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下面不可說？專訪作家張亦絢：性的語言，其實仍有各種坑洞
夏日午後，我們在女人迷樂園專訪作家張亦絢。從《愛的不久時》、《永別書》到新書《性意思史》，她的文字始終綿密慧黠。新書裡，談女孩自慰，女孩性幻想，女孩互相鼓勵，為性受傷，為性成長。
「知性，知恥，近乎勇。」作家陳栢青在推薦序這麼寫：「當人們稱讚女人知性，往往是藉此取消她的身體。」而當女人被稱讚知「性」，卻又只有特定扁平面向。社會對女人身體與心智的描繪，依舊是永恆的二元對立，這也使得女人要訴說「性」，變得困難不可得。
面對歷史上從來缺席的女孩情慾，她想找回語言，給予陪伴。
我問，書名喚作《性意思史》很有意思，是不是對傅科《性意識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的某種呼應與辯證？亦絢說，這個書名源於她對傅科《性意識史》最早的認識，來自一場青春的誤會。
性，永遠都是人們的禁忌。
高中求學時，「我實在太想了解性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結果我跑去讀傅科的《性意識史》。」她本以為傅科會清楚告訴她，性（Sex）到底是什麼。當然，它完全不是給高中生的科普讀物，她沒有找到答案。少女想了解性，無門而入。長大後，成長經歷的尷尬困惑仍存心中，她想有朝一日，自己要來寫。「不如說是，這本書名，是我對傅科，投以一瞥吧。」
她想給少女一本談「性」的讀物。畢竟這社會，給予女人的性語言實在太少了。
「這也不光是性讀本數量多寡的問題。在整個文學發展裡面，女生開始寫作本來就是比較晚的事情。」因此她寫少女自慰，少女性幻想，少女有愛前就想做愛，少女為性受傷，少女為性長大。少女的故事，太少有人好好訴說。
這個現象，直到近年。《房思琪的初戀樂園》2017 年出版，讓她彷彿有什麼東西被敲開。
「眼高手低的寫作者，比眼低手高，要珍貴千百倍」
「為何是這個時候，想寫這個議題？跟林奕含事件有關嗎？」
少女題材在文學上，有固定困境。從傳統角色來看，它不是個大題材。我一直想寫這個，可是，它也多多少少被推遲了。《性意思史》在這時出現，一個原因確實是林奕含的離世。
亦絢說：「我要講一段很可能被誤會的話，希望表達時可以注意到。」（延伸閱讀：我的痛苦不能和解 專訪林奕含：「已經插入的，不會被抽出來」）
「我對房思琪這本書，有很高的評價。同時，我覺得她（林奕含）是個眼高手低的作者。可是，對於我們很在乎文學的人來說，一個眼高手低的作者，是比一個眼低手高的作者，要珍貴千百倍的。」
「說『眼高手低』可能讓人誤以為我有貶義。不過我的意思是，我意識到，林奕含要處理的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有些東西，她是很吃力地在處理的。這部分是因為，依我對這方面議題的了解，使我知道，她挑戰的是什麼樣的困難。」面對誘姦故事，歷史從來加以美化。但若從羅莉塔的角度，故事該如何重述？她看得出，這個「吃力」，源於她正嘗試組織語言的過程。（延伸閱讀：誘姦者的慾望與文明的暴力：千千萬萬個沒有發言權的蘿莉塔）
「我的下體不可言」：如果性的禁忌，像電擊鐵絲網
性的禁忌問題，家庭是不會用說的告訴你，什麼是禁忌，什麼不是。而是語言本身，就有迴避的問題。
另一個原因，成長經驗使她明白，女性既有的性語言，完完全全不足以描繪經驗。從最簡單的開始，比如說，女生的性器官的名字，經常用在貶義。又比如，當我們試著跟家裡試著談性經驗，時常受到處罰。
一個女生，要進入性的語言，或者要進行性表達的時候，有很多的，我們暫且說是「坑洞」吧。這裡有個現實是，男性的性表達，或者是男性的性，都相當頻繁地出現在文學、政治、日常生活中。她到底怎麼跟這種語言環境相處？她有沒有自己的語言？
〈性意思史〉寫主角路易成長過程。大學時，女孩們嘰嘰喳喳爭論，不確定愛液到底叫什麼。下體的水，興奮的水，珍珠搗碎一樣的水。愛液的名字，俗氣像壯陽藥。愛液愛意，難道有愛時才分泌嗎。
路易也曾目睹表妹因口語表達不清，說出「我的下面好癢」遭長輩痛打。我的下面，到底是哪裡呢？下面的裡面，外面，左邊與右邊，又通往何處？我們如何才能逃離這種語言的電擊鐵絲網？（延伸閱讀：專訪現代婦女基金會：女生的性語言很少，連說爽都很困難，怎麼說被侵害？）
藉細緻敘事，她談語言如何限制了我們對性的認識。當「我的下面不可言」，少女遇險，從踏出語言沒幾步就跌倒開始。
而這種女性集體失語的境況，平日或許不被注意，一旦遇到令人受傷的性經驗──騙砲、誘姦、情緒勒索得來的性──我們甚至不知如何描述。在「性侵」與「合意」的灰色地帶，是否因為此種集體失語，致使許多人被遠遠拋下了？（延伸閱讀：他沒有強暴我，但我不會說那是合意性交）
張亦絢說，性暴力，並不總是類似我們講「打籃球」那樣，包含了具體的動作性。性暴力從不只是肉眼可視的暴力，「這裡面往往結合各種詐騙、各種心理攻防、各種謀略。」走到真正刻板印象中的「強暴」，已是最後一步。
要描述打籃球或許容易，但我們要怎麼描述心理戰呢。層層試探、恩威並施、言語羞辱、情緒勒索、乃至循循善誘，濃縮到 PTT 文章、爆料公社或臉書留言中，往往簡化成一句「事後想想不對勁」，卻沒人看見事前──那一套完整羅織行動與語言的精密陷阱。
用張亦絢在〈羅莉塔，不羅莉塔〉的話來說，身體侵犯，是殺身體，但如果誘姦者諄諄教誨、循循善誘我爬上他的床，則更像是場「殺靈魂的現場直播」。這種幽微的性暴力，消滅的不只是身體，更是生而為人的主體性。（延伸閱讀：性別暴力，是歧視與權力交織的產物）
「從一個經驗跋涉到一個字，要經過很多年」我們如何拿回語言？
她想起高中當班長，如果同學遇到性騷擾，她要負責通報。「在這過程中，我觀察到每一個女孩，在面對性暴力的時候，她可以說到什麼程度，是有很大差異的。」
兩個例子。一個女孩說公車上被騷擾，起初她口氣訕笑，好像講笑話一樣，但笑著笑著，就大哭出來了。「那個笑，是被硬撐起來的。她其實整個人慌張到有些崩潰。」而另一個女孩，卻在被摸屁股的時候，直接大叫「色狼敢摸我屁股！」
她曾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推薦序，提到倖存者的「語言時差」。從事件發生，到你終於確認發生了什麼，往往歷經千山萬水：「這番語言馬拉松，思琪是從鳴槍時的驚慌始，一路等比加速──儘管此番衝刺，我們讀來心酸。但這並非脫離現實的智商跳表，毋寧說是絕境逼出的才智狂飆。」
每個人的個體差異，體現在回應策略的不同。這故事並不是說，我們只能鼓勵所有人都成為第二個女孩。而是我們的教育、我們的語言發展，能否協助我們，看見更多個人脈絡，讓不同性格樣貌的倖存者，都能被接住。（延伸閱讀：張亦絢讀《寬宥之南》：明白何謂喪失人性，而更堅持守護人性）
1.教育之外，也要將資訊整合成知識
「性別教育使台灣和過去相比，更往平權走。這是已觀察到的『成績』。而如果要接住更多人，更根本的是，讓人不要變成加害者。當然這不只性別教育，也關乎人格成長、文化環境。」面對這樣的狀況，還有哪些解方？她想了想。或許，首先是將資訊整合成知識。
「我有一次花很長的時間跟一個女生解釋，什麼叫做『誘惑者』。她很驚訝。」
「不是強暴犯，而是誘惑者？」
「對。當社會連誘惑者這個概念都沒有、甚至是去性化的，」就不容易繼續往下討論。
這也關乎如何整合「性訊息」的問題。有一些訊息，要正式化，才會發展成知識。當訊息是零散的，要成為知識，就還有距離。可是在性這塊上面，資訊經驗還是遠遠不夠的。
2.發展出我們的「性語言」：能跟人互動的語言
「再來，我們要發展能跟人互動的語言。不光是性詞彙夠多，還要有可能是（我：「有效嗎？」）『有效』或許是個功利的講法，或者說有『互動』吧。」發展出一套能與社會互動的語言。
透過教育與故事，我們承接住更多的人。就像當過班長的亦絢說，在同學的故事裡，「我感受到訴說與聆聽，是有各種可能性的。」
後記：儘管戰爭還沒有名字，你也不會永遠孤獨
「那個世界很新，許多東西都還沒取名，提及時，還得用手指去指。」──《百年孤寂》
亦絢說，這本小說，寫給所有少女時期，仍存疑惑未解的人。而那所謂少女，不只是已從童年長大、或來不及長大的男孩女孩。也包括認為自己是少女的男孩。也包括困惑於為何他不是少女的男人。只要你曾對性心存疑惑，這本書，都是給你的。
屬於我們的戰爭，尚且沒有名字。在歷史上，從未有人曾試圖大規模地替它們命名。我們始終相信，只要有人願意說出經驗，就不會永遠孤獨。撰寫這篇專訪的時候，腦海閃過無數名字，像點點星光。這篇小小的專訪也送給你們，暫且充當定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