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是神3】社會體制問題難反映　社工倫理界線成個人難題

我們走進政大校園，採訪社工所博士班的楊蕙如，她說：「社工有倫理守則，那是不能踩的底線，但實務上很複雜，你和個案的生活融合到什麼程度，才覺得舒服？若雙方太超過，都會有問題。」40歲的她二度暫離社工圈，回學校「補血」，17年的社工經驗讓她對「界線」頗有感觸。

楊蕙如回憶起多年前的個案，有個認真賺錢的爸爸，媽媽卻常離家賭博，媽媽一不在，爸爸就崩潰酗酒，最後被公司開除，也無法照顧一歲小孩，只能把小孩託給社工短暫寄養。但3個月後，爸爸找到工作，媽媽也回來了，2人就手牽手來要回孩子。同樣情形重覆無數次，為穩定孩子生活，她建議爸爸把孩子出養（讓別人收養），爸爸一直猶豫掙扎，「那陣子，我每天帶出養表格，期待他簽字，有時他call我去小吃攤吃飯喝酒，有時他在卡拉OK喝醉，把我叫去說要簽字，人到了又不簽。進出這些場所我也會擔心，但我不想放過任何機會。」

一晚，媽媽又跑掉，爸爸喝醉打電話給她，叫她把小孩帶走，但仍不願簽字出養，「我很生氣，跟他理論，他說要帶小孩去跳橋，然後把酒瓶砸碎、割腕，我跟小孩都嚇壞了。」發生暴力事件，她才能為孩子做緊急安置，但三個月法定期滿，孩子繼續在寄養家庭與原生家庭間流浪。「我知道自己遊走在倫理邊緣，涉入太深，但我還是幫不了小孩和那爸爸，挫折感很強。」這次挫敗，讓當時的她返校進修心理學碩士。

3年後，她再次觸探社工倫理界線。「那孩子讀幼稚園時，我想看看他，想說他大概也忘了我吧，就放心地帶電子錶去跟他玩，玩一玩他忽然說：『我要按什麼鍵，妳才不會再把我帶走？』我當場心碎，原來他記得我，而且對他來說，我去看他就是要帶他走。」她停頓了一下說：「你說我違反專業倫理，對！但這也違反人性啊！」她忍不住苦笑。

倫理界線的設立，除了讓社工與案主不會涉入對方生活太多，也是讓後續接手的社工，不會因為前任社工與案主的依附關係而無法進入。然而，「當孩子的家庭無法支持，他是靠社工阿姨、叔叔支持他長大的，一旦社工離開職位，小孩也會覺得奇怪，『你們怎麼都消失了？』孩子看到我的感覺可能很複雜，難以判斷好壞。時間夠久遠，我才敢說出來，不然那幾年我都覺得自己做錯事，只能默默吞下。」她的涉險越線，也凸顯現有體制的思慮不足。

要怎樣讓他不滅頂，你也不滅頂？能存活下來的祕訣是：確定自己不是拯救者。

面對複雜的社會結構問題，社工往往看到了，也只能默默吞下，無力感日增。然而，倫理仍是一條社工不得不在意的界線，迎曦基金會主任陳怡芬提醒：「如果超過界線，有可能會被告，曾有社工處理家暴案件，卻被個案控告妨害自由。我們不是不關心，而是沒有立基點（法律保障）去關心。」

但作家林立青提出不同觀點，「界線清楚的社工，斷定界線的方式通常很殘忍，當這世界狀況越來越複雜，很多新案例和過去截然不同。比方說，非法移工的存在，本身就遊走在法律邊緣，如果照規範走，社工根本幫不了他們。」王增勇認為，社工必須把他看到的體制問題反映出來，整個結構才有可能調整，「但太多基層社工沒有向上表達的管道，這牽涉到台灣的倡議組織，長期跟基層脫離。」而政府機關為維護形象與績效，也不願社工曝露問題，於是界線的問題，又回到社工身上，成了個人的難題。

我們採訪伊甸基金會專門照顧精神障礙者的活泉之家社工師郭可盼，她認為：「界線像一條繩索，左邊是我們太靠近個案，不想簡單地下結論，然後自己倒了；右邊是變得太行政化，距離個案很遠，很快能下判斷，但我們想找到平衡，可以讓自己活下去，又不變成太行政化的人。」33歲、有8年社工資歷的她語帶哀戚地說：「我看過變得麻木的人，也看過就此消失的人。」

她談起自己服務精障者的經驗，形容他們的情緒如海嘯，若不及時伸手，就會被滅頂，「我一開始很困惑，昨天我們才一起度過一個『很想死』的關卡，怎麼今天又發生了，是我做不好嗎？」後來她明白，不是她的問題，而是精障者的困境，「他每天都在海嘯狀態，要怎樣讓他不滅頂，你也不滅頂？況且孤單寂寞的時刻，通常就在深夜，你要不要接電話？接多久？接幾次？」這些問題，她至今還在拉扯。然而，她認為自己能存活下來的祕訣是：「確定自己不是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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