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起》和《做工的人電影版》是上半年國片市場受到各界矚目的作品。電影類型固然不同，卻存在著幾乎一致的致命盲點，即創作者欠缺足夠的膽識去處理現實。我們常常羨慕韓國影視作品多麼好，問題難道只差在技術和演員嗎？
2023上半年有兩部國片在市場上表現不俗，一是《做工的人電影版》，二是《疫起》。兩部片都是群戲，意即主角並非個人，而是一群人，且都刻畫著一種職業（工地勞工和醫護人員）的現實生活。這類戲劇作品的好處在於，讓觀眾得以走進截然不同的職場世界，去看待不同人的生命處境。
《做工的人電影版》當中，工人忙著在工地打拚，把自己弄得髒兮兮，連兒子都為自己父親的工作感到羞恥；《疫起》裡頭，站在抗煞（SARS）第一線的醫護人員面臨染疫壓力，卻不被允許離開院區。幾乎所有觀眾都能對這樣的劇情產生共鳴，感嘆自己似乎從未站在他們的立場去思考，進而在走出戲院時說出一句「原來做這份工作這麼不容易呀，過去真沒想到」的感嘆。
《做工的人》裡沒有移工和建商，能相信嗎？
但現實的工人和醫護人員，真的如同劇中所呈現的嗎？這不是創作者真正在意的事。這麼說並不是因為編導不負責任，而是當你敘述的對象是一個「集體」時，當然就會清楚知道，無論你怎麼拍都不可能滿足所有人。所以與其糾結個別的工人或醫護人員是否同意故事的敘述、角色的描繪，還不如著重創作者自己怎麼去看待這些人物。
換句話說，觀眾其實都是從編劇與導演的眼睛去理解故事，也就意味著作品本身會放入了創作者本身的價值觀。
有時候還有一些其它因素會影響作品的呈現，而這往往與資金來源有關。
例如《做工的人電影版》在新聞稿便公開指出電影獲得了「台中市政府的建設局、交通局、警察局、經發局、水利局、公捷處、中捷公司、新聞局」等局處部門的支持，而且拍攝地點還在工地實景。
因此我們幾乎可以推斷這部作品不可能出現對政府、建商任何負面的描繪，甚至連移工也不可能拍到，因為大部分人都知道，許多台灣移工是非法居留。這在去年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九槍》（2022）中就有清楚的解釋。
《做工的人電影版》確實也淡化了任何造成勞工生活不幸的源頭，戲劇衝突來自同樣社會階層不高的騙徒與底層勞工之間。至於移工自然也都沒有現身，這就相當於以紐約為背景的《六人行》（Friends），卻幾乎沒幾個黑人角色一樣超乎現實。
當然，許多人可以提出反對意見：這部片本來就是喜劇片，不是肯．洛區（Ken Loach）那種社會寫實片，不宜苛責。這個說法我即使不能完全買單，至少還能聽得進去。
《疫起》作為社會寫實片，醫護人員的遭遇是事實嗎？
但《疫起》是以2003年的和平醫院封院事件為背景，題材上夠寫實了吧？這部片做得又如何呢？
作品的編劇劉存菡原先是護理師，而導演林君陽則曾執導影集《我們與惡的距離》（2019）和《茶金》（2021），並得過金鐘獎。可以看出，這部《疫起》的野心不亞於拍攝1950年代的《茶金》，因為現在還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是少數，即使在歷史還原與語言上有不精確，也不見得會被放大檢視。
但2003年距今不過20年，隨便什麼人都能挑出毛病，可說更加吃力難討好。
在林君陽的操盤與金獎製作陣容加持之下，作品整體的製作水平確實極高，至少不會讓觀眾因為技術的表現而有出戲的感受，演員表現也堪稱整齊。只是作品的致命問題卻與《做工的人電影版》幾乎相同，即淡化了真正造成問題的人與體制。
就像《做工的人電影版》將角色的苦難歸咎於同樣的社會階層，《疫起》也將主要角色面臨的不幸怪罪在自己人身上。片中一場關鍵戲，曾敬驊飾演的熱血護理師安泰河被發現曾經接觸過疑似染疫的病患，護理長與一旁的護理師立刻翻臉不認人，要他去另一棟隔離。這倒還好，導演針對角色的特寫和配樂的煽動，像是安泰河被眾人推入火坑，而其他護理師則露出怕死得要命、不惜出賣同事的嘴臉。實習醫生李心妍更在這個緊張局面出頭保護男友安泰河，指稱他身體健康無虞，不需要隔離。
對於剛剛經歷COVID-19的我來說，著實感到不解。如果疑似接觸感染者，被送去隔離本是天經地義，加上當時病毒才剛開始擴散，大家對它的性質並不熟悉。而且在場護理師就算自己不要命，也總是要為家人著想。導演在此時將安泰河視為受害者，將支持送他去隔離的護理師視為某種無情的施暴者，實在是太不可思議。
驚人的還在後頭，身在院中的醫護人員因為不堪長期工作，又不知外界資訊，還得面臨生死危機，所以選擇罷工。這當然也是事態合理的發展，也是當年和平醫院的真實狀況。不過編導卻安排了李心妍大聲疾呼的戲，像是在質疑這群罷工的醫護人員太自私，不願意為救人奉獻多做出一點努力。這也實在太過一廂情願，把醫護工作太過浪漫化。
浪漫化的另一例證，在於強調安泰河的夢想是在未來投入國際志工性質的醫療服務，後來也獲得李心妍的認同與跟隨。而本片主角夏正歷經一切劫難之後所獲得的「角色成長」，則是不顧自己的妻女投入醫療前線，甚至冒著染疫風險在手術中帥氣地拿掉護目鏡執刀。這些設定再再顯示了，在本片編劇劉存菡與導演林君陽眼中，一個好的醫護人員應該是一個不顧己私的「聖人」。
問題都相同：刻意忽略了真正的反派
看完本片，相信沒有人會懷疑這些人物的情操真的很偉大。但也別忘了，那些不願意站出來的醫護人員，卻似乎被放入了故事的反派區。請問這是一個公平的刻畫嗎？當我看到片末的字卡顯示這部片獻給前線的醫護人員時，實在感到非常諷刺，因為我相信大多數醫護人員大概都未能達到本片編導所設立的聖人標準。
故事真正的反派到底是誰？
是當時反應失當的中央或地方政府官僚、刻意封鎖消息的醫療高層等「上層人」，只是這些角度在《疫起》當中卻被略過不提。至於原因為何，了解過兩年前的前副總統陳建仁與前台北市長馬英九的隔空嗆聲，大概就能理解。
當時馬英九認為和平醫院封院的決策是民進黨執政時期的中央下令，而陳建仁則反指是馬英九市府要負起責任。究竟誰說的才是真相已經不是重點，因為從雙方各說各話看來，已經能知道不同政黨支持者心中自有一把尺，誰也不會讓誰。編導如果要在片中進行政治層面的刻畫，也會擔心冒犯一方立場，大概也是因此決定兩方都不得罪，聚焦在醫院內部風波本身。但這個創作抉擇，卻也明顯讓人感到避重就輕，避開重的（掌權者）、挑輕的（支持罷工的醫護人員）下手。
許多人總是在說韓國影視作品如何高標，說台灣如何比不上。但其實台灣在各方面的技術表現上都已經有很高水準，就是劇本仍然跟不上。
這或許跟編劇技巧無關，有時候是創作者有沒有足夠膽識的問題。
眾所皆知的，韓國人總是敢對政府權力機構、財閥作出嚴厲的批判，最近甚至連最危險的邪教問題也敢公開挑戰。但是台灣的影視作品卻總是選擇繞道而行，只敢打安全牌。
我想如果真的因為種種不能說的原因不能碰也罷，但至少不要拍成「內耗」。在職場上遭受欺壓的勞工真正要應付的「對手」，絕對不是與自己同樣階層的人或同僚，而是決策者或整個不良的社會體制。
影視圈內人都知道，在台灣總是能將這個命題處理得好的，往往都是無懼的紀錄片工作者，所以當我們說台灣紀錄片遠遠比劇情片好看時，其實有另一個意思：那就是我們在這些佯稱拍攝真實的劇情片當中根本看不見真正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