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多數的弱勢，成為最大的小眾：當代台語文學出版的意義與展望

文字／鄭清鴻（前衛出版社主編）

台語文的「噴射時代」

2020年3月，第一部附有聲朗讀的台語版《小王子》出版後，形成一波始料未及的「台文熱」，並成為當年度的文創現象。緊接著，插畫家阿尼默於同年10月出版台語有聲詩繪本《情批》，同樣成為書市關注焦點，並於翌年拿下波隆那書展拉加茲獎「詩類別」評審優選獎，堪稱台語文作品「出國比賽，光榮倒轉來」的歷史成就。

此後兩年間，台語文出版可謂進入前所未見的「噴射時代」，在2022年出現數次話題高潮：本土創作方面，有胡長松《幻影號的奇航》開創台語文學首度獲得金鼎獎肯定之歷史紀錄，以及呂美親編選之《台語現代小說選》於台北國際書展掀起搶購熱潮；經典台譯方面，適逢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出版百年，譯者劉盈成將喬伊斯名作《都柏林人》譯為台文版，並親赴愛爾蘭舉行發表會。

與此同時，駐愛爾蘭代表處與愛爾蘭三一大學、文化翻譯中心策劃的「翻譯擂台」活動，廣邀各國參賽者將詩人鄭順聰的台語詩〈掠百年的埕過〉譯為英文。今年，則有譯者温若喬將印度詩人泰戈爾《漂鳥集》首度譯為台文版。英國作家珍‧奧斯汀《傲慢與偏見》台文版即將問世。成功大學陳麗君教授推動的「世界文學台讀少年雙語系列」亦持續進行中，

還有更多成果與現象，無法在此一一列舉。然而十年前，在語言人口快速流失的嚴苛現實中，投身台語文運動的人們恐怕還不敢樂觀想像，長期弱勢的台語文、市場邊陲的台文書，竟然在短短十年間能逆勢進入主流通路和媒體的視線中，並在許多領域蔚然成風。

這是許多時機或幸運的偶然，還是「有心拍石，石成穿」的必然？身為台語版《小王子》的編輯，我始終不敢貿然斷言這是可以照樣複製的出版路徑。但在濟濟前輩前仆後繼、點滴積累的運動成果之上，我認為，或許可以抱持一種穩健堅持的信心與漸進嘗試的態度，對台語文的歷史與現況，以及台語文學目前的出版環境與表現，進行階段性的梳理與回顧。

台語的「多數弱勢」困境

台灣經歷數次外來政權統治，本地原住民與不同族群背景的歷次移民，成為今日多元語言文化的根基。然而，台灣歷史上兩次「國語政策」（戰前日語、戰後華語）對於本土語言全面的壓抑與分化，使得台灣各個族群都面對嚴重的語言流失危機，台語的狀況又尤其特別。

例如，台語往往被認為是「使用人口僅次於華語」的強勢本土語言。但行政院2020年的人口及住宅普查結果顯示，66.37%的台灣民眾都以國語（華語）作為主要使用語言，6至14歲以台語為主的使用者已經不到10%，其他弱勢的本土語言甚至低於0.5%。這個數據，無異打破許多人認為「台語使用人口僅次於華語」而安於現狀、「在家學就好」的幻想。

此外，儘管台語使用人口還有一定比例，但大半並不具備完整健全的聽說讀寫能力，甚至多數台語使用者因為教育體制對本土語文向來的排除與歧視，缺乏對應的語言知識與傳承復振的自覺，成為這場文化復振運動中的缺席者（甚至反對者）。

也因此，研究者施俊州曾以「多數族群的少數論述」來描述台語文運動這種使用人口相較其他本土語言仍多，但關心、論述、實踐者甚少的反差現實，台語文學更是當中的「文化少數」。

「分眾市場」與「台文跨域產業」的出現

如前所述，台語的狀況在本土語言的危機當中，處於一種不上不下的狀態，具體而言，那是一種草根、硬活的底蘊和風景。透過電影、電視、傳統戲曲、流行歌謠等媒介，台語百年的歷史與文化內容確實一直為大眾接收、流傳；但代價是各種姑不而將、委屈將就，以笑果為效果的「華星文」（台語火星文），以及低俗不入流、台語沒有字等等源自國語政策「方言」標籤的負面印象，至今依舊存在。

和這些內容、媒介與形式相比，台語的研究，文學創作與出版，確實無法如此活潑。除了教會系統累積豐富的白話字文獻外，從戰前到戰後，主流場域中有關台語書面化、文化論述、文學創作和出版，幾乎是破碎而斷裂，並極度依靠個人自覺、少數串連而發動的「寧靜革命」。

用現今的說法，作為「文化少數」的當代台語社群，其實就是「小眾」，但它所著眼的目標群體，以「分眾」的角度來理解，卻是「使用人口僅次於華語」的「最大的小眾」，猶待開發。因此，儘管這群「文化少數」內部意見多元，但四十多年來，從海內外民間自發且持續不斷、由下而上的耕耘，都具備相當明確的共同目標與策略。除了包含傳統出版在內的各種文學、文化運動外，更透過鼓吹設立學術單位（如台灣語文相關系所、教育學程），積極參與官方政策的擘畫與遊說（如用字標準化、認證制度、《國家語言發展法》立法、中小學必修本土語言、語言友善補助等），終於將台語文運動推展到全新階段。

其中尤其關鍵的是，在國家補助的支持與學術體制基礎之上，台語文學創作與出版品，得以從過往冷門邊陲的窘境與資源不足的限制中，獲得轉型升級、人才培育與內需擴充的機會，進而在內容、產品與技術層面往主流品味靠近，並在近幾年崛起的「分眾」市場與社群媒體環境中突圍，逐步發揮影響力。

另外，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而成立的「公視台語台」，由於是以國家層級製播影音數位內容，而讓台語能在民間各種內容產業自立摸索、發展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出現「跨域產業鏈」的規模：台語文相關的創作與研究內容，以及土法煉鋼的民間專業，首先為電視台提供重要資源；而電視節目的規格與需求，又進一步促進標準化、數位工具與跨領域專業人力（例如翻譯、配音、演藝、科普）的進化與充實，同步延展、深化了台語出版的內容與技術。可以說，台語文運動百年來破碎的、斷裂的歷史經驗與活動資產，在此時逐漸匯聚整合，形成一道不同於過往的文化水湧。

出版寒冬中的台文熱浪

台語文學創作與出版，目前終於在斷裂的歷史、草根的底氣與民間的努力之中，迎來產官學攜手並進、充滿氣象的燒絡（sio-lō）局面。但幸也不幸的是，面對出版業長年來不甚樂觀的堅凍（kian-tàng）環境，一直屈居邊陲的台語文學創作與出版，未來是否能不依靠補助，以「最大的小眾」為目標，在萎縮的市場當中和其他內容、媒介展開微妙的拉扯與競爭？台語出版有沒有可能是逆勢穩定成長的文化商品，進而培養出具有能動性的讀者？還是必須加倍努力另闢蹊徑、創造近用？目前的市場，又是否能夠支持這樣的努力和願景？

而作為文化復振的「小眾」，台語文運動仍有許多理論與嘗試還在進行，那是一種對體制暴力的洞察警醒，也是一種對民主自由的實踐與追求。但這樣的活力，有沒有辦法撐到（或促成）市場的成熟與讀者的接納？還是台語人口會衰退到不再具有優勢？

我想，這些擔憂，這些預測，最後的答案，都在我們從現在開始，能否多講、多聽、多看、多寫，哪怕只是「gâu-tsá」，哪怕只是「tsia̍h-pá--bu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