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赦國際 能否與時俱進？

（德國之聲中文網）"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燃一支蠟燭"。--1961年，當彼得·本南森（Peter Benenson ）在一篇文章中寫下此言時，他可能不會想到，這句話有一天會成為大赦國際的准則。1961年5月28日，《倫敦觀察家報》發表了這位英國律師撰寫的題為《被遺忘的囚犯》一文。此前，在翻閱早報時，他看到一則新聞，說的是兩名葡萄牙學生在一家餐館因為自由干杯後被捕。

本南森義憤填膺，要求釋放他們，並敦促讀者寫信給葡萄牙政府。不過，他走得更遠。他在文章中列舉了世界各地的侵犯人權行為，並使用了 "良心犯 "一詞，以凸顯那些言論自由遭到各種手段束縛之人的困境。他當年發起的 "呼籲大赦 "運動，實際成為大赦國際的前身。

該組織的重點從最初的"被遺忘的囚犯"逐漸擴展，並 "從委托演變為使命"。20世紀70年代，該組織重點關注了多個拉丁美洲獨裁國家的囚犯待遇問題，並發起反酷刑和死刑運動。1977年，大赦國際獲諾貝爾和平獎。

1980年代，其它議題也進入大赦國際視野，其中包括法外處決和政治暗殺。80年代末期，大赦國際將目光投向全球不斷增加的難民。

重點轉移

20世紀90年代，大赦國際專注於武裝沖突現象，揭露東帝汶、盧旺達和前南斯拉夫的暴行。自2000年起，該組織將關注重點轉向經濟和社會不公問題，這也是日益全球化的結果。

大赦國際德國分部前主席米爾(Anja Mihr)解釋說，最初幾年，大赦國際主要建立起了"意識構建"機制，通過公開信等行動喚起政府以及公眾的關注。"因此，在最初的30年、40年，甚至50年裡，大赦國際的行動是否真的會引起政府的直接回應，並不那麼重要。"

她強調，從那時以來，特別是隨著全球化和信息技術時代的到來，世界發生了巨變。她表示，"因為有這麼多其它組織也在做，我不很確信，大赦國際今天是否也需要以同樣的規模從事其固有的強項，即善於調查取證。我們業已有其它手段來了解當地發生的情況。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再需要非政府組織。"她現在是設址柏林的洪堡-VIADRINA人權治理中心項目主任。

閃光者不都是金子

成立60年來，大赦國際並非一帆風順。該組織強調不拘泥於政治意識形態，不 "支持或反對任何政府或制度"。但批評者說，大赦國際就是這麼做的，並指責該組織的報告時有偏見，或者，未考慮或可將安全威脅視為一從輕因素。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國際關系教授霍普古德（Stephen Hopgood）說，部分問題是該組織仍停留在了過去。他專門研究人道主義和人權的國際政治，是《火焰的守護者：理解大赦國際》（Keepers of the Flame: Understanding Amnesty International）的作者。

這位教授指出，"大赦國際是一個來自冷戰時期的組織，就其建立及運作方式而言，從很多角度看，它能存活60年已是奇跡。"他強調，現在處境困難，"這甚至不一定是大赦國際的失敗，而更多地是因為我們所處世界的復雜性，與1960年代和1970年代相比，這個世界已迥然相異。"

對大赦國際的批評意見還包括：在外交領域，該組織對非西方國家或不受西方支持的國家有偏見。霍普古德對此不以為然。他反駁說，相關評價應置於當時情境。他強調，大赦國際是少數堅持言論自由原則的國際組織之一。他指出，大赦國際"力圖公平、中立行事，確認西方、東方和發展中國家的良心犯。……對大赦國際來說，從許多方面看，過去的那個時代是一個相對簡單的時代，容易看清誰是敵人，而敵人就是專制政權。"

然而，面對當今復雜的挑戰，中立和公正的政策越來越難以維持。霍普古德以最近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的戰爭為例指出，"如持中立態度，則必須說，無辜平民受到傷害當然要不得，但那些強烈支持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人便會認為，這是在站在了敵人一邊：若你不站在我們一邊，那你就是反對我們。但以色列裝備強得多，又有這麼多控制，怎麼可能有平等關系呢？"

在沖突和戰爭情況下人權被視為是中立的時代已經改變。專家們指出，某種程度上，它已不再適用於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是由民眾就一系列深刻而復雜問題的的關注程度所決定的，性工作或墮胎等問題都屬於這樣的問題。作為其意識形態或道德立場的一部分，雙方都要求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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