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莓也有地下越南老闆，紅線邊緣共生：大湖草莓產業的農民、移工與盤商
《上下游》日前發表「地下越南老闆」重磅調查，揭露沒有合法身份的無證移工，卻能租地、種菜、賣菜，建立地下蔬菜產業鏈，重塑台灣農村權力結構。報導出爐之後，讀者來訊反應：「草莓也有地下越南老闆。」記者前往苗栗大湖「草莓之鄉」訪問當地農民、無證移工與盤商，勾勒此地獨特的「地下越南老闆」經營模式，及無證移工在草莓產業中扮演的角色。（閱讀專題點選這裡）
合法越南看護移工，種草莓技術精湛
與短期葉菜一樣，草莓也是短期就能回收的作物，這種特性讓移工轉向經營端的趨勢不只存在於菜圃，也同樣在草莓園中上演。
大湖草莓農陳志明（化名）因父親年邁，數年前決定返鄉接手家業。在管理一公頃草莓園的過程中，他注意到鄰居聘僱的越南籍看護工「阿化」不僅手腳俐落，種出的草莓更是漂亮。陳志明時常向阿化請教種植技術，農忙時也會請他協助。
阿化以合法身分來台擔任家庭看護，因鄰居長輩需要的照顧較輕，加上他對務農極具天份與興趣，初期便主動下田幫忙，鄰居也按時薪支付農務補貼。隨著技術獲得肯定，阿化逐漸承擔更多工作，實質成為鄰居草莓田的管理主力。
與台灣農民合作分潤，但角色跨越法律紅線
大約一年多前，村裡有一塊一分多的農地釋出。阿化起意承租，便找上陳志明合作，由陳志明出面簽約，兩人面積各半。然而，陳志明原有的草莓園已令他分身乏術，該筆新租地的農務多由阿化主導；阿化在照顧好自己的半邊農地後，還會協助陳志明完成其餘工作。
兩人收成的草莓則一併由陳志明交給盤商。陳志明強調，因為用的是自己的名字，會特別注意農藥的問題。他也與阿化「醜話說在前頭」，如果被驗出違規農業，後果全由阿化承擔。
在這種「掛名承租、實質分潤」的模式下，阿化除了獲取自身收成，還領取李志明支付的勞務工資。從草莓種植規模到非草莓產季的蔬菜輪作，阿化皆擁有實質決策權。雖然其身分合法，但《就業服務法》規定看護工不得額外兼差，阿化的角色已跨越法律紅線，成為地方產業鏈中的「地下老闆」。
全村合聘無證移工，產生情感連結
陳志明指出，越南籍移工展現出極高的農務天賦，除了耐勞、耐日曬，技術掌握也十分迅速。除了像阿化這樣的合法看護斜槓跨入農業，無證移工如「阿杏」與「阿北」也是當地重要的勞動力支柱。兩人穿梭於村落間，今日協助 A 家採收、明日幫 B 家除葉，宛如全村「合聘」的員工，甚至連地方民代也是雇主。村民看重他們的勤勞與順從，多半抱持著「能幫就幫」的心態。
這種「幫助」背後，也跨越了純粹的勞資需求。陳志明觀察到，即便在草莓季結束後的農閒時期，農民仍會刻意「生出」工作讓他們維持收入。也有農民選擇不支付工資，而是將整片竹林交由兩人管理，採收桂竹筍的收入則全歸兩人所有；由於當地設有加工廠，一個筍季下來，往往能為他們帶來上萬元的收益。
在嚴肅的違法僱用問題背後，還隱藏著移工對家鄉的情感寄託。陳志明憶及，曾看見阿北在田間工作時，身旁不斷傳來孩童嬉笑聲，走近才發現他正透過手機視訊，「聽」著家鄉孩子的生活點滴，「陪」他們成長。這一幕讓李志明深受觸動，也更堅定了他協助這些移工在異鄉站穩腳步的念頭。
無證移工：「我們來幫台灣工作，並未做壞事」
談及離開原聘僱場域的原因，阿杏透露，她來台後的頭三年是在洗衣廠度過，但那裡的勞動環境讓她感到極度壓抑且受束縛，「壓力真的非常大，所以我才出來外面，讓身心比較輕鬆自在。」阿北也補充，來台初衷就是為了賺錢，但工廠薪資有限且固定，難以支應家計，最終選擇離開。
雖然在法律定義上，他們是失去合法工作身分的無證移工，但這種生活模式帶來的「自主權」是他們最珍視的財富：這裡不用被層層扣款，且能自由選擇工作項目。
「我們是來幫台灣工作的，並未做壞事，」他們誠懇地表達心聲，希望能待得久一點，多賺點錢寄回越南養家。在他們的邏輯中，這是一場勞務與報酬的公平交易，因此期盼政府能減少抓捕。
觀光簽證下的短期勞動力
記者也採訪到一位泰國新住民趙女士。她是出生於泰國的傣族同胞，早年來台擔任工廠女工，後嫁為台灣媳婦。先生早逝後，她獨力承擔繁重的草莓農務，靠著這片田養大兩名子女。即便孩子如今皆已成年，她仍習慣天天下田，以此為生活重心。
造訪當日，街坊鄰居見到記者，紛紛誇讚趙女士是地方上有名的勤勞農民。她冬天種草莓、夏天種蔬菜，閒暇時還仲介泰國日用品來台銷售，整年幾乎不得清閒。然而，除了日常的忙碌，面對草莓採收高峰正值農曆年前後的特殊情況，除了大量果實待採，還需應付密集的觀光採果人潮，這種季節性的爆發人力缺口，單憑她一人難以支撐。
面對迫切需求，家族互助就是她的解方：她邀請家鄉的親友們在農曆年前，持「觀光簽證」來台，協助度過為期數月的農忙期。針對持觀光簽證卻從事勞務是否違法，趙女士直言「不知道」。這種以親情網絡建構出的短期勞動力，在法律紅線邊緣，實質支撐起了高強度的農業季節需求。
地下老闆是否影響價格？草莓盤商主導下的價格防線
《上下游》在雲林菜區調查發現，地下越南老闆種的蔬菜，可能以較低價格上市，造成不公平競爭，在大湖的草莓產業是否發生相同狀況？
詹益鈞是苗栗規模最大的草莓盤商，他豪氣地表示：「草莓的價格是由我說了算。」他分析，草莓與雲林等地的蔬菜產業特性截然不同。一般蔬菜農民常有「追高」心態，見去年何種作物價高便盲目跟種，導致隔年產量過剩、市場價格慘跌，盤商與農民皆須承受市價劇烈波動的風險。
相較之下，草莓農民的目標明確，冬春之際的四個月產期專注於單一作物，產量穩定且不易受盲目跟種影響。詹益鈞指出，正是因為大湖地區的開盤價格由大盤商控制，價格結構相對穩定，因此即便有外籍人士投入生產，也不至於在草莓產業中造成賤價競爭的亂象。
農民出身的詹益鈞深知耕作辛勞，他說會在大產量爆發前先開出較高價位，讓農民先賺回本錢。若市場行情不佳，他即便賠錢也會照開盤價收購，例如當天以 100 元向農民開價收貨，「價格一出，絕不反悔，而且所有農民統一收購」，即便當天市場只能賣 90 元，他仍會給付農民 100 元。這種盤商承擔風險、維持價位的模式，成為支撐當地農業經營的關鍵。
如何確保食安？在集貨場「前端抽驗」
詹益鈞觀察到，當地新住民起初跟著台灣農民學習技術，待技術成熟或因離婚等家庭變故，便會轉而自行租地經營。至於是否有「無證移工」租地種植？詹益鈞直言，盤商端基本上不干預種植者的身分，只要草莓品質達標，盤商一律收購。
然而，龐大的產銷量體也帶來管理隱憂。詹益鈞指出，儘管農民交貨給盤商時，集貨箱上標有可辨識來源的編碼，但一旦進入批發市場，轉由水果店或路邊攤商分裝進塑膠小盒銷售，很難再回溯到具體的生產者。
每日上萬箱的收購量，盤商無法逐箱抽驗，更難以實地監督農民下藥，因此僅能採取「明確警告」的手段，要求農民嚴禁使用禁藥。此外，詹益鈞亦與衛生局合作，採「前端抽驗」機制，邀請衛生局人員直接進駐集貨現場，從果農的載貨車上隨機抽樣、登記農民身分並進行藥檢。透過在收貨前端建立明確的身分與檢驗連結，一旦發生違規情事，責任便能直接回溯至農民端。
農會：無法掌握地下老闆數量
大湖農會推廣股股長胡智郎觀察到，許多移工跟隨台灣雇主多年後，可能不再滿足於領取固定工資，轉而透過與領有身分證的新住民或與台灣地主合作，成為實質經營的「地下老闆」。
胡智郎指出，大湖草莓約有四成用於觀光採果，其餘六成中，三分之二交由盤商，三分之一進入農會轉往拍賣市場。由於農會查核相對嚴謹，這類由移工主導生產的貨物，大多流向規範較具彈性的大型盤商。這群隱形的生產主體究竟規模有多大？胡智郎表示「無法掌握」。
地下越南老闆現象有多大？歡迎讀者來信協助繼續追蹤
當草莓與蔬菜產業同步出現「地下越南老闆」的經營型態，不禁令人思考：在台灣農村的各個角落，究竟還有多少隱形的運作模式，正以這種「法律邊緣、經濟共生」的方式支撐著產業運作？
這類「地下老闆」的經營模式是否也出現在您身處的農村？若您有相關見聞或產業線索，歡迎聯繫《上下游》新聞部，協助我們持續追蹤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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