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專欄：特裡芬難題──美元霸權與貿易逆差並存

從4月2日實施「解放日關稅」到11日這十天，美國關稅戰經歷了三次變化，從針對全球普徵對等關稅，到7日宣佈暫緩對75國開徵對等關稅但單獨把對華商品關稅提高到125%，再到11日總統備忘錄豁免部分電子產品。在關稅政策坐過山車（雲霄飛車）時，美國股市經歷了政策性血洗，市值消失逾5萬億美元，匯市債市下跌幅度均為2020年以來最大，尤其是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4月上中旬之交的交易周累計上漲49.52個基點，創2001年以來最大單周漲幅。債市匯市均關係到美國主權信用，擔心引發金融崩潰，川普總統總算暫時為關稅戰降溫。但這輪危機卻引發了一場對於美元霸權與貿易逆差的討論。

被遺忘的特裡芬難題浮出水面

川普總統開打關稅戰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要消除龐大的貿易逆差（2024年總數為1.21萬億美元）；二是希望通過高關稅將企業逼回美國，即製造業回歸。本文主要討論消除龐大的貿易逆差如何可能。

就在11日之後，關稅戰暫時獲得90天寬限期，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2018年5月接受採訪時說的一段話被人翻出來放在自媒體上，頓時成為討論熱點。巴菲特如此說：

「有些貿易赤字水準（美國貿易逆差）讓我感到困擾。當你從其他國家買的東西實際上比他們從你這裡買的還多時，你就是在向他們提供投資資金」。

「我們不希望出現這樣的問題：我們進口了國內生產總值的 20%，卻沒有出口任何東西。現在，我們都可以不工作了，我們可以向世界其他國家出售小紙片。他們可以繼續給我們送食物，送汽車，送各種各樣的東西。但最終，他們會對我們所有的財富提出索賠」。

巴菲特談的這一現象，在經濟學中有個專門的名詞，叫做「特裡芬難題」（Triffin Dilemma，也譯成特裡芬悖論）。這一命題在20 世紀 60 年代由比利時裔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裡芬（Robert Triffin）提出，大意是：一個國家的貨幣是全球儲備貨幣，而其他國家持有其貨幣作為外匯儲備來支持國際貿易，那麼該國必須以某種方式向世界供應其貨幣，以滿足世界對這些外匯儲備的需求。 這種供應功能名義上是由國際貿易完成的，而擁有儲備貨幣地位的國家比如美國將不可避免地需要出現貿易逆差。持續的貿易逆差最終會導致美國的債務不斷累積，美元的信譽也會受到質疑，在美元信譽下降的情況下，各國可能會減少持有美元，轉而選擇其他貨幣作為儲備，最終的結果是動搖美元的霸權地位，這就形成了一個兩難境地：為了維持全球經濟的流動性，美國需要保持貿易逆差；但長期的貿易逆差又會威脅到美元的長期穩定。

1971年以前，美國對其他國家基本保持順差。在 1971 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終結之時，美國放棄金本位，並在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建立石油美元體系後，美國因美元成為世界硬通貨而獲美元霸權地位，但也不得不在 1985 年接受了這種持續貿易逆差的負擔，從債權國永久轉變為債務國。

川普關稅戰正熱　美國輿論在冷思考

我特地上X搜索，才發現這是英文圈的討論熱題，因為英文推主多，專業人士多，發表的意見比較內行。要點集中在：要不要將國際貿易關係看作零和遊戲，認為順差國就是贏家，逆差就是輸家？這是川普從競選以來就反覆強調的，他認為幾乎所有的順差經濟體都在占美國的便宜。討論的結論傾向於：美國這種既要美元霸權又要消除貿易逆差，還要國際政治支配地位，有點不切實際。

這種討論當然是因為擔心。川普總統非常在意美元的霸權地位，還在候任之時就要求金磚國家（BRICKS）不得採取任何削弱美元霸權地位的行動；但他同時也在意消除美國巨大的貿易逆差。但這兩者是同時存在的，要消除貿易逆差而不動搖美元霸權地位這種「既要……又要……還要……」的模式幾乎行不通。在美元霸權與消滅貿易逆差之間，他只能選擇一樣。川普重返白宮後多次表示要與中國好好談判，中國最初也曾表示，願意為減少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談判，中美雙方各開列一個清單，中國需要的是什麼，美國願意提供的是什麼，只要符合中國需要，中國願意多採購。當時這條消息出來，我就知道雙方甚少契合點，美國能夠增加供應的產品，比如牛肉、大豆等，中國已經飽和；中國需要的產品，比如軍事裝備、部件、晶片等科技產品，美國出於安全考慮，對中國禁止出口。

川普關稅政策獲得選民大力支持的原因，是因為他想用關稅來代替個人所得稅。他的依據是憲法第十六條修正案，該修正案是美國改變國家運營財政來源的契機。19世紀後半葉時，關稅佔據財政收入的4～6成，在該修正案之後變成了所得稅等。拜登政府留下的是巨額雙赤字，除了1.21萬億貿易逆差之外還有36萬億國債，川普政府的思路是，既然國內找不到財政來源，那就讓其他國家來支付。這場十日三轉折的關稅戰之後，這個預想的實踐將大打折扣，至少他承諾的降低通脹，已經成了不可實現的目標。

川普雄心勃勃地要打關稅戰，手中也握有不少好牌，目前成了這樣，是誰的責任？（美聯社）

美國國內的擔憂及「談判者信譽受損」

對這場關稅戰，經濟學界、商界的批評特別多，在未開打之前，主要意見集中在是否應該開打；十日三轉折的關稅戰與資本市場陷入動盪之後，批評更多，主要是集中在失誤上。

亞當·S·珀森Adam S. Posen是保守派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4月9日，他在《外交事務》發表一篇文章《貿易戰容易輸：北京在中美關稅戰中佔據升級主導地位》，該文認為，川普在發動這場關稅戰之前，根本沒有認真考慮過誰在這場關稅戰中占主導地位，他認為美國擁有博弈論者所說的對中國以及任何其他與其存在雙邊貿易逆差的經濟體的升級優勢，對手卻無法以同樣的方式反擊。但這種邏輯是錯誤的：中國才是這場貿易戰升級的主導者。美國從中國獲得至關重要的商品，這些商品短期內無法被取代，美國本土也難以以低於高昂的成本生產。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或許是採取行動的理由，但在採取行動之前就打贏這場戰爭，幾乎註定會失敗，代價也極其慘重。

4月15日，《紐約時報》在《川普對貿易戰孤注一擲，威脅其他關鍵對華談判》一文中如此描述：「在過去10天的交談中，幾位堅持匿名的政府官員表示，白宮內部在如何應對中國的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在政府內部眾多派別甚至還沒來得及表明各自立場，更不用說確定哪些問題最為關鍵之前，貿易戰就爆發了。後面還引了現任職於外交關係委員會和喬治城大學的杜如松（Rush Doshi）的說法，「目前他們還沒有大戰略，只有一系列互不關聯的戰術。」

《華爾街日報》對這種情況的出現有預判。4月9日，該報發表《美國關稅反轉引發全球質疑：是策略還是發瘋？》，指出川普暫停執行75國關稅的消息讓全球市場都鬆了一口氣，但也為全球各國領導人提供了有關其承受極限的寶貴資訊，這可能導致他們在談判真正開始時採取更強硬的立場。該文引述德國智庫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所長Moritz Schularick所言：「每個人可能都會得出結論，認為川普作為談判者的信譽已經下降」， 「下次，人們會更不相信他，會考慮他何時可能再次讓步。對美國來說，談判肯定沒有變得更容易。」

目前的情況，似乎正在證明了談判者信譽受損這一判斷。據英國《金融時報》15日報導，歐盟委員會表示，雙方貿易談判代表進行了兩小時的會談，但並未取得進展。被美國列在第一輪優先談判的五國當中有日本，美日關稅談判定於4月17日舉行，據日經新聞透露，其中將規定日本不得將國債作為關稅戰工具（據說此次美國債市動盪與日本拋售國債有關），但日本首相石破茂4月14日在日本議會表示，在與美國的關稅談判中，不準備做重大讓步，也不急於達成協議。

川普雄心勃勃地要打關稅戰，手中也握有不少好牌，目前成了這樣，是誰的責任？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