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烏龍檔案：高院法官違反直接審理原則的兩種典型
在刑事審判過程中，法官為了調查證據（物）發現真實，刑事訴訟法明定應本於直接審理原則及言詞審理原則，透過證據調查、辯論等法定程序，以形成被告是否有罪之心證，承審法官不可美其名為「自由心證」而專擅恣意率斷。這可以說是職司刑事審判法官的「基本功」─也可說是SOP。
很可惜的，審判實務上，法官明顯違反直接審理原則及言詞審理原則，不止專擅恣意率斷論罪（或無罪）案例的「數量」，堪稱嚇人，連二審資深法官也有不少違法審判案例，更令人瞠目結舌。
據筆者檢索司法院公布的裁判資料查悉，大部分案例，純粹是承審法官怠忽審判職責，可說是「偷吃步型」或「怠忽偷懶型」，不過，也有少部分案例，是承審法官「雞婆多事」而屬於「畫蛇添足型」。以下，筆者擬檢具2件案例評述。
壹：「雞婆多事」的「畫蛇添足型」：
高院審判長陳世宗（受命法官林呈樵）逕行援引檢察官未列的證據為論罪依據，既是「突襲裁判」，又是「雞婆多事」、「畫蛇添足」。
陳世宗、林呈樵誤判的案例是鄭兆穎違反槍砲案。
鄭兆穎是天道盟成員，民國110年8月間，警方據秘密證人A1、A2的檢舉發動搜索，在淡水、北投等處，搜出衝鋒槍、手槍等長短槍支24支、子彈1200顆，及K他命毒品40包、咖啡包969包、喵喵14.33公斤。
據警方破案公布的照片顯示，鄭兆穎所私藏的槍彈質量及火力，堪稱是「軍火庫」。
本案士林地院審判長錢衍蓁（受命法官彭凱璐）於111年5月依非法持有槍砲彈藥罪，累犯，處4年10月有期徒刑，併科罰金新台幣1百萬元。檢察官以量刑過輕為由上訴，但高院審判長陳世宗（受命法官林呈樵）於111年9月29日判決上訴駁回。被告不服上訴，最高法院審判長蔡彩貞於同年12月28日撤銷發回更審（111年台上5248號）。
綜觀最高法院指摘意旨，可以發現，陳世宗、林呈樵的審判至少有以下3項離譜可議違誤。
首先，A1、A2的檢舉警詢筆錄，檢察官並未列為證據清單，未經合法調查，竟逕列為判罪及不符自首要件的證據，既屬於「突襲裁判」，又屬於「雞婆多事」的「畫蛇添足」。
卷證顯示，A1、A2的檢舉警詢筆錄，檢察官是放在聲請搜索票的他字卷內，並未列為起訴書、併辦意旨書的證據清單，在一審及高院歷次準備及審理程序，法官也均未踐行提示、宣讀或告以要旨等調查證據程序，可說是完全未經合法調查的「證據」─甚至連證據資格都沒有。
以上A1、A2的檢舉警詢筆錄，一審承審法官並未採為論罪依據，高院審判長陳世宗（受命法官林呈樵）逕採為論罪及自首不符要件的證據，很顯然的，是屬於「突襲裁判」，因此，最高法院就法論法的指摘其違法為「與直接審理及言詞辯論之程序有違」。
不過，依筆者的說法，以上違誤，根本是受命法官林呈樵在草擬裁判書稿時，先是複製、概括承受一審的審判違誤，之後，卻「雞婆多事」的添加關於A1、A2的檢舉警詢筆錄部分，誠屬「畫蛇添足」。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A1、A2的檢舉警詢筆錄，檢察官並未舉為證據，一審法官也未援引為論罪證據，只是傳訊承辦員警到庭作證，警方、檢察官及一審法官的一致作法，其目的很明顯，那就是故意保護秘密證人的安全，畢竟被告是擁有強大軍火的幫派人士，既然其他人證物證已足以證明被告的犯行，又何必冒著秘密證人公開化的危險，置秘密證人於險境？
至於陳世宗的疏誤，筆者認為，一方面，他原本就是「司法內部人」眾所週知的「混仙」，不論辦案品質或敬業態度，風評均不佳，高院院院長李彥文竟敢讓他當審判長，膽子有夠大！另方面，是他於111年底即將退休，根本無心於審判，因此，他怠於實質評議、審閱裁判書稿，當個「甩章審判長」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是量刑過輕，判至法定最低刑以下，是否有濫用裁量權之虞？
本案警方查扣槍彈的數量龐大，堪稱是「軍火庫」，而且，同時查扣數量頗多的二、三級毒品，亦屬於「槍毒合流」的重大危害社會治安案件。
因此，筆者認為，即使被告另涉持槍恐嚇案在本案中罪證不足，無法成立意圖供犯罪之用持有槍彈之重罪（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一、二審要適用刑責較輕的非法持有槍彈罪（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論處，且援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之減輕其刑規定（因被告自白且主動供出槍彈毒藏放位置，並查獲另案被告王盛弘非法私藏槍彈案），審酌被告曾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前科，構成累犯，量刑也不能低至法定最低刑以下的4年10月吧？
首先，考量被告之所以自白供出槍彈毒的位置，是在警方出示搜索票之後，顯然是兵臨城下了，即使被告不自白，警方在掌握內線情報情況下，應當不致於如一、二審判決所說的「苟非其主動向警方供出扣案槍彈、毒品藏放位置，本案實難順利查獲…」吧？
簡言之，筆者認為，被告的這份自白，對於警方的破案查扣槍彈毒並追出另案被告而言，幫助實在有限，一、二審法官的減輕其刑，實在是減得太多了。
更可況，再考慮被告曾有前科，構成累犯，得加重其刑，一加一減之後，一、二審法官的量刑也不該低至法定最低刑以下吧？
以上「一、二審判被告至法定最低刑以下，是否有濫用裁量權之虞？」的質疑，純屬筆者檢閱歷審判決之後的感慨，本案因高檢檢察官並未繼續上訴爭執量刑過輕（到庭執行職務檢察官朱婉綺、陳姿雯是否怠職亦有可議，不過，並非本文重點，不贅述），因此，最高法院對於這部分並未著墨。
最後，是算數太差，關於一百萬元新台幣罰金易刑部分，一審算錯，高院照抄維持，也很離譜。不過，這種基本加減乘除的算術問題，筆者就不贅述了。
貳：「偷吃步型」或「怠忽偷懶型」：
審判長黃斯偉、受命法官黎惠萍未再行勘驗，即逕行推翻一審勘驗結論，以突襲裁判方式作相異的認定，違反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原則。
黃斯偉、黎惠萍所判的沈＊江傷害案，案情很簡單，被告沈＊江因拆屋還地糾紛，於109年1月7日下午1時前往國防部陳情抗議，經中校政治參謀官王傳寧及承辦人黃倜智出面溝通，協調過程中，沈＊江先後以「幹你娘」等語辱罵（這部分未提告訴），王傳寧又因強行奪走沈＊江手中的保溫壺，而與沈＊江發生拉扯，王傳寧因此左側腕扭傷，提出傷害告訴。
本案訴訟中，雙方各執一詞，王傳寧堅稱，他是「為避免沈＊江用保溫壺攻擊同事，為保護同事，才上前拿下水瓶」，沈＊江則辯稱，他只是一再要求王傳寧返還保溫壺，並無拉扯傷害故意。
綜觀最高法院指摘意旨，可以發現，黃斯偉、黎惠萍的審判有以下2項離譜可議之處。
首先，就這麼簡單案情的傷害告訴案，審判結果卻是令人瞠目結舌，同一案發現場監視錄影帶的勘驗證據，竟然出現3種認定結論：一是台北地院簡易庭同意檢察官的「過失傷害」認定，判處拘役10天；二是台北地院合議庭認定被告符合正當防衛要件，改判無罪；三是高院審判長黃斯偉（受命法官黎惠萍）認定「故意傷害」，改依傷害罪判處拘役30日；至於最高法院審判長段景榕於111年11月23日的撤銷發回更審，筆者觀其意旨，似乎較傾向「符合正當防衛」見解（參見111年台上字第第3994號判決）。
本案究竟應如何論斷，筆者無意置喙，筆者關注的焦點是：高院審判長黃斯偉、受命法官黎惠萍竟然未依法定程序再行勘驗，即逕行推翻一審的勘驗結論，改採完全相反的認定，再據以撤銷台北地院合議庭的無罪判決，改依傷害罪判處拘役30日。
筆者認為，黃斯偉、黎惠萍判決違誤，是小案件大違法，純屬敬業態度不足的「偷吃步型」或「怠忽偷懶型」。其審理調查證據程序，顯然違反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原則，其審判結果也是罔顧被告辯護權的突襲裁判。
其次，黃斯偉、黎惠萍的採證，不止偏聽告訴人王傳寧的「片面臆測證詞」，即認定被告有攻擊之不法行為，更罔顧被告維護其保溫瓶之持有權利，未詳敘理由，即遽認被告確有傷害告訴人王傳寧的故意，如此恣意的偏聽率斷，最高法院的指摘雖然著墨不多（或許黃斯偉現已是最高法院同事了，方才客氣委婉些），但是，其具體指摘黃斯偉、黎惠萍的採證是「割裂證據，分別單獨觀察判斷，判決不敘明理由」，譴責的語氣已是相當嚴厲了。
黃斯偉的裁判品質，筆者去年11月曾有評論，當時因黃斯偉甫調任最高法院法官2個月，筆者只是質疑黃斯偉是在當「甩章審判長」，並未嚴詞苛責，而將離譜誤判的責任聚焦於受命法官郭豫珍，如今再看本案之離譜態樣，筆者不得不懷疑黃斯偉的敬業態度與裁判品質是否堪慮了。
※作者為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