也會跟你交談，他也會過日子，他也不會做一些奇怪的事，講一些奇怪的話。」

周子飛確實「會過日子」。過的是這樣的日子：國中畢業後，他以勞力換取溫飽，自給自足至今。我們在訪談中數度問及周子飛與養父戴浙的關係，他的回應總是平淡。某日晚間，我的手機裡忽然彈出他的訊息：「你能告訴我。我該恨我養父還是不該恨養父…我跟我養父談不上話題。只要他講話都讓我生氣…又恨又失望。」隔幾天，他傳來：「我活到今天42歲，來不及了，成了廢人。我吃飯都有問題，平常打工錢，省用，打平開銷，有時候吃吃喝喝好料，都是我同學請的。」

虐打地獄　在心裡死過兩次

受訪後的接連幾天，身心受虐的回憶汩汩湧出，他陸續傳來：「我最清楚，國小一二三四年級經常煮飯做菜，給他們兩人（戴浙、戴浙長子）吃。是被逼的做。不小心煎魚，煎到黑，我又開始被養父打。簡直魔鬼人間，哭天喊地，一直掉眼淚。」「其實做家事，煮飯，我根本不想做，（但）不做（就）要被打。」「洗衣服、察（擦）地、煮飯、泡茶 ，都我一人做。（戴浙的親生）大兒子就睡覺或玩…養父看電視、睡覺。」

還沒學會說話，小周子飛先學會了世故。往後的採訪裡，他重複形容小學一到四年級生活如傭人，必須給所有訪客泡茶，做大部分的家務。最痛苦的是擦地，戴浙讓他跪在地上擦地，「跪得我兩個膝蓋都長出包包。」晨起買早餐，絕不能買錯，否則又要挨一頓打，戴浙總以拳頭指節重重刮擊他的後腦，連打數下至數十下，「被打（得）哭天喊地，簡直監獄裡面變態一樣。」

但他還能去哪呢？小周子飛其實想過，不如自己完結痛苦。最後一次的訪談裡，他形容在心裡死過兩次，第一次是小學時被戴浙毆打，「我心裡很不爽，我在那邊哭。我走到四層樓陽台，一直想跳下去。想想，不要，算了，再繼續忍。」

另一次想要自毀的念頭，同樣發生在小學時期，他見脫水中的洗衣機轟隆隆地絞著衣物，突然有個念頭：如果手被絞壞了，也許就不用做家事了，他把手伸進洗衣機，又默默抽出來。

10月中旬，連日陰雨後，終於等到適合做工的好天氣，周子飛早起趕工，來到客戶屋頂陽台，使勁朝鋼架刷上防水塗料。他喃喃，其實不是沒想過，如果有機會繼續受教育，就算文科、數理不強，若在體育、電腦、美術領域發展，平行時空裡的自己，如今可還算快意？

「說到人生目標，真的有點浪費，」他覺得天賦都被辜負了，他曾有跆拳夢，但上道館需要錢，跟養父提了好多次，「我說，爸爸，我想學跆拳道。他就囉哩八唆，不願意出錢。那時候我就生氣了。如果（當初）我進入跆拳道，我是不是就更強了？」他想過千百種如果，如果有機會站上格鬥擂台，也許會得名呢。「我現42歲，都浪費了。培養…還什麼教育…他心中就只有錢而已。不給他錢，他還生氣。」

談錢傷感情，鄉土劇般的情節發展了三十幾年，談到錢，這對養父子至今無法兩清。

周子飛過了不惑之年，養活自己沒問題，收支能打平，存款卻不多，年紀愈大，愈不敢想成家立業。他說出社會後，戴浙每月和他索取數千元家用，甚至曾「存」了數萬元由戴妻保管，這筆錢卻無法要回來。

戴浙卻覺得這沒啥大不了，不過是兩造的認知差異。受訪時，戴浙主動提及兩人的金錢互動，「他賺了錢，存在我這邊，我說將來給他買個房子，討個老婆。」周子飛有段時間與戴浙同住，「他住在我的房子裡，1個月賺1、2萬元，1個月要交7千元給我。管吃管住…我們是照顧他，子飛後來就認為，這每月7千元是『存』在我這裡的。」戴浙又說，周子飛的勞健保都由他協助辦理。

養父辯駁　以養狗當作比喻

事實上，這對養父子在法律上的親緣已盡，周子飛18歲那年，戴浙辦理了終止收養。「我覺得他不太聽話，覺得終止收養…但是還是照顧他。」不聽話的孩子從此不是他的孩子；法理上，兩人從此是陌生人了。

我向戴浙查證家暴細節，他沒否認，但換了個說法，稱這是「管教比較嚴格」。他說彼時單身，一個男人撫養兩個小男孩，「親生的和養子，管教方面會有一些差別…比如我自己的小孩犯錯，他會對我笑，我的緊張就降低了。他（周子飛）不是啊，他犯錯會變得更緊張，會東張西望，我對他比較嚴厲一點。」怎麼個嚴厲法？「體罰啊，體罰重了一點。」

戴浙多次強調自己是留法的心理學博士，「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周子飛）到底不是從最小時養大的。」他以養狗為例，「你養隻小狗，從出生開始養和6個月時再養，差很多…你自己養的狗，長大以後，你把手伸到牠嘴裡，牠不會咬你。6個月大才養的狗，你帶過來，牠會咬你。」

截稿前夕，戴浙主動致電記者說有話想補充。「我沒有占有他（周子飛）喔，我想幫助他，」他又澄清：「我沒有不讓子飛讀書喔！我曾花錢讓他學開鑰匙店、栽培他…他的能力有限啊…他來到我們漢人的世界裡，我給他一些漢人資源的支持。」

半生飄零　三個家三個父親

時序入秋，周子飛幾經躊躇，決定帶我們回到海拔800公尺的五峰鄉老家看看。他算算30年來的回鄉次數，扳著10隻指頭就能數完。國中畢業時，他回來待了幾個月，適應困難，又離開原鄉。行過崎嶇，周子飛推開未上鎖的咿呀鐵門，上樓入室，見到午睡中的母親，喚了一聲，「媽，我是子飛啊。」

年過8旬的周母一時沒有會意過來。他再喚了一聲，母親突然精神了起來，下樓領我們到客廳。三十多年過去，客廳陳設依舊，只是缺了他少時回鄉見過的電視－二哥張文星酗酒過度，一次與家人打架時，電視被砸爛了，電視櫃上從此空著。這些年，父親、大哥、大姊相繼過世，周母喃喃說：「子飛啊，看見你來，我很開心。」我們試著與她寒暄，詢問當年張文星何以被賣掉，周子飛又為何輕易就被抱走，周母重複呢喃，「我耳朵不好啊，聽不見。」

客廳後側是簡陋的浴室，周家人用了半世紀，「我記得在這裡，媽媽幫我洗完澡，我就被帶走了。」他指著磁磚剝落的陋室，思緒回到1986年，8歲的周子飛擺脫了張雄，短暫回到原鄉，卻又被帶下山，迎向未知的命運。媽媽當時是否透露，洗完澡要立刻下山？「那時我哪聽得懂她在說什麼？」他此生有過3個家、3個父親，此刻他站在那座浴室前，有些喟嘆：「我還是寧願回到張雄家，我感到比較自在。」

從山上到山下，哪一個地方更像家？「住山上也可以，張雄那邊也可以啦。可是，我就是遇到戴浙…那是人間地獄。」向他確認，如果待在張雄的小屋裡，可能一生不會說話，也沒有自由。「頂多就被關，頂多吃餿水，我還是要幹嘛就幹嘛，過一天算一天。」

「沒有生病就好啦。他們在那邊…」太陽快下山了，一旁的周母指指山的後面，雲裡的雲裡。我們確認多時，才知張文星與其他家人都在深山一座工寮裡，循線駛往山裡，終於找到張文星。眾人見周子飛到來，十分驚喜，10年不見的二姊緊緊抱住周子飛，奔跑的孩子給我們遞來運動飲料，一雙眼珠好奇地盯著他。那是他不曾謀面的甥孫，40年前，倘若那場囚禁不曾發生，或許他也是如此，被族人和祖靈擁抱著，在無憂的童年裡飛奔。

唯獨張文星一臉漠然。我們帶著許多疑惑上山，希望找到張文星，請他談談年少時認識的張雄，以及周子飛當年如何被捲入這宗「買賣」。試著一一詢問張文星，眼前的人盯著我笑，彷彿浸在酒精裡，一再重複敘述著我們拋出的問題。

這真是世上最遙遠的距離－當事人就在眼前，卻什麼都問不出來了。周子飛倒是很習慣失落和失望；剛開始賺錢時，他會提著水果，搭好幾個小時的巴士上山探家人，見到的媽媽和兄姊總是醉醺醺。爸爸呢？「喝醉酒，（很早就）死啦。」這些年，他不怎麼和原鄉家人聯絡，「我對他們已經很失望。所以我就不怎麼想回去。回去就是要錢，給他們錢，結果去買香菸、買酒。」中秋剛過，每逢佳節會有朋友找他烤肉，今年周子飛一一婉拒了，中秋夜，他獨自在中壢市區漫無目的地繞行。

半生繞來繞去，他思量過，若有一天累了，也許能上山養老，但他正值壯年，「現在還不想（回鄉），我還在突破極限。」

夢想出書　寫下自己的故事

什麼樣的極限？他想起自己的各種才華，指著我們的影音記者，「比如我學剪影片，不懂的事還要請教他啊。」「怎麼講呢，我是有個目標，比如60歲，70歲，我住在山上，希望別人不要干涉我。自己要幹嘛就幹嘛，我要出書，我要寫字。」

想要寫什麼樣的書呢？他慎重思量著，「一個名詞，對教育…把我那些紀錄、經驗，看要怎麼寫。」我嘗試整理他的話語，向他確認：所以你是要寫下自己的故事嗎？「對啊。可是這樣很累呀，變得說我每天都要上網搜尋資料，（思考）怎麼用字、怎麼配詞。」

其實周子飛願意做很多「很累的事」，比如我們問他一個假設性問題：如果成為一名父親。「這個…我就不敢想，」但他顯然想過這個問題，腦中浮出畫面－只是那個畫面在未來，他想陪孩子讀書、畫畫、玩遊戲，「我會給小孩愛的教育，用整個時間去栽培他，比如看書，看小孩的思想到什麼程度。我會用父母親觀念去教他。」他堅持反對體罰，「不能打啊！打就打習慣了，就跟我一樣，就會恨。小孩難免做錯嘛，就是給很多機會嘛，包容嘛。」再問另一假設性問題：想對小周子飛說些什麼？他想了好一會兒。「感覺有點像無言的話題。對啦，比較無言。」中年男子遙想那個男童，「應該是他比較堅持吧。」堅持什麼？「堅持活下去啊，」他揚起嘴角，「就是這樣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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