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雄專欄】AI時代的人權底線

台灣《人工智慧基本法》三讀通過後，數位發展部公告了三份影響評估報告（https://moda.gov.tw/major-policies/ai/governance/19246），指出AI應用對兒少、人權與性別三大領域所帶來的潛在危害，其中深偽技術風險在各領域均名列前茅，被跨領域專家一致建議列為優先管制情境。這份報告的發布，是政府首次以系統性方式正視AI對基本人權的衝擊。但更深刻的問題隨之浮現：台灣社會是否真的做好了準備，在擁抱AI帶來的經濟紅利之際，同步守住每一位公民不可讓渡的尊嚴、自由與人權？

深偽危機不只是技術問題

深偽技術橫行，已不再是科幻電影裡的假設情境。香港曾發生企業員工被AI合成的視訊會議所騙，一次匯出相當於數億台幣的金額，台灣本身也持續出現利用名人面孔剪接的詐騙廣告。更令人憂心的是，生成式AI的普及讓偽造門檻大幅下降，任何人只需幾分鐘、幾個免費工具，就能製作出肉眼難辨真偽的影音內容。當假臉可以開口說話、假聲音可以電話詐騙、假新聞可以一夜病毒式擴散，整個社會的信任基礎便開始鬆動。

深偽問題之所以困難，在於它不是單一技術失控，而是人性弱點與演算法能力之間的結構性錯位。人類的大腦天生傾向相信眼睛所見，這是數百萬年演化的結果。但AI卻能在幾秒鐘內生成一個完全不存在的「真實」。在這場不對等的戰役中，指望個別公民靠肉眼辨別真假，是既不公平、也不實際的要求。近期有研究指出，人類若經過短期系統性訓練，確實能培養出對深偽內容的「直覺辨識力」，但這正說明了教育介入與政策保護的必要性，而非個人自求多福的問題。

法律護欄仍落後於現實

歐盟《人工智慧法案》自2024年8月正式生效，分階段逐步落實，其中2025年2月起禁止的項目包括在公共場所對民眾進行遠端臉部辨識，以及無差別蒐集網路人臉影像。但批評者已指出，歐盟執委會頒布的實施指引存在模糊地帶，讓部分舊有的人臉辨識系統透過「祖父條款」繼續運作而免於新規管束。更有分析警告，部分成員國與大型科技業者正以「簡化法規」為名，試圖鬆綁原本用以保護基本人權的約束條件。

這種現象並非歐洲獨有。在全球各地，立法速度始終追不上技術演進。台灣的《人工智慧基本法》雖然具有歷史意義，但其主要功能仍是框架性的，尚缺乏細化的執法機制與處罰標準。問題的核心在於，AI治理需要的不只是原則宣示，而是可執行的制度設計。哪些AI應用屬於高風險、誰有責任進行事前人權影響評估、民眾在遭到AI系統歧視性對待後如何申訴並獲得救濟，這些問題都需要清晰的法律答案，而不是等到爭議發生後再臨時拼湊。

演算法偏見是系統性不公

AI對人權的威脅，不只來自深偽技術這類顯而易見的濫用，更多時候是以安靜、隱形的方式進行。當一家企業用AI系統篩選求職者，當銀行用演算法決定是否核發貸款，當刑事司法系統用風險評分工具輔助量刑，背後的訓練資料若帶有歷史偏見，輸出的結果便是對特定族群的系統性不公，性別、族裔、居住地區、社經背景，都可能成為隱性的歧視指標。更棘手的是，當事人往往既不知道自己被AI決定了什麼，也不知道錯誤在哪裡，更不知道如何挑戰這個決定。

「黑箱效應」是這個時代人權議題的核心矛盾，越複雜的AI模型，決策過程通常越難解釋，越難解釋的系統，對個人的影響力卻可能越大。個人面對這個不透明的機器，幾乎毫無招架之力。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人權倡議者主張，人類不僅應該有「知道AI正在做決定」的知情權，而且此AI系統若沒有被驗證過是公正無偏見的，人類可以要求真人重新審查的實質途徑。這個權利，不是對技術的否定，而是對人性尊嚴最基本的堅持。

AI發展以人為本

在未來AI的世界，誰掌握技術、誰制定規則、誰承擔後果？當巨型科技公司的商業利益與公民的基本人權發生衝突，如果缺乏有力的公共制衡機制，結果幾乎是可以預期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強調AI的發展邊界，必須由人權劃定，而不是由市場競爭劃定。如何在「創新驅動的經濟利益」與「以人為本的人權保障」之間找到不互相消耗的平衡點，是各國必須主動面對、而非被動應對的時代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