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推翻羅訴韋德案，墮胎權為何重要？如果主張「愛護生命」，可以問自己四個問題
1969 年，一位已經生了兩胎的德州婦女珍．羅（Jane Roe）再度懷孕。她不想要這個孩子，但德州法律規定「只有危及孕婦生命時才可以墮胎」。她尋求密醫的幫助，但這家密醫已經被查獲而關閉。
逼不得已之下，她向德州地方檢察官亨利．韋德（Henry Wade）提起告訴。這個案子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最後在 1973 年，法官們投票認定德州的法律違憲。
這就是著名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
圖片｜紀錄片《又稱珍羅》劇照
羅訴韋德案被視為婦女自主權的里程碑，因為最高法院的判決，認可了婦女在生育這件事上，依然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
在最高法院的意見書裡，將孕程分為三個階段：前三個月，各州政府不得以任何法律管制墮胎；三到六個月，州政府可以管制墮胎，但只可以基於婦女的健康而非胎兒的權利；六個月以後，胎兒已經有了獨立於母體存活的能力，各州政府才可以在不損害母體健康的情況下，管制墮胎。
這個判例說明了，女人不只是母親、不只是胎兒的載體，在懷孕的過程中，她可能太晚發現、猶豫不決，因為個人意願、心智成熟、伴侶配合度、經濟條件等原因而中止孕程。而這些可能性都是被尊重的。判例試圖在婦女對身體的掌控、對人生的抉擇，以及胎兒作為未來的一條生命之間，做出平衡。
而從原告珍・羅的故事裡，我們更可以看見，如果婦女實在無力承擔一條新生命，嚴厲的法律並不會嚇阻她中止妊娠的舉動，只會逼使她採取可能傷害身體、甚至殞命的行為。
圖片｜紀錄片《又稱珍羅》劇照
羅訴韋德案的推翻，為何讓人痛心？
將近 20 年後，最高法院在計劃生育聯合會訴凱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取消了羅訴韋德案中三階段的分期，將婦女可以自由意志墮胎的期限寬限到 24 週（六個月）。因為胎兒在 6 個月之前必須依賴母親才能生存，此時應該以母親的意志為優先。
正因如此，2022 年 6 月 24 日美國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訴傑克森婦女健康組織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的決議中，一舉推翻了前兩案才如此令人震驚。這個決議使得「是否禁止墮胎」的權力被交回各州州政府的手上。這在非常看重前例的美國法律體系來說，是一件非常少見、也因而格外讓人震撼的決議。
圖片｜達志影像／美聯社
羅訴韋德案的推翻讓人痛心，因為它顯示出一個以民主立國的國家，卻認為它的憲法不保障女性身體的自由。一部以人權為基礎的憲法，卻宣稱女性墮胎的權益並不被納入其中。
最高法院的決議，不只在理念上傷害了美國、乃至世界的婦女，在實務上，我們也都明白需要墮胎的婦女在未來必須面對什麼：已經有 13 個州設立了「觸發法令」，一旦羅訴韋德案被推翻，新的墮胎法令將會立刻生效。
還有 9 個州依舊保有 1973 年以前的墮胎法令，羅訴韋德案被推翻之後，這些將近 50 年前對母職的想像、對女體的箝制又立刻合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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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切膚之痛，不該是玩弄法令的手段
不僅有法令的虎視眈眈，這場最高法院的判例，原本就是許多人有意為之。阿拉巴馬州早在 2019 年就制訂了「心跳法案」，規定胎兒滿六週之後因「有了心跳」，除非會對母體健康產生致命影響，否則即使是受到侵害導致的懷孕，也不得墮胎。2021 年的德州、2022 年的愛荷華州也依此相繼立法。
六週是什麼概念？是月經晚來兩週，就不能再墮胎的意思。然而很多女性的經期未必每個月都準確，週期也未必一致，這顯示出立法者對女體的無知。
他們無知的除了女體，還有醫學。心跳法案的規定很扣人心弦，因為他們認為胎兒六週就有心跳，既然有心跳就算是一條生命。然而美國婦產科總會早就出來說明，六週的胚胎根本還沒有心臟，測到的跳動並不是心跳。但這一點也沒影響反墮胎派的自我感動。
而在阿拉巴馬州立法的當下，輿論就已經指出，該法不合理的規定「連受到侵害都不能墮胎」，其目的並不是要通過這項法律，州政府其實是透過讓人無法忍受的嚴苛法條逼使反對方上訴，最終達到使最高法院重新討論，進而推翻羅訴韋德案的結果。
圖片｜達志影像／美聯社
川普任內恰逢替補幾位過世、退休大法官的機會，在保守派眼中，逐漸佔優勢的大法官分布，正是一個奪回墮胎權的天賜良機。
在這些人眼中，婦女墮胎必須承受的身心壓力、受到性暴力乃至懷孕致使的巨變和煎熬，都是他們輕易玩弄於指掌、渲染於文字的手段。
他們不在乎光是提出「受暴也不得墮胎」這幾個字，可能就已經傷害了多少曾經遭受侵害的婦女。他們也不在乎，以極端的法律逼使重新釋憲的過程中對婦女的處境、感受、社會的氛圍造成什麼影響。他們想要的，是拿回界定生命、評斷價值、掌控女體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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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法案的荒謬，離台灣人並不遙遠
美國婦女即將面臨的處境，台灣人並不陌生。2019 年，有團體提出 8 週後禁止墮胎的公投提案。當時衛福部陳時中部長邀請醫師和婦女代表座談，並說出「又不是公投的人要生」這句大快人心的話。最終這個提案經由中選會舉辦聽證之後駁回。
羅訴韋德案推翻的新聞傳到臺灣，也引發了不同迴響。支持限制墮胎一方常見的說法是：難道想讓女人「不負責任亂玩然後墮胎嗎」？真的想要墮胎難道不能去其他民主州嗎？
這樣的說法預設了所有的女性，都具備一定程度的性教育知識、對性行為過程的掌控權、以及一定程度的經濟能力。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早在 2017 年，川普簽署一項命令，禁止聯邦政府提供資金給支持墮胎的國外非政府組織時，輿論就已經指出：「世界上各個支持墮胎計畫的組織提供服務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求助無門的低收入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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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婦女不一定具有充足的避孕措施和避孕產品，社經地位較低的情況下，往往也在關係中處於被動地位。當丈夫或男伴堅決不願意採取避孕措施時，她們往往必須獨力承擔生養孩子的健康風險和經濟壓力。因此墮胎成為了她們「不幸中獎」之後的最後自救手段。
在美國境內同樣存在一部分，經濟能力無法負擔跨州就醫的女性，她們的權益又該由誰來保障呢？
在這些現身說法的案例裡，我們會發現「不負責任亂玩」的通常不是女性，但女性卻必須要承受墮胎隨之而來的健康風險和心理壓力。且不說任何一種墮胎方式都存在的可能致死或不孕的風險，臺灣的都市傳說「嬰靈」，更如影隨形使曾經墮胎或擔憂懷孕的婦女備受煎熬。
更進一步要討論的是，如果我們預設了這些必須墮胎的女性都是「不負責任亂玩」，那為什麼我們又同時相信她們已經做好準備，承擔養育、教養一個孩子的母職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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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墮胎的限制，預設了需要墮胎的女性都是對身體、對生命不能負責的無行為能力人。認為她們既沒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慾，又不能為情慾的結果擔責，而且還不能意識到「殺生」的殘忍和痛苦，又不能在跟醫師充分溝通，理解墮胎風險後做出理性的決定。
因此才必須要基於健康和負責的態度，為女性的墮胎行為處處設限。
然而，這樣一個無行為能力人，一旦瓜熟蒂落，又被期待要成長為一個合格的母親：耐操勞、有愛心、善教化，為國家培育未來的棟樑。試問這樣矛盾的期待，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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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充足性教育、孕期婦女工作權的保障開始
誠然，要把一個受孕著床、眼見會成為生命的胎兒處理掉，是一個光聽就覺得殘酷的行為。但我相信，任何一位接受過或必須接受墮胎手術的婦女，心裡的煎熬一定超過旁觀者百倍。如果支持生命派真的愛護、尊重胎兒的存活權益，或許可以由此開始：
- 我們是否為青少年提供充足的性教育和避孕知識，讓他們在還沒準備好做父母前，可以避免製造出，必須被終止妊娠的無辜小生命？
- 我們是否願意一起提倡孕期婦女的工作權益、改善職場環境和社會氛圍，讓職場媽媽不必承擔母職懲罰？
- 我們能不能一起推動「父職」的概念，讓育齡婦女感受到，即使她必須在孕期承擔許多身心壓力，但生下孩子之後，她將會得到充分的支援，孩子也會得到雙親充足的關懷？
- 我們有沒有建立起合理的福利和認養機制，讓無力扶養的婦女有管道送養她的孩子，那麼即使她依然必須承受懷孕生產之苦，她還是願意讓這個孩子活下來？
如果上述這些議題，我們都願意為之奮鬥，那麼，我們才真正配得上稱作「愛護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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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訴韋德案的推翻，也許是對話的開始
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後，許多人懷念過世的女性主義象徵、大法官露絲・貝德・金斯伯格（RBG）。她在世的時候，因為年事已高又身患癌症，有些人建議她應該在歐巴馬任內退休，以免下一任總統上任後會提拔保守派的法官。她拒絕了。當時她並沒有說明理由。
在此時此刻，公然宣稱墮胎不道德的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Vivian Coney Barrett）取代金斯伯格之後，當年人們擔憂的原因成為現實。我卻更願意用金斯伯格的一段話來回應這個時代：
「我不認為我們會再走上老路——當你想到這個世界已經有了多麼大的改變、女人已經做到了多少事。我進入法學院時，全美的女律師少於 3%，現在女律師佔了一半。我在大學和法學院裡從來沒遇過女老師。改變是無比巨大的，我們的進展已經多到沒辦法再回頭了。」
我不認為我們會再走上老路——當你想到這個世界已經有了多麼大的改變、女人已經做到了多少事。
大法官 露絲貝德金斯伯格（R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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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訴韋德案就像香檳酒的軟木塞，把塞子拔掉，氣體才能噴湧出來。把限制解開之後，我們反而有機會看見有這麼多歧出的意見，這麼多的誤解和定見。那麼，我們也許才有機會重新對話和溝通，弭平那些曾經被法案和決議遮擋住的陰影和裂縫。
而我們也許也有機會看見，這五十年來世界的變化，也許已經遠超當年立法者的認知，對於女性的自主和生命的尊重，其實早蔓生出許多更溫暖的看法和可能性。
溝通也許從來就不只是為了那些與你的立場截然相反的人，你想要打動的，其實是那些沒有想過、有些誤會、有些侷限、以為與我無關的，站在中間的人。這篇文章就是基於這樣的立場寫出來的。
我願意相信，更多的女性個體化差異的揭露、更多觸動人心的故事、更仔細的辨析和論述，終究能指向更多理解，和一個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