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從楊儒賓教授取得「中研院院士」談起 中國哲學如何被肯定

一、新儒家取得院士之難

楊儒賓教授當選了中研院院士，昨晚消息公佈時，是我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先通知我。我看到新聞，非常高興，也感到有點意外。畢竟，新儒家大師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都沒有得到中研院院士的頭銜，那楊儒賓老師算是第一個做「中國哲學」而在台灣得到最高肯定的新儒家學者。錢穆先生、余英時教授、王汎森教授學術深厚博大，得到中研院院士順理成章，不過他們的專業領域都歸屬於「史語所」。而錢穆取得院士的資格，比提名時間（1948）晚了二十年，直到1968年才取得，此與錢穆本人的捍衛中國傳統思想的觀點有關。五四時期，以胡適為主的陣營取得了勝利，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強烈的批評，以現今的觀點來看，對中國傳統進行了「妖魔化」，進而提倡西方的自由主義、實用主義，以圖改革中國社會政治，擺脫中國被列強入侵、積弱無力的命運。雖然，後來余英時、張灝等學者都提出五四知識分子並非徹底打倒中國傳統，而是對其作出重新評價，但五四時期那些極端的批評，早就深入當時中國理想青年的內心，胡適在早期幾乎把過去中國文學的傳統推倒：

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以「死文學」一棒頭打中國傳統的文學——除了胡適所肯定的「活文學」，那些用白話寫出來的小說等。

對中國文學尚且如此，更不要談「中國儒學」的命運了，吴虞的〈吃人與禮教〉，以魯迅的《狂人日記》作開頭，最後在文末激情洋溢大喊：

到了如今，我們應該覺悟！我們不是為君主而生的！不是為聖賢而生的！也不是為綱常禮教而生的！什麼「文節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設的圈奪，來誑騙我們的！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這種煽動式的文字，最容易引起血氣方剛年青人之共鳴。青年人還沒經歷現實種種考驗，沒有深沉性的生命反省，但擁有對理想的浪漫激情，一心要改革社會，他們的生命力往往更傾向於浪漫主義式的想像，流於「兩元對立」的思想框架。西方現代精神是自由民主，是我們新時代需要的；中國傳統思想就是腐朽不堪，需要被打倒。

即使後來胡適等人的立場有所轉變，對中國傳統文化變得更為溫和，肯定中國傳統某些的價值，但他們在五四時期對「中國文化的全面性否認」所造成的影響力，已不能挽回。後來共產政權在大陸成功，所推動的「文化大革命」，幾乎是連根拔起式地摧毀了中國傳統文化，雖然說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全國性的政治運動，但如果沒有過去五四的反中國文化論述，那文革也不致於發展得如此「理所當然」。胡適等人在歷史裡種下的「惡果」，在中國歷史上，在世界文明史裡，多多少少是不能逃脫責任。即使在當代台灣，仍有不少人對「中國文化」帶有狹窄性的想像，當然此亦與台灣早年歷史有關。而曾經成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中國文化」沒有被否定，此可能與過去「文化大革命」無法延伸到香港有關。

在五四以後的中國歷史發展脈落，想當然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人都不太可能獲得院士資格，因為他們的學術被歸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與當時一起渡台的胡適等自由主義者理念不同。如果以學術的簡單分類，錢穆先生和徐復觀先生是從事「中國思想史」的領域，而牟宗三先生和唐君毅先生則從事「中國哲學」的領域；前者是從立足於中國歷史，後者是對中國哲學進行重新的詮釋，為中國哲學注入新的生命力。

牟宗三先生和唐君毅先生跟胡適一樣，都支持西方的民主自由精神，但他們努力的方向，是重新詮釋中國儒學，並從中國儒學當中的理論，開出一套支持西方民主自由的理念。牟宗三先生和唐君毅先生所堅信的，是我們不能拋棄自己的傳統文化，不能成為沒有歷史的「人」，沒有文化就沒有土地。這正是明末所言的「亡國」與「亡天下」之分，亡國當然悲哀，但更悲哀的是連自身的文化也被清洗掉，我們如何去理解自己的身份？如何在世界裡找到自己的位置立足？唐牟先生相信中國傳統文化能夠為西方民主自由理念提供厚實的基礎，使西方民主自由能植根於中國土壤。

當然，錢穆先生最後有當選為院士，而學術貢獻不低於錢穆先生的牟宗三先生和唐君毅先生則沒有，亦有各種不可控的因素，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史語所」在當時的權力比較大。中國傳統沒有「哲學」之稱，是近現代吸收西方學術系統才開出的領域，從在中國歷史上成立的時間上看，「文哲所」比「史語所」年輕太多。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翟志成教授的論文〈錢穆的院士之路〉。

楊儒賓教授的研究引起最大爭議是《1949禮讚》和《思考中華民國》，以「中國」出發的論述令部分支持台灣作為國家主體的研究者不滿。然而，如果把這兩本書放在跟當代中國儒學與中國政權為對話的框架裡，很明顯楊教授是運用了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動說」，主張中國文化在台灣的觀點。簡單來說，楊教授是要跟當代中國爭奪「中國文化」的話語權，認為中國儒學的「命脈」和「道統」最後落在1949年逃亡到港台的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等人手上，而非當代中國大陸的「新儒家」。楊儒賓教授對中國文化在台灣的重視，是看到台灣要成為主體國家，背後必然要具有深厚的文化論述，而中國文化正是現在台灣可以值得驕傲的國家資本。這種想法很容易令其他讀者、研究者誤會楊儒賓教授把「中國文化」放在台灣的中心位置，而台灣其他文化（包括原住民文化）會落在邊緣位置，而被中心文化所壓迫。然而，楊儒賓教授在詮釋中國儒學時，致力以「多元文化」切入，例如在《原儒：從帝堯到孔子》一書就闡述作為殷人的孔子推崇周文化，孔子個人對文化的選擇和肯定並非局限於自己出身的文化，而是以文化的高度作為標準。以此連結，楊教授的研究立足於台灣，對出生的台灣帶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個人作出的選擇和推崇是中國儒學，以此為台灣取得文化話語權。如果台灣要放在國際上，與一眾泱泱大國相提並論，台灣這個國家可以拿出多少「資本」與他國並列？作為世界上最悠久的中國文化，楊教授認為這就是台灣人可以值得在國際舞台上所秀出的「好牌」，台灣人不應該自我摧毀手上的「籌碼」。

楊儒賓教授的研究雖然以中國哲學為主，但背後有自己的強烈政治關懷和政治傾向，既不討好中國大陸（《1949禮讚》與《思考中華民國》被中國大陸列為禁書），亦不討好台灣人。然而，楊儒賓教授的擇善固執最後得到台灣學術界的最高肯定，可以說，台灣學術界通過對新儒家學者的認同，顯示出多元開放的風氣。

二、楊儒賓教授作為新儒家的傳承人：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作為他的學生，其實很難書寫自己的老師。第一次遇到楊老師，是2012年老師到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擔任交換教授。楊老師當時在哲學系的大學部開了《思與詩》一課，談哲學與文學的關係。中大的哲學系傳統，比較重視訓練學生的哲學概念、哲學分析那一塊，而「文學」則是安置於「中國文學系」那邊，少談跟中國儒家的《詩經》、《左傳》和有關中國儒家的詩詞等等。當時我在選擇大學主修領域的時候，在中國文學與中國哲學之間猶疑了很久，以我自己個人的性情可能更接近於中國文學，但因為當時香港中學的教育制度，文科生從中四就可以修讀「中國文學科」（不同於「中國語文科」）直到高考。當時我已讀了四年的「中國文學」，覺得自己對中國文學有基礎了解（當然還是停留於表面），但哲學還是比較難以進入，不是只依靠自己閱讀就能理解，所以最後選擇了「哲學系」，副修「中文系」。

還記得楊老師在課上第一堂談的好像是《中庸》某一節「天命之謂性」，因為我們在高中文學科時已讀過，課堂結束後，我和幾個同學一起離開，其中一個女同學口不擇言說，「剛剛教的東西好像太簡單。」我突然看到楊老師就站在我們身後，面露尷尬，我猜到老師大概聽得懂廣東話，我也瞬間尷尬起來，就說，快點走吧。那個時候，我的國語非常糟糕，大概只能聽懂十分之三，發音較接近廣東話的部分。老師談到「屈原」，我還問旁邊的男同學「屈原是誰？」他用廣東話告訴我。課堂內容現在也忘了很多，記得老師非常喜歡屈原跟陶淵明，他說一個優秀的詩人也是優秀的哲學家。這句話很打動我，因為以前我閱讀的米蘭．昆德拉、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人的文學作品，覺得他們的思想高度不低於很多哲學家，只是他們寫作的方式跟「哲學」寫作方式不同吧！

正經的內容不太記得，反而記得他提起蘇格拉底的太太。他說：「蘇格拉底的太太被人寫成『潑婦』，整天罵做哲學的蘇格拉底。我有一個女生朋友跟我說，她先生都不回家，在外面一直跟人談哲學。你說，如果一個先生不回家，他太太會怎樣？」聽到的當下，我突然覺得，老師雖然是男性，也到中年，還可以從女性角度去出發，很開明。

又有一次，楊老師談到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歸去來兮。楊老師很欣賞陶淵明，但也說「陶淵明在詩文埋怨自己太太不理解自己的理想，但想想看，你不做官，太太要跟著你一起下田，多辛苦，難道不可以抱怨嗎？」聽到時，我笑了出來。

當時在中大哲學系，也有一位在台灣出生的教授何秀煌老師。何秀煌老師，跟勞思光先生、劉述先先生是同輩，曾經連續兩任當選為文學院院長，當年的中大文學院院長不是學校指定，而是所有教授一人一票選出來。何秀煌老師的學術人格，我也深為敬重，他待學生寬容，但律己甚嚴。他年輕時從事邏輯、分析的哲學領域，晚年走向「教育哲學」，不重理論，而在於以個人人格感化學生。在何秀煌老師的「哲學日記」課堂上，他給我們的筆記都是自己親自書寫，交給助教影印，派發給我們。他的筆記多是有關社會、做人做事的問題，常要我們分組討論。有時，我們亦會走出教室，坐在聯合書院的草地上討論問題。我們每天都要寫「哲學日記」，老師每星期會親自批改。何秀煌老師常批評做哲學的男性自我中心、自負，常常為辯而辯，不是為了討論問題，而是為了展示自己的優越。他也直言不少讀哲學的男生，用「哲學」來追求女生，在女生面前侃侃而談基本的哲學知識，非本科的女生聽來就覺得很厲害，對他們很敬佩。何秀煌老師說過一句，「讀哲學讀得最成功的，是其他人不知道你是讀哲學。」這句話，我一直放在心裡。

當時，自己偶爾還會寫一些零星的散文、小說，也會放在自己的哲學日記本，給何秀煌老師看，他會閱讀後加以評論，亦鼓勵我既然有寫作的才能，就繼續寫，不要放棄。但後來，因為某些緣故，我沒有再寫散文、小說。修讀楊儒賓老師的課，最後要交一份期末報告，當時的報告還在，有他親自用紅筆書寫的評語：「本篇報告析理細密，獨抒己見，作者對文字的感受能力甚強，對哲學議題的分寸也掌握的住，善加發揮，他日是有成就。勉之！勉之！」記得他把報告交給我時，他說「你要考研究所。」他還有請我們幾個報告寫得不錯的同學，在中大餐廳吃飯。當然，現在看來這份期末報告，根本是「天馬行空」，亂寫一堆，哪有好。不過是大學生那時，比較多個人感受。但因為老師的鼓勵非常觸動我，一直保留著這份報告。

大學畢業後，因為各種因素，沒有考上中大中文系的研究所。後來，楊老師就建議我來台灣清華就讀。當時，香港人對台灣知之甚少，其他朋友聽到，還問「清華不是在中國大陸嗎？」近幾年，因為多了香港人移民台灣，香港才對台灣了解比較多。我那時舉棋不定，所以跟楊老師相約暑假到台拜訪他，跟他請教來台就讀的事情。當時，我跟朋友Y一起去台灣，楊老師幫我們在台北訂了頭兩天的旅館，費用他付了。老師約我們在紫藤廬吃午飯。午飯過後，他跟我們說，待會他要開會，你們先到外面逛逛，傍晚五點，再到紫藤廬來找他。到了約見的時間，我和Y等到五點半，當時手機還沒像現在那麼先進，我對台灣的街道也不熟悉，心想會不會我們聽錯了地點和時間，焦急起來。問了紫藤廬的一位服務生，他說楊老師好像在裡面一間房間，不知為什麼，我們沒有多想什麼，就去到那房間，把門直接打開。門一開，我看到楊老師坐在席上，還有其他不同人（教授），大家同一時間抬頭，看著我們。我非常尷尬，又把門關起來。楊老師走出來，客氣的說，再等一下，我之後去找你們。他完全沒有生氣，語氣非常溫和。

晚上，楊老師帶我們逛台北的夜市，點了不同小菜給我們吃。又帶我們到一間新開的香港茶餐廳，問我們味道跟香港相比如何？他又帶我們到台北古董街看，後來走進一間古董店，老闆跟楊老師相識，他拿出了三十年的普洱茶葉，泡給我們喝。坐著聊天時，楊老師指著牆上的畫，說「這是齊百石的畫，你們猜多少錢？」我已忘了多少錢，依稀記得好像說「一朵花，一百萬」。楊老師跟我們道別時，說，我最近比較忙，下次你們來，我有空的話，可以一起去台東。

後來，我通過香港報考台灣大學的程序，進入清大讀書。到清大後，也有先拜會楊老師。可能因為自己提及對現在文學，特別是中國當代作家史鐵生很有興趣，所以當我找楊老師當論文指導老師時，他沒有立刻答應，直到我已寫完論文第一章，準備要口考了，約見談論文和口考時間時，他還問我，是要簽（指導教授）嗎？

楊老師的學問深厚，來自中國大陸做儒學思想的同學也深為佩服。現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的魏同學，碩班時跟楊老師學習，博班回到中國大陸的清華，跟陳來教授做研究。魏同學帶了楊老師在台出版的學術書回去北京清大，他上課時把楊老師書放在桌上，其他研究生都心生羨慕。另一位大陸同學在清大讀博班時，也想找楊老師指導，但他被拒絕一次後，就改找了別的教授。後來他回中國大陸工作，節日相互問候，他跟我談起這事，說自己當時臉皮薄，也後悔沒堅持找楊老師當博導。他說了一句，「他是真正繼牟唐二人之後，能靜心做思想學術的人」。

楊老師有幾次跟我談起關子尹教授，關老師也是我在中大哲學系的老師。當時我有幸修讀西方哲學史上下，都是關老師開課。楊老師對關老師的學術評價甚高，說香港竟然出了那麼優秀的學者，認為相比勞思光先生，關老師的學術更有人文素養。又說，現在研究西方哲學的華人學者，有幾個是可以去德國教課？關子尹老師在當年港中大要推行國際化，要實行全英文教學時，曾經寫文章捍衛母語教學的傳統。在我就讀中大哲學系時，哲學系的老師還是大多以廣東話上課。在兩三年前，楊老師邀剛在中大退休的關老師來清大哲學所開課，剛好我得知關老師在清華時，就相約兩位老師一起吃飯。

我們在清大水漾餐廳吃晚餐，當時關老師在清大期間寫就《海德格的哲學思路》一書，楊老師笑著說，可以幫助到清大哲學所跟學校申請成立博班制。楊老師還故意問我：「你喜歡中大還是清華多一點？」我面露尷尬，最後吐出一句「中大的校園比較大。」楊老師回：「清大的校園其實也很大啊，不比中大小。」關老師談起自己最近寫論文，有時突然在街上想到論文題材時，就會用Iphone的語音功能，直接轉成文字紀錄在手機。一向不用電子產品的楊老師聽後，雙眼睜大，驚訝的說，「現在手機可以啊？那我也想去學學。」當然，楊老師不可能會花時間在3C產品上。

作為楊老師的學生，想到他的事情很多，整天待在研究室、常常凌晨十二點看到他走下山、跟博班學長的小孩在人社院牽手跑過、對於我同志的身份毫不驚訝、非常關心我的身體健康……

楊老師知道我多年來被內心的一種「虛無感」所困擾。有一段時間，他最常跟我說的話是，「人要對社會有所盡責」、「當你對他人有所感通時，表面上你幫助他人，最後是幫到自己」。有一段時間我對梁漱溟非常感興趣，楊老師說：「梁漱溟曾經有幾次想到要自殺，但他最後能夠克服過來。」他看過我一篇論文，有提及存在主義，他說，存在主義可以有另一種解釋，海德格的「被拋擲」也可以理解成在世界上與他者「共在」。當看到網路上賴錫三教授訪問楊老師時，楊老師提及自己的學問跟年輕時的虛無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國中時期的虛無感比較嚴重，想到死亡、自殺都有，這些話語聽起來，我沒有覺得驚訝，作為他的學生，或多或少會感受到楊老師這一面向。

楊老師不是典型埋首於書堆的研究者，他的研究多是以個人關懷為出發點，當代論文與文學的表達方式大為不同，很多優秀的論文大多難以避免文字枯燥的問題，但楊老師的論文文字之間，有情的流動。楊老師本人對學生溫和敦厚，但對自己理想的堅持有水滴石穿的精神，以致平日勸勉我的話語，都會感受到一個真正直面過自己死亡的人，才能在生活面前有如此大的氣魄。（推薦閱讀：觀點投書：水泄不通的掌聲見到中文在台灣枯竭的未來）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